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志琴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在儒家的认识论里，认识不是散乱的，而有一定的先后次序。《大学》提出从道德认知到道德践行的“三条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个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三纲领八条目一环紧扣一环，在认识主体与客体上，在认识的能力上，在认识的对象与方法上，系统论述了儒家认识论的核心内容。这在实质上也就证明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存在着认识论的内容。儒家认定人的理想界和理想人格的实现最终取决于人的修养，这是一个需要不断的完善过程。认识是为了行，归于实践，因为任何道德，只有在实践中得以贯彻，塑造理想人格才能真正实现。《大学》里儒家提出把“内圣外王”作为每个人的人格理想，理应从“内圣”与“外王”两个方面确立人生的“安身立命”和社会的理想目标。

一、儒家认识论体系的开展

对于道德不仅需要知道应该怎样做，而且也需要情感意志的注入，因为实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儒家一贯主张的“内圣外王”所要表达的意蕴。这一认识，在《大学》中得到了集中的发挥。“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由此强调德性修养的重要性。在《大学》中，儒家的人生哲学不仅单方面体现在“内圣”和“外王”两个方面，最主要的是这两者的结合，即个人修养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儒家认识论的内容，即儒家追求“大学之道”的根本原则是“明明德”，根本任务是“亲民”，根本目的则是“止于至善”，此三者构成了“大学之道”的三个纲要，总揽了《大学》之要旨［2］(P39)。在“三纲”之后，《大学》提了实施“三纲”的八个具体步骤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格物为最先，以认识外在的普通事物作为认识的开端，而后由外而内，致知、诚意、正心，至此认识告一段落，因为心为人的精神最内在之处。再由这精神最内在之处而外发，心正之后则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又一步步及于身与身之最外端，如此周而复始，人的知识不断增加，人的修养也不断提高，而外在世界的秩序也一再地得到确，这就是认识的步骤与途径。其次，在“修己”与“治人”之间尚需“亲民”。“亲民”要求君子要做到与民亲近，把自身所学积极投入为人民效劳当中，最后是“止于至善”。作为个体，认识的根本目的在“诚意”和“正心”，也就是“修己”;而作为群体之中、社会之中的个人，认识的根本目的在于达致天下大同之最高的社会理想，“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治人”。同时，“修己”与“治人”这两者绝不是二分的，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而这两者之最完美境界即达于个人之至善与天下之至善。

这三纲八目是相互关联，环环相扣的，它展示出了儒家实现理想人格的行径方向。所以说儒家的人生哲学，体现在内圣外王的统一关系上。只有这样才算作真正修、齐、治、平的功德，便是自立而立人，自利而利他的“外王”之致用［2］(P43)。因此，透过《大学》，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被表达得清清楚楚，而这一儒家文化的人生哲学部分也恰是中国哲学认识论的重要部分。

二、“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

(一)内圣之学的认识方法与途径

《大学》对如何完善自我、实现自我，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个阶梯。《大学》的修身方法，首先是“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这不是人们常误认为的格外在之物，纯粹的研究外在世界，在儒家看来，它是特指对人道和人的善恶关系的认识，目的是通过学习和教育，能知孝、知悌、知义、知信、懂是非、辨善恶。［3］以此深入内心，意在不断完善“内圣”的人格修养，借由格物的起用，向外扩充，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心愿。要想明白真正的大学之道，学习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而往后几段也明确说明，古时，欲自昭明德于天下，出发点在管理好自己所管辖的国家，其次是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逐次到个人具体的心性修养上，就要心志纯正、意念真诚，在摸索外在物理知识的同时进而探求整个世界的根本道理。这是《大学》在认识事物的方法上所要表达的，先是从外在的感官认识，然后进入到内在的转化，最后达到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交融来揭示整个宇宙存在的本质，就是认识的极致。

明白了格物致知后，就要“诚意、正心”，诚意、正心是内在的道德情感意志，它是内行与外显起用的过渡。从原文和实际生活中我们知道，道德这种情感意志涵养心性，有的高尚情操能使人心宽体胖，心生愉悦，所以有道德修养的人应是意念真诚的。也就是“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只有达到不欺他人、不被人欺、不自欺［2］(P184)这种要求，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子。再次，就其前面所说过的达到内圣之学的“正心”次第，是说心要纯正无染，强调不受情绪的影响而保持清醒的头脑:“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人能够认知外物，但认识要正确，关键是心要端正，若受到了外界喜怒哀乐等情感的影响，就会心神不集中，产生偏差，就会失去自身认知事物的功能，产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的弊端。

总而言之，内圣之学的修养过程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缺一是发展得不完美，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内圣之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前进的求知过程，从而使自身得以彰显内在的德性，才能一步步向“外王”接近，实现其至善的人格。这是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如果之前的没达到，想有所投机取巧是不可取的，且必须一步步不断提升自身觉悟，才能更好，更顺利地不断向前发展。

(二)实现内圣外王的关键处

在“八目”的关系中“修身”是一个关节点，是对“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内容的高度概括，也是对“齐家、治国、平天下”精蕴的内在表达。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之本，此谓知之至也。”强调修身为本。不仅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末，而且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末，明白这个道理叫做“知本”。《大学》的贡献在于把这一思想提炼成一个公式，指出其中存在着的本末关系。其次，德治思想必须落实到行为主体上，否则就不可去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由此看出《大学》希冀从天子到庶人，都按照儒家的内圣外王的人格去规范自己，这要求社会上的每个成员都成为内圣之学的楷模。用《大学》中的话说，就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每个人臻于内圣的内容是随角色的差异而不同的，但对每个主体来说都是完美的至圣境界。知道了修身的重要性后，接着就是我们如何修身?“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确实如此，我们不能忽略修身很重要的一环，也就是心力的巨大作用，静心才能养性。修身虽谈不上复杂，但也有其基本的要求，这些要求说的就是，在进行品德修养时要保持心志的纯正和不存邪念，个人主体能够做到心不受忿懥、恐惧、享乐、忧患等以物喜悲的干扰。这也是说明了心不正，而其所该正常发挥的作用与职能也将失去，当然也就不能达到修身，由此说明了正心在修身中的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大学》强调“修身为本”，是研讨由内圣转向外王的契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并希望遵守这些规范应是个人主体的内在自觉要求。儒家是非常重视知识的，即在根本的原则确立之后要做的就是广泛地认识周围事物之理。但是，对事理的知、对人的知、对天的知，最后都要归结到“修身”的目的上。只有从“修身”入手，经过“齐家”这一中介，才能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如果不能“知本”，那么个人德性的成就和完善，就不能转化为外在政治上的事功。

(三)外王之学认识的方法与途径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只是修身的方法，是实现内圣之学的途径，内圣发用为立身行道，建立事功，赋予了儒家理想人格学说很深的现实意义。所以由修身而下，必然逻辑地导出外王，也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修己”即是“修身”，“治人”即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儒家的角度看来，先做到修己，由己达人，即是“外王”的具体显现。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家、国、天下”自古以来就是一体、家国不分，只是在特定的现实历史背景下，它才会表现得尤其明显罢了。因此，管家与治国、治天下的具体措施、根本方法是存在着共通性的。“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孝、弟、慈”原本是个人解决自家内部的道德人伦规范，但事君、事长、使众在这里则是体现为社会交往中处理君臣、上下级、君民之间关系的纲常准则了。正是由于它们在方法上的一致性，所以又说:“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有作为的君子不离开家族也能把国家治理得很好。这里塑造的“君子”形象，点明君子能做到治家、理国、平天下，就是因为他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管理结合在一起，并强调了道德修养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大学》对这四者关系的论述是完整而系统的。

首先对修身与齐家的关系，个人是家庭的细胞，也是社会的细胞，个人道德修养如何，将会影响家庭，进而影响社会。“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辟是偏向的意思，谓待人接物不应陷于一偏，所谓私意，不因家庭成员中“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情况的影响，作出不公正的处理。“齐家”的主体应是人格的楷模，故“齐家在修其身者”。比如对于一个拥有三宫六院的帝王家庭来说，君主更应“克明俊德”，在家庭中树立好的形象与威信，以获得家庭成员的欢心与尊重，为共建和睦的家庭打下基础。若是在家庭中有偏见，于其所爱者亲近、偏袒之，于其所恶者排斥、贱视之，于其所敬畏者屈从之，于其所哀矜者姑息之，于其所傲惰者骄肆之，爱之则不知其恶，恶之则不知其美，则家庭多事。所以，心不正，则身不修;身不修，则家不齐。欲齐其家，必先正心以修其身。儒家认为一个人在家庭中通过“修身”达到“齐家”的效果，这自然会影响到“治国”。所以把“齐家”作为“治国”的前提和基础，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齐家”即整治家庭，使家庭和谐幸福，社会也就自然安定。此理南怀瑾先生借用“齐恒公、秦始皇、刘邦、虞舜、汉文帝”为例［2］(P129)阐释得很清楚了。每个成员在家庭中是孝、弟、慈的典范，一旦走上社会从政时，便能对上“事君”、“事长”，对下“使众”，这就是“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我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就是这种谦恭礼让、孝慈友善的良好品德，一人如此，一家如此，也就人人如此，那么美好和谐文明的社会风气也就形成。这样推己及人、由此及彼，就能把一个国家治理好，国君尤其要有君子的品行，以身作则，对待自己的子民以仁心，对待自己人宽恕，使自己家族的兄弟知道法律法规，这样人民才能遵从。所以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前提是要管理好自己的家族，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人的修行是不断的趋于完善的，从而达到“王天下”的大一统愿望。

儒家讲政治，则立足于本国、放眼于天下，实现天下一统才是政治的最终归宿。如何平治天下?《大学》把社稷之安危系附在君主的道德品质上，对君主提出很高的人格要求。既强调“修身之本”，又主张“絜矩之道”，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此之谓絜矩之道也。“上”(君主)能尊敬孝顺老人，民众就会推行孝道，孝道是治国的出发点与归宿。“老老”相似的是“长长”与“恤孤”，均是孝道的体现。《大学》要求君主具备这种德性，以絜矩之道来处理君臣、上下、前后、左右的关系，关心下属和百姓的利益。所以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不能不谨慎，治国的国君需要识得道，即治理好一个国家的根本之策，“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这是前提，需要满足这前提，品德是根本，我们强调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多种品德，意在说明美好的德行对人是多么的重要，接着原文对如何治理好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证，最后说明君子有这种种大道，才能以忠信赢得民心，治理好他的国家，如果是骄傲自大、恣肆放纵，就会失掉它。

此原本《大学》提出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的学习过程:三纲、八目、七证的修养功夫［2］(P59)，就存在其内在的逻辑推理，这亦是中国儒家认识论的内在次序，不仅如此，《大学》里对这方法的求证也是细致入微的，这一点我们也可从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看出，南先生对《大学》里的纲领条目的解释和论证也是值得借鉴的，这虽是他自己最真切的心得体会，但能让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到《大学》原文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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