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伦·坡作品中的复仇母题研究

2013-08-15唐臻娜

陕西教育·高教版 2013年5期

引言

在美国文学史上，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在他短暂愁苦的一生里，却给后世留下了无比瑰丽的文学财富。本文中笔者从主题学的母题研究入手，对坡作品中的复仇母题进行剖析与解读。

复仇母题的神话原型

“主题学中的母题，通常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诸如生、离、死、别，喜、怒、哀、乐，时间、空间、季节、海洋、山脉、黑夜等。”［1］

复仇母题由来已久，其典型代表就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美狄亚（Medea）。年轻气盛的伊阿宋（Jason）率领一支精锐勇敢的队伍乘坐阿尔戈号巨船开始了充满危险与挑战的航行，最终到达金羊毛所在的科尔齐斯王国。伊阿宋向国王的女儿美狄亚求爱，俘获了芳心。美狄亚以她的魔法助伊阿宋排除万难，伊阿宋终于成功取得金羊毛，凯旋而归。然而伊阿宋忘恩负义，却抛弃了美狄亚，要和另一位公主克鲁萨结婚。复仇之火熊熊燃烧的美狄亚杀掉自己的两名稚子，用毒衣杀死了伊阿宋的新欢，放火烧了王宫，然后去往雅典。

美狄亚已然成了复仇母题的典型代表，对西方文学的影响很大。莎士比亚在《麦克白》中塑造的三女巫形象就是美狄亚的化身。由是观之，复仇母题是从远古时代就已存在了，是人类某种感情倾向的组合。“对母题的研究就是对从远古时代直到我们今天都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地保持下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某些主题、情景和人物类型的研究。”［2］

坡作品中的复仇母题剖析

下面我们来梳理坡的作品《黑猫》（1843年）、《一桶白葡萄酒》（1846年）和《跳蛙》（1849年）中的复仇母题。

《黑猫》可谓在惊悚、阴森与血腥中演绎了复仇母题。以往的研究偏重于对恐怖的探讨。其实倘若我们换个角度思考，恐怖无非是坡给这个故事涂上的引人注意的色彩，而坡用这种色彩勾勒的却是复仇的若隐若现的图景——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隐喻着被“我”吊死的普鲁托的复仇火焰熊熊燃烧，后来外形酷似普鲁托的黑猫即使被砌进墙里也要用悲鸣哀嚎唤起警察的注意，让犯下暴虐罪行的瘾君子落入法网，最终报了仇！普鲁托的冤魂弥漫在《黑猫》中，它不依不饶，令仇人毛骨悚然，在将遭受报应的恐惧的泥淖里苟延残喘、勉强挣扎，让我们看到了复仇者与仇家之间残酷血腥的斗争。在《黑猫》中复仇者不是通常情况下的人，而是牲畜，牲畜受到残害难以瞑目尚且百折不挠地复仇，何况身为万灵之首的人？足见遭受社会不公与偏见、凌辱，受尽心酸苦楚的坡内心的悲戚有多么得沉痛！至此，我们已微妙地体会到坡的复仇母题与他的身世是密不可分的，关于此本文稍后将有论述。

《一桶白葡萄酒》从故事一开始就将复仇母题赫然置于读者面前。“The thousand injuries of Fortunato I had borne as I best could;but when he ventured upon insult,I vowed revenge.……I must not only punish,but punish with impunity.”［3］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福吐纳托对我百般伤害，我都尽量忍着。可是当他斗胆侮辱我，我就发誓要报仇雪恨了。……我不仅要干掉他，而且还要干得不留后患。”［4］这个故事在惊心动魄、险象环生中为我们讲述了复仇的经过，首尾呼应，开头预示着复仇的大幕已然拉开，结尾让我们知道复仇者并未受到追查，也只有这样的复仇在作者眼里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复仇。故事中的一句“Nemo me impune lacessit（拉丁文，意为凡伤我者，必遭惩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让我们看到复仇者钢铁般的决心与坚强的意志。

《跳蛙》讲述了跳蛙与屈丽佩泰两个小人物大快人心的复仇。早已埋下复仇种子的跳蛙借一次宫廷化装舞会的机会设计将国王和七位大臣活活烧死，之后便与屈丽佩泰双双无影无踪。“母题不仅有生命力，而且这种生命力还产生了一种生殖力，不仅可以从任何一种文学现象中总结出来，而且能够由它生发出万千的主题、情景和任何类型。”［5］由复仇母题生发出的跳蛙与屈丽佩泰，他们所遭受的屈辱以及他们洋溢智慧的反抗令复仇的原型情境重新激荡在读者的潜意识里，获得了强烈的震撼与共鸣。

坡作品中复仇母题的成因

那么是什么原因令坡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复仇母题且对该母题刻画得淋漓尽致呢？

笔者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古希腊罗马神话的影响。第二，坡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与他的亲身经历的影响。第三，坡的创作理论的影响。

坡的名诗《致海伦》中将希罗神话中宙斯之女海伦的美貌与温柔尽情讴歌。此外，《黑猫》中的黑猫的名字普鲁托恰好也正是冥王的名字，凡此种种，足见坡对希罗神话的熟稔。

坡生活在19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美国的西进运动如火如荼，但同时奴隶制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日趋严重。坡如蚍蜉一般被矛盾激荡的社会洪流裹挟其中，难有安稳之所，不仅终身穷困潦倒，而且生前在文坛上也受尽曲解、排挤与冷遇，爱默生、罗威尔、惠特曼、朗费罗等都讥讽过他。因此，“索尔·贝娄在《洪堡的礼物》中把坡作为被残酷的美国社会毁灭的天才诗人的一个代表，他说：爱伦·坡死在巴尔的摩路边的臭水沟中，哈特·克兰的遗体漂浮在一艘船旁，约翰·贝里曼从一个桥上投水而死。…… 美国现在以这些亡故的诗人而骄傲，但这些诗人正是被这个国家过分严酷的现实残杀的。”［6］可以想见，坡生前内心涌动着多少对社会残酷现实以及自身悲惨际遇的辛酸与愤恨，“凡伤我者，必遭惩罚”，诉诸笔端的复仇母题乃是他宣泄情绪的某种通道。

坡的文学创作理论为当时新生的美国文学开辟了本土化的道路，坡在《创作的哲学》中谈到：“我喜欢在开篇之前首先考虑作品的效果。永远关注作品的原创性，这是最明显、最容易获得兴趣的源泉，谁要是敢于不考虑这种兴趣和效果，那就是对他自己的虚伪。”［6］可以这么说，正是想要达到复仇情绪对人心灵造成震撼的冲击效果，坡选取了一系列事件以扑朔迷离或是恐怖悬疑等相当吸引人的叙事手法把这些事件串联起来，实际上如迷雾般的情节却都是漂浮环绕在“复仇”这一核心堡垒周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