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岩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在中国政治史上，这一时代无疑是黑暗的；这一时期也是国家民族的一个大分裂时期，分裂时间又很漫长。由于民族战争、社会动乱、国家分裂、饥饿、死亡、人格分裂等等原因造成大批的困厄文人。在人生的逆境当中，这些困厄文人长歌当哭，以文为器，留下了大量优秀诗文篇章。这些篇章横跨近四百年，内容丰富，风格迥异。对这些困厄文人从生活视野的维度进行考量，可以看出他们的创作内容、创作风格。同时从生活视野的维度考量，可以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困厄文人分为物质困厄型文人、精神困厄型文人和生命困厄型文人三大类型。

一、物质困厄型文人

在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漫长的分裂时期，各族人民承受了由民族战争、社会动乱、国家分裂、饥饿、死亡、心灵绝望带来的所有痛苦。时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到文人们的物质生活，归隐的陶渊明“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竟然沿门乞讨；贵为公子的曹植有时竟也衣食不继，遑论他人。而在物质穷困的文人里边最为典型的当数刘勰、刘俊、左思等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就是一位贫困的文人。刘勰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文人，《文心雕龙·时序》曰：“予齿在逾立，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他说自己创作《文心雕龙》是夜梦孔子、追行随礼的结果，其实，这是夫子自道不足为信。他之所以这么说，是为自己的创作寻找道义上的合法性，使得自己的创作具有一种正统性和神圣性，但同时也说明刘勰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文人。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曾有过表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理想远大，也是立志想成为第二个孔子。刘勰约生于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前后，卒于梁武帝普通元年、二年（520-521）前后①。他一生经历了宋、齐、梁三代，《梁书·刘勰传》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文心雕龙》写成之后，“未为时流所称。”刘勰欲取定于沈约，也要“负书候约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社会地位的卑微可见一斑，他曾因沈约推重，做“奉朝请”，但那是没有实职的官，以后任过太末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后来，梁武帝派他翻译经藏，完成后出家，出家后不满一年就去世。刘勰竟因家贫连婚都结不起，竟然要依靠庙宇才能立身，可见刘勰是一位多么贫困的困厄文人。

出身同样贫寒的困厄文人还有刘俊。《梁书·刘俊传》记载刘俊：“字孝标，平原人。父珽，宋始兴内史。峻生期月，母携还乡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岁，为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刘实愍峻，以束帛赎之，教以书学。魏人闻其江南有戚属，更徙之桑乾。峻好学，家贫，寄人庑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爇其发，既觉复读，终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齐永明中，从桑乾得还，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京师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谓之‘书淫’。”出身卑微的刘孝标出世一月父亲就去世了，自己随母亲到处漂流，最困难时自己出家做和尚，而母亲出家为尼。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普遍困厄，但是在物质上可能很少再有比刘孝标更为贫穷的文人了。但是诗人刻苦攻读，不仅校注了传世名作《世说新语》，还留下许多诗文。

魏晋南北朝出身贫寒的文人还有左思。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他出身于一个有儒学传统的家庭，但这种家族在当时是属于没有任何特权的寒素族，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很不安定、多变化的，既有可能通过努力，跻身到更高的社会阶层，取得政治地位，也有可能向更坏的境地变化，沦为真正的寒士，乃至平民。②为了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左思和自己的妹妹左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他俩取得的仅是文坛的虚名，而不是政治地位，左思在贾谧府中也仅仅是一个讲授《左传》的文学侍从，犹如妹妹在宫中也是一个文学侍从一样。貌寝、口讷的左思无法改变自己命运中的点滴，八王乱起，他携家人避居冀州，再没有出仕。他的《咏史》诗写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不公，却也透出诗人对自己无法改变贫寒社会地位的伤感和无奈。退出社会的左思专力典籍，带着社会给予他们的冷落感，和社会保持着一种心理上的距离。世态炎凉，诗人内心也无限凄凉，看透了一切的诗人，最后客死冀州，走完了一个寒士无奈而凄凉的一生。

二、精神困厄型文人

在魏晋南北朝还有大量的文人，他们的困厄并不是由物质的贫困而引起，而是由精神的苦闷、灵魂的流浪无居而引起。这样的精神困厄的文人有许多，阮籍等人便是。

阮籍是正始时期文人创作成就最大的一位诗人，可也是苦闷最深的一位诗人，也是困厄最深的一位诗人，是精神困厄文人的典型代表。“他的一生，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间，依违于政局内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闷中寻求解脱。”③阮籍对生命无限留恋，对生命短促有无限忧伤、忧愤：“木槿荣丘墓，煌煌有光色。白日颓林中，翩翩零路侧。蟋蟀吟户牖，蟪蛄鸣荆棘。蜉蝣玩三朝，采采修羽翼。衣裳为谁施，俛仰自收拭。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咏怀诗》其七十一）美好的木槿花竟然盛开在象征死亡的坟墓旁边，这让敏感的诗人无限感愤。生命如此美丽，可承载生命的现实却又如此黑暗、肮脏：“故其城郭卑小局促，危隘不遐；其土田则汙除渐淤，泥涅盘洿。方池边属兮容水滂沱，秽菜惟产兮不食实多，地下沉阴兮受气匪和，太阳不周兮殖物靡嘉。故其人民顽嚣梼杌，下愚难化。”（《亢父赋》）现实无法安抚诗人高洁的灵魂，迫使诗人另辟它途，以便安放心灵：“女娃耀荣于东海之滨，而翩翻于洪西之旁，林石之陨从，而瑶台不照其光。是以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乃可以睹窈窕而淑清。故白日丽光，则季后不步其容；锺鼓阊铪，则延子不扬其声。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遥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清思赋》）诗人描写到的这个世界妙曼空灵、美妙无比，好像只有这种幻想的境界才能安放他的灵魂：“建长星以为旗兮，击雷霆之康盖。开不周而出车兮，出九野之夷泰。坐中州而一顾兮，望崇山而回迈。端余节而飞旃兮，纵心虑乎荒裔，释前者而弗修兮，驰蒙间而远逌。弃世务之众为兮，何细事之足赖？虚形体而轻举兮，精微妙而神丰。命夷羿使宽日兮，召忻来使缓风。攀扶桑之长枝兮，登扶摇之隆崇。跃潜飘之冥昧兮。洗光曜之昭明。遗衣裳而弗服兮，服云气而遂行。朝造驾乎汤谷兮，夕息马乎长泉。时崦嵫而易气兮，挥若华以照冥。左朱阳以举麾兮，右玄阴以建旗，变容饰而改度，遂腾窃以修征。”（《大人先生传》）他想生活在驱日赶月、凌风逐气的真空世界。很明显“阮籍追求的，却仍然是庄子的境界，它是庄子的翱翔于太空的大鹏，它是庄子的神游于无何有之乡。阮籍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纯精神的自由的境界。”④很明显，这样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这样的理想也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晋书》本传）他的精神的困厄是无法解脱的，除了哀号，终无路可走。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长于文学的著作家，陈寿曾经为其编《诸葛氏集》目录，计《开府作牧》等二十四篇，十四万字。在文学史上，诸葛亮留下《前出师表》、《后出师表》、《正议》等传世名作。但细细分析诸葛亮的作品以及他的心路历程，我们不难看出诸葛亮也是一位精神困厄的文士。

诸葛亮的困厄深深地体现在他的《前出师表》和《后出师表》中，特别是前篇，情深意切、感人肺腑，是传世的名篇，为了分析方便，摘录部分如下：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诸葛亮的困厄首先体现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艰难选择。他非常清楚当时的时局是不可为的，文人应该“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他为了感激刘备的知遇之恩就“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从此也就开始了他悲剧性的一生。在表文中我们能读出一种当时蜀汉时局的凶险：“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在表文的最后他竟然“临表涕泣，不知所言。”除了看到他对后主的忠诚，我们也看到诸葛亮内心的无奈和凄楚。

诸葛亮的困厄还体现在自己的宏大抱负、杰出才能与政治时局的不可为。诸葛亮有着杰出的才能，也有恢复汉室的远大抱负，他在“隆中定策，本想再一次走汉光武帝的道路，可是客观形势的变化，这条或可行通的道路显然是必不可通了。给他留下的只有主观努力的一面。他在这一面的努力，确是达到无以复加的高度，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的攻魏计划虽然是失败了，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⑤但是当时的政治时局已经发生了巨变，魏国内部面临的是司马氏篡权的矛盾，不再是拥汉和拥曹的矛盾，诸葛亮“兴复汉室”已经是过时的口号，没有什么作用。另外，长期的战争也给蜀汉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和负担，当时全蜀“领户二十八万，男女户九十四万”可是“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⑥平均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战士，七家民户就要养活一个吏。东吴孙休的使臣曾说“经其野，民皆有菜色。”⑦事必躬亲的诸葛亮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他只能以攻为守，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能在自己死后让自己的后人也满门忠烈，为国尽忠。对于诸葛亮的困厄，学人有着很好的评述：“诸葛亮一生，‘毗佐危国’（陈寿语），‘鞠躬尽瘁’，‘声教远播’而‘己志不申’，实为一悲剧性人物。诸葛亮少时好为《梁父吟》，实爱好悲剧性事物之天性表现。他出山时本可作多方选择，然而他决定与‘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的刘备共同奋斗，此固出于对刘备人格之敬重，亦其爱好悲壮事业天性所驱使。”⑧诸葛亮确是一个精神困厄型文士，由此我们才明白为什么诸葛亮的文章中有那么多的忧患、凄凉、无奈和泪水，由此我们才会明白他是一个多么困厄的政治家、文士。

三、生命困厄型文人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生命困厄的文人有两类，一类是指由于战乱四处逃难、命悬一线的困厄文人；另一类是指由于卷入政治漩涡惨遭杀戮、死于非命的困厄文人。

蔡琰陈留圉人，东汉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也是东汉著名的女诗人、音乐家。她十六岁嫁给卫仲道，可不到一年丈夫就病逝，没有子嗣的蔡琰只好回到娘家。不久父亲死在大牢，自己也被匈奴虏掠到南匈奴，嫁给左贤王，这一年诗人才二十三岁。诗人在胡地生活了十二年，育有两个儿子。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用重金把她赎回，把她下嫁给董祀。丁廙曾著《蔡伯喈女赋》，对她一生三嫁的命运多有悲叹。诗人在《悲愤诗》中写道：“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城廓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把自己在战乱中的非人生活以及战争的反人性揭露得淋漓尽致。

在战乱中朝不保夕、性命堪忧的还有卢谌。《晋书》本传记载：“谌字子谅，清敏有理思，好《老》《庄》，善属文。选尚武帝女荥阳公主，拜驸马都尉，未成礼而公主卒。后州举秀才，辟太尉掾。洛阳没，随志北依刘琨，与志俱为刘粲所虏。粲据晋阳，留谌为参军。琨收散卒，引猗卢骑还攻粲。粲败走，谌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阳者，悉为刘聪所害。琨为司空，以谌为主薄，转从事中郎。琨妻即谌之从母，既加亲爱，又重其才地。”

后来在“建兴末，随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领幽州，取谌为别驾。匹磾既害琨，寻亦败丧。时南路阻绝，段末波在辽西，谌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于江左，谌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于是即加吊祭。累徵谌为散骑中书侍郎，而为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辽代立，谌流离世故且二十载。石季龙破辽西，复为季龙所得，以为中书侍郎、国子祭酒、侍中、中书监。属冉闵诛石氏，谌随闵军，于襄国遇害，时年六十七，是岁永和六年也。”诗人在《赠刘琨并书》中曾言：“谌禀性短弱，当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静退。在木阙不材之资，处雁乏善鸣之分。”诗人还以注《庄子》出名，但就是这样一个文人，像激流中的一叶小舟、狂风中的一片树叶，身不由己，一生颠沛流离，最后也没有能够落叶归根，客死他乡，生命的困厄也是非常之深。

和卢谌相类的还有颜之推。颜之推原籍琅邪临沂，世居建康，得梁湘东王赏识，19岁就被任为国左常侍。后投奔北齐，历20年。公元557年，北齐为北周所灭，他被征为御史上士。公元581年，隋代北周，他又于隋文帝开皇年间，被召为学士，不久以疾终。依他自叙，“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观我生赋》）颜之推一生历仕四朝，三为亡国之人，其中甘苦只有诗人自己知道。他在《颜氏家训·终制》中曰：“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邺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末，已启求扬都，欲营迁厝。蒙诏赐银百两，已于扬州小郊北地烧砖，便值本朝沦没，流离如此，数十年间，绝于还望。今虽混一，家道罄穷，何由办此奉营资费？且扬都污毁，无复孑遗，还被下湿，未为得计。自咎自责，贯心刻髓。计吾兄弟，不当仕进；但以门衰，骨肉单弱，五服之内，傍无一人，播越他乡，无复资荫；使汝等沈沦厮役，以为先世之耻；故腼冒人间，不敢坠失。兼以北方政教严切，全无隐退者故也。”诗人自己在人世间的百般哀哭和战乱中的种种艰辛尽泻其中。

魏晋南北朝还有一类卷入政治漩涡惨遭杀戮、死于非命的困厄文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曾有四次被大规模杀戮：建安曹魏政权建立前夕、正始司马氏政权建立前夕、八王内乱时期、梁朝内乱时期。孔融是汉末大文士，但由于侍才傲物、蔑视曹操，最终被曹操杀害。由于同样的原因，祢衡也遭毒手。杨修因为卷入王子之间的储位争夺，并且是袁绍的外甥，也被曹操杀害。和杨修命运相同的还有丁仪兄弟。正始时期司马氏杀掉了嵇康、吕安，而高平陵事变，一日天下名士少半。八王内乱、梁朝内乱文人惨遭杀戮的更多。如潘岳、陆机、陆云弟兄等等文人也在这一时期死于非命，翻检史书，让人欷歔不已。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有建安其他文士的生命困厄。如王粲、刘桢、陈琳、徐干、应瑒等人，他们并没有卷入政治漩涡，但由于战乱、瘟疫最后竟也死于非命，结局之惨烈，同样让人叹息不已。

我们对这一时期困厄文人基于生活视角进行考察，可以较好的探究他们困厄的原因以及遭困后文学创作的题材选择和创作风格的形成原因。当然，这一时期的困厄文人远远多于上面的列举，而其余困厄文人的困厄原因以及类型，则在别文论述，此不赘言。

①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4页。

②钱志熙《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2页。

③④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 105、115页。

⑤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⑥《三国志·蜀志·后主传》注引王隐《蜀纪》。

⑦《三国志·吴志·薛综传》注引《汉晋春秋》。

⑧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