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联喆，梁 峻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 100700)

山西自古以来被称为“表里山河”，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征使得疫病发生有特定的规律性。本文通过整理研究清代山西史志碑刻等文献资料中关于疫病的记载，探讨山西疫病流行的时空规律，以为当前疫病防治的资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古代疫情资料主要来源于纪实性文献，如史书、地方志、碑刻、日记资料中关于对山西疫病流行情况的记载。时间跨度从公元1644年清顺治元年，到1911年清宣统三年，共267年。

1.2 整理和统计方法

选择其中疫情记载有明确时间地域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整理。明崇祯十七年与清顺治元年同为1644年，由于疫病流行的持续性，如《雍正阳高县志》记载:“十七年瘟疫至国朝顺治元年方息”［1］，将文献中崇祯十七年关于疫病的记载也纳入顺治元年统计分析。

1.2.1 疫病次数和总县次的统计 由于文献中关于疫病的记载甚为简略，所记应是深留在先人头脑记忆中大疫发生的时间和地区。所以疫病次数的统计并非没有意义，但只可能是粗略的计算，不能以现代疫病次数的精确统计相提并论。疫病次数的统计采取以下方法:同一季节流行的相邻地区合并计为1次;同一季节流行地区相隔距离较大，则分别计数;同一季节相邻地区流行，但疫病症状明显不同，则分别计数;同一年同一地区不同季节的疫病也分别计数。

此外依照赖文“古代疫情资料整理方法初探”［2］一文的统计方法计算总县次，即以县为单位，统计清代疫病流行的总县次，以显示疫病流行的范围。具体方法是:如果府州志记载为府署、州署或未具体说明哪些县区流行者，应视为整个府州所辖区域均有流行，则府、州所领各县均纳入统计，同一时地县所辖县志有重复记载则忽略不计。如成化二十三年，潞安府志记载府署疫病流行，潞安、长子两县也有重复记载，清代潞安府领七县，则计为7次;清代州城不置县，其行政区域由州官直接治理，应加上州城多记，共为8次。

1.2.2 疫病流行的时空分析 统计清代不同时期疫病流行次数和总县次，分析疫病的流行趋势。将清代行政区域与现今行政区域进行对照，计算各府州的疫病次数，比较不同地区疫病发生的频次。

1.2.3 疫病流行季节的分析 文献一般记载了流行季节或月份。作季节分布统计时，以阴历1至3月为春季，4至6月为夏季，7至9月为秋季，10至12月为冬季。

1.2.4 疫种的确定 古代文献记载具体病名者较少，或者只简单记载病名不记载证候。利用古代医书对相应病名的阐述，结合现代对传染病的认识确定疫病病种。

2 结果与分析

2.1 疫病的流行趋势

图1 清代山西疫病流行趋势图

从清代1644至1911年共12位皇帝，国祚268年。统计显示，自公元1644年至1911年，山西省有疫病记载的次数为98次，总县次为223次，即平均每2.73年发生1次(大的)疫病。图1显示，疫病流行的频率可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顺治年间共波及32个县次，其中20个县次发生在顺治元年，平均每2.6年发生1次疫病，发生次数较高;第二阶段:康雍乾嘉期间疫病发生次数少、波及范围都很小，表现在疫病次数和总县次均少于在位年限，160年间共记载疫病发生29次，平均每5.5年1次(从康熙到嘉庆年疫病次数分别为 3.8、2.6、8.6、25.0)，波及63县次;第三阶段:道光至光绪年，疫病频度和波及范围明显增加，表现在疫病次数接近于在位年限的1/2，总县次接近乃至超过在位年限。表1显示，从道光到光绪共88年，共记载疫病62次，平均每1.4年发生1次，共波及128县次。

疫病爆发超过10县次，属于特大疫情的年份有:顺治元年(1644)20县次，康熙三十一年(1692)14县次，咸丰八年(1858)10县次，同治元年(1862)15县次，光绪三年(1877)16县次，光绪四年(1878)20县次。

表1 清代不同时期疫病发生次数

2.2 不同地区疫病发生次数

表2、3显示，分别计算各府和直隶州疫病发生的次数以及平均每县发生次数。

表2 清代山西各府疫病发生县次数

表3 清代山西各直隶州疫病发生县次数

山西境内有六大盆地，即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长治盆地，此外东部还散布着阳泉和寿阳(平定州)、黎城和晋城(泽州)等小盆地。盆地是粮食主产区和人口集居地，也是疫病流行的主要区域。

记载次数最多的是运城盆地，即清代解州和绛州所在地区，共领10县记载疫情40次，其次是大同盆地，即大同府所在地区领9县记载34次，西面的朔平府领4县记载15次。再次是长治盆地，即潞安府所在地领11县记载疫情32次，其相邻南面的泽州府5县记载疫情23次。临汾盆地，即平阳府所在地领12县记载21次，其相邻西侧为蒲州领6县记载13次。太原盆地，即太原府所在地领11县记载疫情14次。忻州盆地疫情主要发生在北部，即代州共记载4次，而忻州府疫情次数很小，仅有记载静乐县志1次。海拔较高的山区、人口偏少的地区保德州、辽州疫病较少流行，仅记载1次。霍州与宁武府无疫情记载。

2.5 季节分布

清代有明确疫情流行季节记载的有58次，其中春季13次，夏季17次，春夏以及春夏间3次，秋季21次，冬季3次;记载“三至八月”，即春夏秋持续流行1次。如果将“春夏”或“春夏秋”合季分开计入四季中，春夏秋三季间的疫病次数无明显差异，冬季发生疫病情况明显要少于其他三季。记载具体月份共21次，其中正月2次，4月2次，5月3次，7月7次，8月4次，11月1次，3至8月1次。

2.6 疫病病种

清代史志记载有疫病病名者共16次。“瘴”1次;人与牛羊共患病3次，霍乱或转筋霍乱3次;“小儿疹”1次，“喉症”、“喉疾”“白喉”、“喉痹”6次，疟或“疟疠”2次;鼠疫或“腋下股间生一核”(腺鼠疫)2次。

从对疫病的病种记载来看，喉症为其中的主要病种，表现为:“喉肿即死”、“喉痹一二日辄死”、“喉症”，从症状来看即是白喉。其次是霍乱，在《道光太平县志》卷十五祥异中记载其名为“乌鸦”:“翻其症沉晕吐泻四肢发搐指甲先青遍体遂青缓治即死”［3］，描述了霍乱的症状为上吐下利，引起水电解质紊乱，四肢抽搐，病情进展迅速。鼠疫流行的记载，尤其以顺治元年为主，“病者多腋下股间生一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吊”［4］，为腺鼠疫，表现为腋下淋巴结肿大。“小儿多疹死”［5］，应为麻疹或猩红热。

昔阳记载“疟”或“疟疠”2次，永宁州易发“瘴疫”，明清时期共记载4次。瘴，即瘴气，指南方山林间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气，由瘴气引起的传染病，即瘴疠或瘴疫。现代对南方瘴疫的考察发现，所谓瘴气是群飞的蚊虫，有接触到的即生病。疟疾是瘴疫中较常见的1种情况。瘴疟主要发生在南方，山西地理气候干旱，属疟疾低度流行区。可以推测，古代地理气候环境与现代有很大差别。

清代共记载牛疫12次，人与牛共患病有多种，在现代疾病名称上为何种病，由于文献记载缺失难以确定。

3 讨论

研究显示，清代山西疫病流行有一定的时空规律。发病地区为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密集的地区，解州、绛州、大同府、潞安府、泽州、平阳府以及太原府疫病发生频率较高。春夏秋三季都有疫情产生，而冬季较少发生疫病，疫病包括喉痹、霍乱、麻疹、鼠疫、疟疾等。

据张丽芬统计［6］，山西在明代年间平均每7.46年就出现1次疫情。而本文初步统计，清代平均每2.73年发生1次疫病，这与清代山西生态环境恶化有明显关系。由于明清时期大量的屯田、人口增长后毁林垦荒和历代帝王修建宫殿庙宇，导致大量森林被毁，植被破坏，水土流失［7］。天灾缘由人祸，最终导致清末洪涝干旱等灾害频发，疫病流行不止。

清代疫病的流行趋势与清代整个国家社会演变过程相一致。顺治初年，国家尚未稳定，疫病发生次数较多;而康雍乾嘉时期，国家政治安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有保证，疫病发生较少;道光鸦片战争爆发，国家走向衰退和崩溃，灾害频仍，疫病不止。值得重视的是，道光以后鸦片大面积种植，整个社会环境和风俗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于疫病流行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山西太原县举人刘大鹏在其《退想斋日记》中有一篇“鸦片烟说”［8］，深刻揭露了鸦片的种种危害:破屋败家、卖妻鬻子、流亡他处、富贵而夭折、贫穷而偷盗者、善良之丧品、妇女之失节。鸦片大面积种植使得粮食的耕种和贮备减少，整体防灾能力降低;大量人群吸食烟片，体质衰弱，成为疫病的易感人群［9］，遇到灾荒辄救不可及。

通过对山西清代疫病的研究提示我们，只有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才能减少灾害的频繁发生;坚持以农为本的思想，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备荒防灾，才能真正从宏观上减少和预防疫病的发生。

［1］房裔兰，苏之芬.阳高县志［M］.清雍正7年(1729)刻本//民国铅印本影印，卷之五祥异.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七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2］赖文，李永宸.古代疫情资料整理方法初探［J］.中华医史杂志，2001，3(1):27-29.

［3］李炳彦，梁棲鸾.太平县志［M］.清道光5年(1825)刻本//清道光五年(1825)刻本影印，卷十五祥异.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五十二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4］张淑渠，姚学瑛，姚学甲，等.乾隆潞安府志［M］.卷十一纪事//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三十一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5］陶良骏，王平格，王序宾，等.榆次县志.清同治2年(1863)刻本//清同治二年(1863)凤鸣书院刻本影印，卷十六祥异.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第十六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6］张丽芬.明代山西疫灾特点及救疗措施述略［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2(5):115-119.

［7］孟万忠，王尚义，牛俊杰.汾河上游流域人类活动影响下的森林覆盖变化［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7，6(1):75-79，110.

［8］刘大鹏.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9］吴鹏飞，侯甬坚.鸦片在清代山西的种植、分布及对农业环境的影响［J］.2007，3:3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