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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共产国际与开辟第二战场的关系再探讨

2013-08-15吴秀平

关键词:盟国共产国际斯大林

吴秀平

(湖北理工学院图书馆,湖北黄石435003)

共产国际1943年被解散,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苏联因军事困境为促使美、英等盟国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而作出的让步①。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根据俄罗斯解密资料《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笔者认为,苏联解散共产国际的主要目的不是由于军事原因(开辟第二战场),而是出于政治考虑;解散共产国际与开辟第二战场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都是苏联为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策略。

一、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同美英合作的主要分歧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在军事上战胜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干涉,并逐渐缓和了同它们的关系,但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使得双方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对立地位。30年代希特勒在德国取得政权后,为抵抗法西斯的侵略,苏联明显加强了与非法西斯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从1933年10月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开始,苏联在法国的邀请下于1934年9月加入了国际联盟,并获得了国联行政院的常任席位;又于1935年5月先后与法国和捷克签订了互助条约。苏联的上述外交努力对德国的侵略野心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也引起了纳粹德国的恐慌。希特勒一方面打出“反共产主义”的旗号,煽动英、法对苏联的仇恨;另一方面则不断要求同苏联关系“正常化”,试图达到分化和阻止的目的。正是出于对苏联的仇视,英、法不愿与苏联建立欧洲集体防御体系,而是希望将祸水东引,结果首先遭到了法西斯的进攻。为粉碎英、法的阴谋,并维护自身的利益,苏联在1939年8月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德战争爆发后,在英、美看来,尽管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均与资产阶级的民主观念“毫不相容和背道而驰”,但它们还是欢迎集结起任何力量反对法西斯主义,“不论这些力量来自何方”[1]36。故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就表示,要对苏联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美国政府随后也作出了类似承诺。与此同时,摆在苏联政府面前的紧急任务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以打败希特勒的进攻,因此,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便成为苏联对英、美外交策略的一个重大转变。对此,苏联政府作出了积极的回应。斯大林表示:“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将同欧洲和美洲各国作为争取他们的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这将是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奴役和奴役威胁而结成的统一战线。”[2]339这在英、美看来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斯大林不是以共产党人或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袖的姿态参加战斗的;他抛开了意识形态,以一位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的身份来保卫神圣的俄国”[2]338。

英、苏两国的战时合作关系是从1941年7月12日缔结对德战争联合行动的协定开始的。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一步发展,两国间开展实质性的合作势在必行。鉴于此,在世界瞩目的莫斯科保卫战紧张进行之际,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访问莫斯科,就战时合作和战后安排的问题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进行了谈判。在第一次会谈时,斯大林就向艾登提交了关于两国战时的军事互助条约和关于解决战后问题条约的两个草案,并主张在后一个条约中附加一个规定——改变战后欧洲国家边界总设想的秘密议定书[3]517-520。为此,斯大林明确向艾登阐述了苏联关于战后欧洲安排的初步设想和建议。其中,要求英国政府承认战后恢复1941年以前边界是苏联在谈判中反复强调的一个问题。艾登对斯大林提出的方案和建议表示原则上同意,但是拒绝给予恢复边界问题的任何承诺,理由在于,他没有得到本国政府授权,且还需要与美国方面进行磋商。对此,苏方毫不妥协,强调“边界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不就这个问题取得一致,就不可能有真正牢固的联盟”,甚至以推迟签署军事协定相威胁[3]558。谈判因此陷入僵局。1942年5月莫洛托夫访问英国,继续商讨与英国签订战时同盟和战后合作条约的问题。在拟定的预案中,要求英国承认苏联1941年以前的边界是莫洛托夫此行最重要的问题。在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会谈中,莫洛托夫将边界问题作为同英国签订战时军事互助条约的“最低条件”。不仅如此,他还要求英美在未来能够“最低程度的保障”苏联西北和西南边界的安全[3]580-581。对于开辟第二战场,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初期,苏联为扭转军事上的不利形势曾多次向英国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均遭到了英国的拒绝。而此时莫洛托夫要向丘吉尔明确表明苏方的态度:第二战场的开辟首先是政治问题,其次才是军事问题[3]579,因为“维护苏联安全利益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而确定有利的苏联边界、建立势力范围和确保苏联在欧洲和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也是苏联考虑战后安排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因此,苏联的“这些国家的根本利益应当得到承认”[3]558。在苏联决策者看来,如果连本国最根本的利益都无法保障的话,即使开辟了第二战场,亦无多大实际意义。其后,由于苏德战场恶化的军事形势,以及美国反对苏、英签订含有承认苏联1941年边界内容的条约,苏联最后不得不妥协,同英国签署了不含边界条款的《苏联与英国对希特勒及其欧洲盟国作战的同盟及战后合作互助条约》。据此,很难发现苏联为开辟第二战场而有意向英国妥协的迹象,更未发现苏联在与英国谈判的过程中涉及共产国际的任何提议。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在上述所拟的协议草案中,还是在一系列谈判过程中,苏方关注的重点都不是第二战场开辟的问题,而是战后安排的问题。至于其中的原因,可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在艾登结束访问后不久就筹备欧洲国家战后国家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致斯大林的信函中找到答案。洛佐夫斯基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虽然战争还不知道何时结束,但“结局已经明了。德国、日本、意大利及其盟国将被击溃”。因此,“该是开始准备和会的时候了”。他强调,此次和会的任务比一战后的巴黎和会要复杂得多,因为德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4个大国将要消失,起决定作用的将是苏联、英国和美国。“战争结束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最为强大的国家将在这次和会上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而苏联在和会上将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美英联盟,而且还有可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它们不仅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且“无论如何要把苏联限制在1939年以前的旧的边界之内”。他的结论是,在最重大的问题上,“现在就必须着手研究一些问题,以免到了会上我们只能对英国条件的建议做些修正和补充”[3]665-666。上述建议很快被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采纳。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42年1月 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莫洛托夫任主席的外交资料筹备委员会,其任务是搜集和整理国外有关战后安排的现有协定、相关计划和方案,特别是直接涉及苏联的方案和计划等。这种结果对于一般认为苏联因军事困境而迫切需要盟国开辟第二战场的人来说有些难以理解,但清楚地反映了苏联政府的长远思考:苏联在战后将成为一个与美、英平起平坐的大国,并将发挥重要作用,提前作好准备是苏联将来在战后和会中占据主动的关键。

二、苏联为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所采取的措施

鉴于上述分析,随着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大捷后好转的军事形势,苏联在“战后世界所占份额的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了”[1]346。斯大林就1941年的边界问题重新对美、英等国施压,而美、英也需要苏联的积极合作,遂同意在卡累利阿、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等问题上作出让步。但这只是苏联预定目标的一部分,因此,下一步就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为此,苏联政府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是坚决要求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大捷后,德军的主力基本上被摧毁,苏联坚信自己完全有能力控制整个苏德战场的局势,并显示出“远远超过了西方的将军和政治家以前的估计”的强大力量[1]346。于是,斯大林发表要求盟国开辟第二战场的坚决声明,这种声明“不是始于1941年或1942年,当时苏联军队正处于最艰难的形势”,而是“开始于1943年春,正值共产国际解散之时,接近该年年底时,变得更为坚决了”。到1944年5月1日,也就是离法西斯德国垮台不远的时间,斯大林发布了一个更坚决的声明,宣称解放欧洲各国人民的任务,“只有在苏美英共同努力的基础上,由我国军队从东方和我们的盟军从西方协同进攻,才能完成”。他坚持说:“毫无疑问只有这种配合的打击,才能完全粉碎希特勒德国。”[4]105-106此时苏联强烈要求盟国开辟第二战场的真正意图,显然不是纯粹出于军事原因,主要是从政治方面来考虑的。即使有军事因素的考虑,其目的也是为减轻东线的压力,从而有利于苏军的西进,进而确保自己在东欧的势力范围[5]358-360。也就是说,开辟第二战场与确保东欧势力范围二者在苏联的国家利益中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与前述洛佐夫斯基向联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设想也是吻合的。因为随着德国法西斯的溃败和英、美势力返回到欧洲之前,欧洲(其中当然包括苏联反复提到的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的东欧地区)一时会形成一大片权力真空地带;苏军也会在追击法西斯的战争中越过国界迅速西进,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和美、英等国在此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展开激烈的角逐。要求盟国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主要是向美、英表明,苏联不会单独行动,仍会同盟国协同一致取得反法西斯的最后胜利;同时则集中一切可能的兵力,越过国界迅速解放这些区域,抢在英、美之前在各国扶植共产党政权或共产党在联合政府居于主导地位的亲苏政权,从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从后来的情况看,苏联事实上恢复了1941年前的边界,甚至将势力扩展到中欧和南欧的某些国家和地区。这已大大超过了苏联所谓国家安全利益的范围。由此可见,要求盟国开辟第二战场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一种策略。

二是解散共产国际。自1936年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后,苏联政府就对共产国际在其外交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敏感。早在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订之时,斯大林就曾提议解散共产国际。这对于法西斯国家来说,可以分化德国与日本,使“反共产国际的公约将一下子失去基础”,从而避免日本与德国形成东西两面夹击苏联的可能性;对于英、美等非法西斯国家来说,则可借此影响它们对共产党和苏联的看法,改善与它们的关系,使“资产阶级将失去他们所说的共产党人服从于某一外国中心,也就是说他们是‘叛徒’这样一张最重要的王牌”,“将使得那些认为如加入共产党就会脱离本国人民,因而现在还没有入党的工人积极分子更容易加入共产党”[6]141。基于上述考虑,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斯大林指示共产国际在新形势下“不应公开出面”,“不应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强调苏联人民进行的卫国战争是“粉碎法西斯主义的问题”[6]143。6月24日,共产国际给瑞典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发出指示,纠正他们把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战争说成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战争的错误声明,强调这是“苏联人民在进行捍卫自己的国家、反对法西斯野蛮行径的卫国战争”,同时申明苏联“并不想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任何人。苏联人民的胜利对于所有国家的人们,其中也包括为正义、和平、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英国人民有利。”[6]1446月25日,共产国际给法国共产党发出了类似的指示,还要求法共同戴高乐派合作[6]144。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全力开展支持和配合苏联卫国战争的工作。但到了1943年5月,苏联却出人意外地宣布解散共产国际。显然,这一时间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应该具有深意。因为这不是苏联在军事上处于最艰难的时期,而是在决定苏、德两国命运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取得胜利之后;不是在美、英的强迫之下作出的反应,而是主动提出,显示出对自己军事实力的充分自信。

共产国际的解散,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美、英盟国的疑虑,加快了苏联同它们进行实质性合作的步伐。因此,共产国际被宣布解散后,美、英等国政要和舆论立即“一致表示同情之拥护”,认为是“为加强团结之基础”,表示“热烈欢迎”[7]。这“足以扫除美国及其他国家对苏联战后目标之误解”,“或可为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等在极端友好的情况下举行会议一事,开一坦途”[7]。斯大林5月28日致英国记者复函公布后,英国朝野认为它是“盟国关系更加密切,战后苏英美等国友好合作已具坚实基础的明证”,是“真正提出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希望”[8]。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并由斯大林发表谈话,这在英、美看来,表明了“一种迹象”:“俄国人现在想与他们的邻居合作,而不是挑动纠纷,他们决心与他们的邻居合作来赢得战争与和平。”[9]344事实也是如此,斯大林在战后曾坦承,“在战时最紧张的时候”,不同的制度没有阻碍美、苏两国联合起来并战胜共同的敌人。苏联是“有合作愿望的”[10]484,493。

苏联需要同美、英合作,并在合作中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其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标。如前所述,苏联外交的最高目标一直非常明确,即除了确保军事胜利外,重点就是战争结束后,在苏联周边建立起牢固的安全带,消除战前的敌视性包围,并使苏联在战后欧洲新的力量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苏联正是通过上述策略不仅加强了与美、英之间的合作,巩固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线,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而且以一个大国的身份广泛参与盟国对战后世界的安排,为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奠定了基础。在1943年11月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苏联有关建立东欧势力范围的努力基本上得到了美、英的认可;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苏联,面对苏联在东欧国家的军事存在,不得不向苏联作出实质性让步,承认其在东欧的优势地位;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在战争期间所提出的有关领土、安全和建立势力范围等大部分要求在最大程度上得到了美英的认可,等等。苏联不仅达到了上述外交目标,维护和扩大了本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还奠定了战后与美国两强主宰世界的基础。

注释

① 持这种观点的论文主要有:武克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原因的再探讨》,《探索与争鸣》1987年第3期;陈幼芳《共产国际的解散与反法西斯国际同盟的巩固》,《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冉清文《论共产国际解散的真正原因》,《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吴正俊《共产国际解散原因探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8期;张喜德《略论共产国际解散的主要原因及其意义》,《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1期;李东朗《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解散》,《百年潮》2003年第3期,等。

[1](美)威廉·哈代·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上卷[M].叶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

[2]姜长兵.读懂斯大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3]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Z].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西)费尔南多·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第2卷[M].方光明,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5]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保)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Z].马细谱,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7]英美对共产国际解散之态度[J].新华日报,1943-05-24.

[8]共产国际解散与盟国合作之意义[J].新华日报,1943-06-02.

[9](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1941—1946)[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78.

[10]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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