■本刊记者 贺海峰

八百里之隔，冰火两重天。同样是民营经济聚集地，浙江温州，金融风波仍在深度发酵，信用体系近乎土崩瓦解；福建泉州，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泉州市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含个人经营性贷款）余额为1507.12亿元，比年初增加177.86亿元，同比增长20.55%，高于各项贷款增速5.06个百分点。

这是泉州金融改革的新突破。2012年12月，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泉州成为继温州、珠三角之后第三个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而其最大特色，在于明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向。

泉州主动请缨

泉州一向以“民办特区”著称。改革开放以来，全市民营经济总量年均递增30%以上。2012年，泉州拥有各类民营企业13万多家、亿元企业1500多家、中国驰名商标90多件，居全国地级市首位；拥有上市公司近80家，居全国地级市前列。

正是源于对实体经济的坚守，泉州工业经济连续20年领跑福建，形成了纺织服装、鞋业、石油化工等3个产值超千亿元产业集群，以及装备制造、建筑建材等两个产值超500亿元产业集群。

如此雄厚的家底，让泉州在面对亚洲金融风暴、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风波等考验时，不仅岿然不倒，还在逆势增长。“是实业守住了泉州的稳固发展。”泉州市委书记黄少萍说。

毋庸讳言，尽管泉州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产业价值链，但绝大多数企业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底端。在后危机时代，泉州民营经济开始遭遇诸多挑战，例如出口“天花板”、劳动力成本和融资成本高涨等。2012年，部分企业甚至出现了罕见的“订单荒”。

因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民企“二次创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相对有利的位置，已成为泉州的当务之急。

“转型单靠企业自身力量远远不够。要靠两大引擎：一是科技创新，一是金融支撑。”原泉州市委常委、副市长付朝阳如是判断。

实际上，“金融服务难”、“贷款难”问题，始终是困扰泉州实体经济发展绕不开的“路障”。2012年，泉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占福建全省的24%，工业总产值则占全省的30%。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泉州体制内的金融供给相对不足。首先，融资渠道单一。2012年，泉州实体经济通过银行贷款融资占比约为87%，比福建平均水平低4个百分比。其次，信贷总量偏低。2012年，泉州实体经济从银行获得的各类贷款仅占福建省的16.6%。

但是，泉州并非资金缺乏之地。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大量存款贷不出去，存贷比仅40%，甚至更低，贷款总量却严格按规模管理，每年只允许递增若干个百分点。如果按统一的75%管理，可以迅速释放几百亿元流动资金。由此导致少量大企业、优质企业被银行追着放贷，而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往往求贷无门。

统计显示，目前，在全市12.5万中小微企业中，与银行产生信贷关系的不足25%。无奈之下，更多的中小微企业，唯有依靠民间借贷。一些大企业则乘机成立投资公司，在实业不振的情况下，出现了“钱炒钱、钱生钱”的现象。

“这很值得我们反思。泉州这么好的条件，强大的实体经济，诚信的文化，巨大的需求空间，但还是有这么大的差距。这不说明我们的金融体制机制或者说体系有问题吗？”付朝阳一针见血地说。

在他看来，我国金融体制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需要进行一些突破，否则问题将会越来越多。“市场经济呼唤现代金融制度配套服务，这是一种必然。全国到哪里去找泉州这么好的地方来进行金改呢？”

2012年3月，在温州国家级金改试验区获批的同时，泉州也将金改方案上报到国务院。内蒙古鄂尔多斯、湖南长沙等地，都在摩拳擦掌。经过一番激烈角逐，泉州最终脱颖而出。

与温州赛跑

最近几年，地方金融改革风起云涌，侧重点也各有不同，比如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深圳前海探索粤港澳金融合作等。相比较而言，温州与泉州的金改方案相似度更高，更具有普适性。

温州金改的着力点，是将民间资本推向“阳光地带”。2011年下半年，温州在全民借贷歧路上越陷越深，最终爆发震惊全国的老板“跑路潮”。因此，打通8000亿元民间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血脉通道，成为温州金改当务之急。

回过头来看，温州的确下了很大功夫。比如建立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成立市金融监管局、金融仲裁庭、金融法庭等。不过，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温州金改，眼下正陷入“改皮不改骨”的负面评价中。

其实，包括吴敬琏在内的部分经济学家，一开始即对温州金改持谨慎态度。2012年5月，吴敬琏曾公开表达：“我不是很看好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这种试验当然有一定意义，但如同病人吃阿司匹林或抹万金油。”

果不其然，金改启动一年半后，由于温州房价大跌，老板“跑路潮”进入第二季。这次危机更加深重，从坏的企业开始向好的企业蔓延，从企业开始向金融机构蔓延。

泉州金改不能只在传统的金融框框里打转转。

数据显示，温州市不良贷款率高达3.79%，个别银行甚至一度突破8%，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银行纷纷从产生风险敞口的地区抽贷、压贷，有些大银行的高层明确表态“可以放弃温州”。

“政府不信老百姓，老百姓不信政府。银行不信企业，企业不信银行。企业说银行是骗子，银行说企业是小偷。以前企业互保，彼此拍下脑袋就决定了，现在连亲兄弟都不敢互保了。”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忧心忡忡地说。

在周德文看来，温州金改之所以未取得重大突破，在于胆子还不够大，改革的步子还不够坚定。而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行长张健华则回应称，金改的实施及效果受制于实体经济病灶和状况，不能要求立竿见影。

与温州的被动改革不同，泉州则是主动求变——它不想继续上演温州的故事。

由于专注于实业，泉州的诚信文化氛围一直十分浓厚。泉州企业家的特质之一，就是诚信为本、抱团合作。企业之间经常在原材料供应、货款支付、资金拆借等方面互相关照，有时仅凭一张借条，上千万的资金就打过去了。这种诚信文化造就了泉州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2011年，全市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0.7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2个百分点；2012年，进一步下降为0.52%。

不过，泉州的劣势是金融业与经济实力并不匹配。泉州的存贷款余额尤其是企业存贷款余额甚至不及温州的一半，各类金融机构网点少于温州，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融资机构也明显少于温州。

究其原因，有的小微企业觉得银行程序太繁琐，设计的金融服务产品越来越复杂；而大多数银行则出于“安全高于一切”的宗旨，掌握不到这些小微企业真实、准确的信息，当然也就不敢轻易放贷。

显然，在“不想贷”与“不愿贷”之间，关键的阻隔，也是建立现代金融制度的要点——信用体系建设。

对症下药，泉州选择以“区域金融”作为金改的路径。也就是说，在清晰政府、银行、企业的边界之后，建立起一套覆盖泉州的区域信用系统，政府与信贷双方都能有效、方便地识别风险，从而彻底打破“信息孤岛”。为此，泉州还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管理局。

“这些基础性工作，有时甚至不讨好。但越是这样，就越是地方政府应该做的。这些问题，一旦看准，就一定要咬住青山不放松，打攻坚战，绝对不能绕、不能滑、不能偏。”付朝阳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标志性的改革项目上，温州、泉州甚至形成了对“第一单”的竞争态势。比如，新任福建省委书记尤权要求加快制定民间融资管理办法。此前，在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期间，他曾力推温州金改落地。而知情人士则透露，我国首部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很快将由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

温州与泉州都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完成金改所赋予的任务。这场马拉松赛跑或许才刚刚开始。

“谋定而后动”

最近，东塑鞋材公司又从泉州银行获得2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让该企业颇感意外的是，公司不需要先偿还本金，银行直接续贷。

“以往，每年8月是还款期，经常出现公司生产经营周期和贷款、还款周期不一致现象。为了凑齐资金，我们只好压缩生产或者向供应商延期付款，甚至不得不向民间融资。”公司负责人蔡声伟说。

针对这一难题，2013年4月，泉州银行在全国率先推出“无间贷”业务。此举打破了“先还后贷”的传统续贷模式，受到众多小微企业欢迎。短短5个月内，这家银行已办理“无间贷”业务154笔，金额3.17亿元，受益企业160多家。

这只是泉州金改的一个缩影。过去一年，当地金融机构不断摸索适合民企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取得不少积极进展。比如，泉州民生银行创造性地提出“稳定的银行流水也是一种担保方式”，依据小微企业的有效经营流水给予信用授信额度；再如，泉州银行发行20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推动小微企业做大、做强、做出特色。

而在引进培育地方金融主体方面，泉州同样可圈可点。2013年9月，惠安中成村镇银行正式创立。这是泉州引进的第一家村镇银行，也是实现“村镇银行县域全覆盖”的一枚重要棋子。同时，全市新设小贷公司、典当、担保等准金融机构40多家，注册资金接近80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泉州本地民间资本加上外地侨资，可能高达2万亿元。伴随金改的持续深入，这笔巨资如何健康有序回流实业？泉州正在进行这项高难度的探索。

作为一家以从事石化全产业链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公司，斯兰集团上游客户是10多家世界级石化巨头，下游客户则是以泉州板块为主、数以千计的制鞋、制革企业。斯兰目前试水的业务是民间资本管理，其运作模式被金融界称之为“全产业链服务”。

这在泉州已有先例。南安市的石材产业占据全球重要地位，2012年6月，民生银行正式成立了“石材产业金融事业部”，这也是民生银行第一个未设在北京的一级总部。仅仅半年，在这条产业链上的放贷已达25亿多元，约占2012年新增放贷量的半壁江山。

此外，由于地理位置毗邻台港澳，泉州也被定位为“台港澳侨金融合作试验区”。台湾的金融业比泉州起步早，而泉州又有台湾所没有的广阔市场。在众多利好消息刺激下，台湾金融机构纷纷抢滩泉州。例如，台湾统一证券公司联手泉州两家企业，共同发起设立泉台合资证券公司。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不仅可以承接低成本的资金，更可以承接一些先进的理念和人才。这才是我们的根本。”付朝阳说。

在他看来，泉州金改不能只在传统的金融框框里打转转。他举例说，下面县里、乡镇、社区，设一个网点或分支机构，任命一个行长，都要报省里甚至中央去审批，这也算高效？在一个小小的区域，谁对当地的企业最熟悉，谁最知道风险？金融机构本质上是企业，在市场上赚不到钱，肯定会退出和关闭，为什么不能让它们竞争更激烈一些呢？

不过，付朝阳也坦言，泉州要了金改这顶帽子之后，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外界期待改革越快越好，会有不同的说法，会有很多的困惑甚至非议。实际上金改是急不得的，要用3-5年才能建立起一个相对完善的金融市场。

“泉州金改，头半年要做鸵鸟，把头埋在沙子里，埋得越深越好。我主张把一些重大问题研究透了再做，宁愿慢点也要稳妥。”付朝阳认为，只有不急、不争、不畏，泉州金改才会产生全局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