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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岁月神偷》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2013-08-23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生

电影评介 2013年16期
关键词:神偷殖民香港

□文/齐 虎,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生

电影《岁月神偷》剧照

《岁月神偷》是罗启锐、张婉婷夫妇锤炼了将近10年的呕心之作。故事以罗启锐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向观众描述了上世纪60年代家住永利街靠做鞋维生的罗氏一家人坎坷多舛的家庭遭遇和顽强不屈的奋斗历程。通过几个主要角色、一段浪漫的初恋、以及当时的种种人情世故和生离死别,一幅“香港往事”的影像画卷徐徐展开。故而该片一经上映便被打上了“感人”、“怀旧”的标签,被誉为“近年来最美最感人的地道港片。”

鲁迅先生曾将中国社会概括为两个时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九七”之后,对于部分港人来说,“两个时代”的论述在他们身上印证,他们受过典型的英式教育,骨子里流淌着殖民地精英意识的血液,昔日的无限风光,如今已然逝去,回归成了他们心中无法抹去的痛。这些人的成长,与香港经济腾飞、跻身国际大都市的轨迹平行,胸膛中跳动的不再是因战乱南下香港的父辈一代漂泊的心,在这片土地上滋生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意识。这些身处上层的精英们,作为当时殖民地系统中的既得利益者,“九七”的步步逼近,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权力/利益的重新洗牌,对殖民时代的不舍和留恋也就不难理解。从这个角度看,《岁月神偷》便是一帮“暂时做稳了被殖民者”的人,到了“想被殖民而不得”的时代,吟唱的一首殖民挽歌。

一、文本分析:影片中的后殖民主义叙事

永利街,月饼会,街边小店,天台小学,当铺、失落的社区邻里关系,罗启锐将儿时记忆中的香港竭尽全力地展现在了观众面前,企图还原60年代末小市民生活的原貌,以此来歌颂草根阶层对命运和生活的抗争。尽管如此,还是难以掩盖时不时流露出来的精英意识,后殖民叙事充斥在历史语境、故事情节、台词对白、背景音乐中,与其说是怀香港的旧,毋宁说是怀殖民的旧。

1.历史语境

“‘历史记忆’是一个民族经过岁月汰洗以后留下的‘根’,是一个时代风吹雨打后所保存的‘前理解’,是一个社会走向未来的反思基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增补版)》,朱立元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423页)1842年鸦片战争后满清政府耻辱的割让、1941年港英政府降日后的“三年零八个月”、1967年的“五月风暴”,这一次次屈辱和抗争,是近代香港历史上永远的痛。如今的“购物天堂”、“美食圣地”,光鲜的背后也曾有不堪的过往,历经战火、殖民、迷茫,“一步难一步佳”地走到今天。《岁月神偷》展现这段岁月时,深情里夹带了委屈,委屈中又满是对那个时代的流连。片中传达的草根人物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坚定的人生信念诚然可贵,邻里之间无处不在的温情与和睦诚然可慕,生离死别的亲情和爱情诚然可赞,历史终究是历史,一个家庭的乐观向上和一个社区的和谐稳定,并不能遮蔽当时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和人心惶惶。

为了突出故事,导演刻意虚化了历史背景,片中丝毫看不到“六七暴动”留给香港人的阴影,反而是一片和谐。同时,导演采用了一种以小孩子视角讲故事的叙述策略,方便了他表达对港英政府治下的香港的怀念。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童言无忌”,孩子眼里的世界充满了童真,即使说错了也无关紧要,历史和政治在他们的世界里无从谈起,于是片中罗进二将“鸦片战争”说成“虾片战争”时,观众不会迁怒于孩子对于历史的无知,更多的是会心一笑;当罗进二将偷来的英国国旗披在身上奔跑,将它和明星相、“孙悟空”一样视为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时,观众也不会了然这是导演在表达对曾经带领香港走向繁荣的前宗主国的怀念;当差的洋人警察白礼义逢年过节都去罗家收保护费,大人们眼里的吸血虫,在罗进二眼里却是和他嬉笑打闹、告诉他香港生存法则的玩伴,这是导演对殖民者的美化、对整个殖民环境的美化。

2.故事情节

陈志华在一篇影评中将《岁月神偷》中的主人公罗进一、罗进二兄弟二人符号化了,通过整个片子的故事情节,两兄弟的人物性格和命运被赋予了新的所指,暗合了香港社会的变迁:大哥罗进一代表“前九七”时代;小弟罗进二则代表“后九七”时代。“大哥罗进一强调竞争(跑第一才算赢),以过人干劲赢取上层社会(富家女)的注目,企图透过殖民地教育,争取阶级向上流动的机会,可是大限临头急需换血,还得赴京就医。小弟罗进二就根据祖母指示,把喜爱的东西一一弃掉,抛入苦海,其中就包括了英国国旗(告别前宗主国的象征相当明显)。”(陈志华:《〈岁月神偷〉到底偷走了什么》,载《明报》2010年2月28日)

如果说兄弟两人代表了“前九七”和“后九七”时代,那么片中的父母则代表了香港民众,他们从前寄希望于老大,可是当他们发现老大的大限将至时,不得已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了调皮小弟身上。罗氏夫妇对小弟的担心,如同香港人在“九七”到来之前普遍的心理,害怕大陆的统治将会是二次殖民。老大的死去,令所有人都悲恸,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个出身草根家庭但又身受精英教育的孩子,他的葬礼被导演有意安排成了西式的,参加葬礼的人被分成了两种,一种是像罗氏夫妇这样的全然不懂英文的家属,另一种是芳菲这样的受到典型英式教育的同学,草根和精英同时为了一个逝去的时代默哀、哭泣,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对殖民时代的怀念么?在老大的墓地上,罗爸爸栽好那株勒杜鹃之后,目光深邃地看着小弟,然后伸出被勒杜鹃划破的手,紧紧握住小弟的手,这预示着新时代的开始。

3.台词对白

语言是“等级化的权力结构得以维持的中介,同时也是‘真实’、‘秩序’和‘现实’等概念得以确立的中介。”(Ashcroft.B,Griffiths.G,Tiffin.H.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London,UK,1989.P.38)理论上语言是平等的,但是现实中语言却是有强有弱的。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英语是官方语言,汉语是通用语言,在这样一种殖民语境下,英语和汉语分饰了两种社会角色: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二者代表着不同的阶层利益。在殖民社会中,语言既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又是划分阶层的重要依据。

《岁月神偷》中的台词,多处直白地强调了英语在香港社会中的优势地位,这种强调背后是片中人物和导演潜意识里对殖民认可的隐而不现。当罗家人和街坊一道在露天空地吃饭时,邻居叫罗进一过去帮他们看英文信说的什么,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和赞许,一面夸罗进一有出息:“真有出息,那些洋文弯弯曲曲,长长短短的都认识,真是好样的。”一面夸罗氏夫妇有福气:“进一他爸,你真福气,儿子那么有出息,将来他出来做事,你瘸了腿都不用愁。”中秋在即,白礼义去罗家收保护费,罗进二坐在他对面时,他和蔼地和罗进二嬉笑打闹起来,还对罗进二说:“在香港,中英文都很重要,中英文棒,什么都棒。你哥就有本事,一早就考入英文学校。不过在香港,英文又比中文重要,英文一定要顶呱呱,那才有得捞,懂吗?”通晓英语,在漂泊的父辈们眼里是出人头地的资本,在殖民者眼里是捞钱的工具。尽管造成这种认知差异的原因是他们在殖民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但是他们对英语在香港社会的优势地位是达成共识的。

4.背景音乐

六十年代中期,“披头士”的访港,欧美流行乐在香港盛极一时。于是,在《岁月神偷》中,观众听到了《Dancing on the Moon》、《Pussy-Willows,Cat-Tails》、《I Wanna be Free》这一首首经典的英文歌曲,被导演用在了电影的抒情段落,优雅而曼妙,浸淫着一种西式精英意识。

如果说这些英文歌曲不足以表现导演所要表达的对殖民时代的怀念,那么,影片开头和结尾部分的苏格兰风笛演奏则是有力的佐证。众所周知,风笛在英国的苏格兰地区非常流行,詹姆斯二世在位时,各部落便是靠风笛来联系之间的感情,结合各部族的力量以维持其高地的传统势力以抵抗异族的侵略。风笛早已升格为苏格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大不列颠文化的象征。在大哥罗进一去世后,小弟罗进二听从祖母的话,来到海边将自己所有的心爱之物抛入海中,只为能够和哥哥再次重逢。当风笛声响起时,画面里是两兄弟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弟弟深情地望着哥哥,忧伤的音乐,伴着黑白画面,看似是在表达对哥哥的怀念,实则是对“前九七”时代的怀念,对宗主国的怀念。

二、画外有话:戏里戏外的港人认同危机

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中通过对“双重意识”的阐释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黑人身份的二重性——“一个人总是感觉到他的二重性——美国人,黑人;感觉到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不调和地争斗;一个黑色身体中的两种敌对的思想。”(W.E.B.Du Bois.The souls of Black folk,New York,USA,2005.p2)米字旗还飘扬在香港这片土地上时,这里的人对“根”、“民族”等观念避而不谈。回归以后,港人突然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谁?他们陷入了与美国黑人相似的认同困境:中国人?香港人?乍一看,这两者是不冲突的,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无论风俗习惯,抑或语言认知,似乎不存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飘零在外百年的游子,香港人骨子里是无根的,华夏文化在不列颠文化的压抑下,发生了变异,形成了港人特有价值体系。香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人的思维显得有些狭窄,很多的人只是关心炒楼,炒股票,买马,对政治患有先天的冷漠症。

《岁月神偷》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小弟罗进二在大哥死后不久,为了能够和哥哥重逢,他采纳了祖母的办法:把所有心爱的东西扔进大海,他扔掉了夜光杯,扔掉了“孙悟空”,扔掉了英国国旗,扔掉了太空头盔一般的鱼缸……最后什么也没剩下。这或许是导演的一个暗示:香港人丢掉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没有保留西方的工业文化,所以他们在文化上注定是无根的。

自我认同为“香港人”也许是大部分香港市民的看法。“香港人”这一概念其实比很多内地城市的市民自称“我是××人”的概念更有内涵:一方面,他们都体现出了一种地域优势和城市性格所带来的自豪感、优越感;另一方面,他们又不一而同,内地城市居民的那种“我是××人”的自我认同,是在“我是中国人”这一大概念框架之下的,而香港人所认同的“我是香港人”是跟“我是中国人”的定义是平等的。

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危机源于复杂的历史,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其经历与其他的殖民地又有所不同。1840年英国人在维多利亚港开埠之时,香港只是一个人口仅有200多人的小渔村,在英政府治下,发展成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缘此,《岁月神偷》中导演传递出的那种对殖民时期的怀念,对港英政府心存感激的情绪,倒也可以理解。香港如同英国的一个养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还是得到了英国的悉心照顾,“九七”时,他回到了亲生母亲的身边,这种养子/亲子的身份困惑或许便是香港人身份/认同危机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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