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 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导中国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传媒与艺术市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

电影《小等》海报

电影是人类科技创造的产物，但声光化电背后所期待的又其实是生活梦幻展现。有时我们会忘却了创作的奇幻是为了揭示平凡的真实，而梦幻的展示也其实是更好的回到弥补性满足的现实。说到底，电影是影像生活的奇幻化放大，而观众“看到”的还是心底的期望。所以，无论大片小片，留在记忆中的都是有意味的影像，而意味来自于对生活的感知。判断电影的意味是情感表现的真切性如何，《小等》就是一个看似不起眼却揭示不少现实生活内涵的影像创作。

在中国电影大格局中，农村电影始终难以凸显，一方面是农村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已经不是以往那个小农经济家族聚集、起早贪黑劳作的乡村，在生产和生活状况中当今农村已经今非昔比。同时，农村生活的主体也不是青壮年为中心的劳作队伍，老年人和孩子世界的孤寂人群成为无法回避的主角。由此农村生活层面的矛盾如何把握和表现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正是不短时间中乡村电影风光不再而逐渐疏离主流大众的视野，即便拍摄出来的农村题材创作也缺乏触动人心的东西问题所在。而《小等》却有些意味，这部涉及当下农村现实生存境况的真切性表现的电影，似乎为都市化进程所忽略的农村复杂的诸多问题都在这里聚焦凸显，即关于农村以往存留的计划生育遗留问题、当下因为务工外出而凸显的尖锐的农村留守儿童困境问题，乡村留守老人生存难题与代课教师精神生存与社会生存问题，现阶段基层组织责任与状况等等。在近年不景气的农村题材创作中，《小等》是有深度的农村影像作品，在略显肤浅的儿童电影表现中，《小等》也是触及现实真实的儿童生活境况表现出色的作品。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大国而言，急速的现代化进程让都市生活占据了人们的视野，而日渐严重的三农问题似乎遮蔽在后面，于是一朝城市化耀武扬威的夺走视线的时候，传统的农村却成为令人担忧的地域:年轻人走入都市挣钱，留下老人孩子驻守，无论生产还是生活，孤寂的景观都突出出来，影片中和女孩小等相互依傍的奶奶，残病交加，思念死去的儿子、期望儿媳归来、自身又无能为力的境况，正是许多地域乡村老人的生活真实。他们的境况之中有什么需要关注值得琢磨。不仅是老人，那个叫庆生的小学教师，也是一个留守青年，他的自小残疾和守护乡村的后面，显然是另外一种留守，孤寂的生活却要坚守更多的东西，让农村的身心心酸得到又一个证明。而村主任的“留守”再一次印证这当下农村的困境:他已经不是耀武扬威时代的农村干部，服务也好、领导也罢，其实更多是面对这些自谋生业的老人和孩子，婆婆妈妈的照顾之外，还无奈于召唤不了老人的孩子、孩子的父母归家，似乎农村的村主任不是守着电话机就是自己去为村里叫卖辣椒。而从一开始他就对那些老年妇女坦言绝不想做这个村主任。

影片切入的是现今农村的主要矛盾，而中心是聚焦在矛盾眼里的孩子小等——一个期望母亲爱抚却不可得的女孩、一个惊恐于晚间恐怖的幼小无助孩童、一个需要父亲般温暖抚慰的小女孩，却背负着父母欠下的超生债务，肩扛着售卖辣椒一趟趟奔波才能养活家人的小学生在这样的乡村中顽强挣扎。在她身上牵连着以往父母的超生的历史、现今母亲远游空巢的农村现实、老人空落落的生存境况，由此在一个儿童表现的题材中，折射了农村不可回避的现实。影片触及了社会急剧变化的真切状况，让我们看到生活艰难中的缘由和似乎无能为力的真切状况。

从儿童题材表现而言，《小等》也是有别于不少极力模仿孩子却实在勉强，或者试图赋予少年老成具备教化孩子们的可笑创作，影片真实的表现这个孤零零的女孩所面对的困境，让一个活生生的乡村女孩在孩子的孤寂害怕、不能不成熟操持家务、担忧惊恐的孩子本色和个性开朗顽强性格的多层面得以展现。就角色的超乎弱小身体却要承担劳作和家庭重担表现看，小等的顽强充分而自然，一次次跑集上售卖辣椒，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气性显然，而自己劳动所得一点都不放弃和一点他人的便宜都不沾的性格，又是自立自强的典型表现。但影片对于她喜欢读书的渴望在老师可以辅导的欢欣雀跃中得到展示，在渴望妈妈电话的急切中显示女孩需要家庭温暖的微妙心理。在奶奶每天夜里失态的追鬼境况下，白天对孩子一般安抚老人的她，却是极度需要保护的孩子的心境也得到很好的透露。这就是一个本真的孩子，因为空巢而只能提前承担家庭重担，在畏惧里极力成长，却依然是需要依靠在成年人肩膀上休憩撒娇的小女孩。影片没有拔高却也鲜明的描刻出不能为却只能为的当下农村孩子在生活中的柔弱和坚强。这就为她期待电话而那就是心理渴盼和期望的真实孩子心理做了合理的表现，而最终在农村孩子美好却不成熟的拉线中完成了悲戚性的结局。

但我们要说，正因为真切表现现实农村诸多矛盾，正因为对于这样境地中的女孩做了合理的行为举止表现，影片的现实主义色彩基本奠定，具有了可以感知的良好背景，而情节中的重头才有了令人心动的铺展余地。这就是乡村教师庆生对于小等的关怀而具有微妙的人性期求与精神复杂性魅力，这是基本表现顺势而下的情节铺展合理性，也是触及社会现实的必要。小等的老师自小残疾，这给与其生存在青年人都远走他乡相悖反的合理理由，而显然加剧了自身生存的艰难，作为年轻人不能外出挣钱只好留守在老人孩子身边，而年轻女性的稀罕和自身小儿麻痹的残疾，对于情感的期望渺茫，反而造就了心甘情愿的真实理由。老师庆生自身的不幸使之更为怜悯关心过早承担家庭重担的小等，从影片一开始他的路遇相助，而小等的微笑感谢等等，已经将老师和学生之间相互关切的关系表露出来，而随着情节进展，一次次的关心让纯洁的师生情谊具有可感的美好性。直到奶奶越来越恐怖的夜间刀剪行为吓坏了女孩，她只能逃离到老师家寻求庇护开始，乡村中的男性保护与女子依存庇护的关系慢慢呈现出触及农村道德的限度。于是孩子合理的理由:没有家长的保护和寻求妈妈电话慰藉的不可得、奶奶变异的捉鬼可怕恐怖的威胁，都集中到小女孩不能不寻求老师保护温暖的家中。庆生的本能爱护学生和逐渐意识到对于单身女孩相处的不可之间的矛盾，让影片进入微妙的冲突中。美好的纯洁性在其中占着主导地位，但世俗社会的约束又导致畏惧出现，孩子本能不自知与老师有心护佑却有意回避之间，将影片的主要心理冲突凸显出来。这一矛盾的合理性随着会计撞入的尴尬而得到放大。此刻，中国社会生活的道德禁忌突出出来，无辜的孩子和慈爱的老师都陷入不知的境况中。尽管电影善意的解决了矛盾问题，但影片触及这一领域的思路和观念，的确是儿童电影的少有表现，为呈现现实社会问题必然要涉及的一些派生难题做了自然而不遮掩的表现。电影敢于表现社会问题而不是主观排斥，正是中国电影特别需要增强的方面。影片的眼光、观念和处理都很恰当。

电影《小等》上海首映式

于是我们肯定《小等》在既触碰现实矛盾又稳妥表现儿童创作和农村生活状况之间的关系，必须强调其最为重要的观念支撑:面对生活矛盾的喜剧性因素和正能量的处置生活的精神。实际上关于小等妈妈超生而出逃，村主任被奶奶恨恨击打，以及会计怀疑谗言的情节，都没有成为毁坏影片基调的原因，是对于生活的态度呈现。创作者站在孩子的角度表现了矛盾却依然充满趣味而不是灾难。这从不愿意当村主任却一开始就是喜剧化的抱怨而依然关心孩子和做好自身安抚乡民开始，喜剧调式生活就赋予了电影处置矛盾的亮色，村主任躲避奶奶不仅是惧怕其实是爱护老人，这也相当程度上为以往计划生育处罚做了暗中的愧歉弥补。而会计告状和处置庆生老师的表现，并没有剑拔弩张的悲剧处理，既要弄清真相又其实相信误会，使得矛盾处理具有舒张性。显然表现矛盾不是为了批判，而是表现生活的多向。而在主人公小等的一系列表现中，贯穿着的是她顽强的精神，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而期待妈妈电话的孩子心理需要的美好，和后来为了电话不断线而在老师唯恐伤害她拒绝寄宿的风雨中，她的接线行为，也具有了悲剧的美好出发点的表现。其实无论是村主任的不断关爱、庆生老师的慈爱爱护，都和孩子爱读书的心灵美好相互呼应。于是更为突出了现实农村需要排解孩子孤寂的危险问题。在老师和孩子的美妙投合中，我们看到了人性向善的可爱，正能量召唤还是朝向社会需要关注现存问题并且趋向光明的可能性。《小等》正因此具有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