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翻译地位之反思和归位

2013-08-15罗长斌

陕西教育·高教版 2013年5期

罗长斌

唐臻娜

鲁迅的身份归位

从过去热捧鲁迅，让他的文章遍布在语文课本之中，到现在冷落鲁迅，把他的文章从课本中拿掉，这都说明，最知名的人物也是人们最不理解的人物。原因是大家最不愿意独立思考，最愿意接受过去的政治宣传机构给他贴的标签。这个标签上写道：“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陈丹青先生对鲁迅的研究颇为深刻，他说：“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非左非右，并没有政治色彩。教科书‘对鲁迅的评价’和‘真正的鲁迅’的历史，实在不是一回事。”

陈丹青继续说，“鲁迅，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危险者。任何政客都不是异端，而他是天生的异端，他具有异端的两大特征：一，不苟同。二，大慈悲。不苟同是说，对任何新党旧政，都有着不同的意见。大慈悲，是说，见不得人杀人。他试图摆脱死亡被赋予的一切诗意，直面死亡……异端是什么？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不是走极端，要我说，异端的特质，是不苟同，是大慈悲──鲁迅的不苟同，是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而教科书单捡他左倾的言论；鲁迅的大慈悲，说白了，就是看不得人杀人，而教科书单说他死难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鲁迅对历届政权从希冀、失望而绝望，从欢欣、参与而背弃，就因为他是异端。而鲁迅的大诚恳，是他能超越不苟同与大慈悲，时常成为他自己的异端。”[1]

陈丹青又说：“大家不要忘记：直到今天，鲁迅仍然是个危险的人物。”[2]因此有人说，如果鲁迅活在五十年代会不会当了右派？活在现在又当如何呢？最近，鲁迅的一些文章从教科书中删掉了。萧让先生写文章说，鲁迅滚蛋了，他笔下“被批评”的人物欢呼雀跃了。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当今的和谐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3]

而陈丹青却继续说道：“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那么，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除非你有两条以上的性命，或者，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4]

面对历史上这样那样的解析鲁迅，其实都只是太偏重于把鲁迅看作是“匕首”和“投枪”。如果发现可以使用这“匕首”和“投枪”去打击对手，就大力地歌颂他。后来发现“匕首”和“投枪”可能会伤着自己，就要将他冷藏起来。陈丹青的研究很深入、很有价值，但这只是针对“匕首”和“投枪”所给予的反向解释。

其实，鲁迅的真正身份应该是“文学家和翻译家”。他既不是“匕首”和“投枪”，也不是“思想家和革命家”。因为中国人不能理解文学家的本质、责任和价值，因此就理解不了鲁迅。文学家的本质就是对人类的责任心和良心，他是中立的，他是独立的。他和人交朋友是出于这两个心，他批判别人也是出于这两个心。但是，社会和党派学家们说，你要为我们做文化枪手！呜呼！鲁迅做不到，于是他就病死了。

鲁迅的翻译贡献和翻译理论的解析

九十多年来，鲁迅似乎一直是推不倒的圣人，是个永远的旗手，因为总是有许多人在不了解鲁迅的情况下，愿意发表他们的捍卫、溢美之词。我们都读过他的几篇文章，但编者已将定论告诉给我们，说他“伟大”。人们转而推理说他的一切都伟大，因此他的翻译理论就在多种翻译教材中被称赞。比如，张培基等人说：“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易解，二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而提出‘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5]庄绎传先生在宣传介绍鲁迅的翻译理论时，说：“鲁迅对翻译工作的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6]

遗憾的是，吹捧者可能都没认真研究过他的译作。现举一例分析一下在翻译时的思考深度问题。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几句短诗在中国的传播盛广，由年轻的革命者白莽所翻译。有故事说，白莽很崇拜鲁迅，去拜见过鲁迅却没见到，后来年纪轻轻的却英勇就义了。诗曰：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几十年来，大家都只管蒙着脑袋去背，却不知此诗写得非常不合情理，当然也极可能是翻译得不合理。按照唯物论的思想，因为有这个物质身体在，你才可以去“爱”或者“恨”。先有身体，才能表现“爱”。所以，身体应该比“爱”重要，比“爱”值钱。没有了身体，一切皆无，什么也表现不了。因此古人才说“人命关天”，而不会说“爱情关天”、“自由关天”。可裴多菲先生的意思却是说，自由第一，爱情第二，生命第三。这是对生命过程的极大误解，是那种以死为乐的生活哲学，却完全违背了生命的过程。因此，符合逻辑的、符合人类生存方式的说法应是：

爱情诚可贵，生命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执著都要抛。

这样一来，当你把一切执著，包括对爱情、自由等的执著都抛弃掉了，你的心才能真正自由了。内心没有执著就算是真正自由了。内心自由了，那么此时身在何处又何妨呢？

我们不能得知原诗是否是这样写的。若原诗如此，它就没有翻译推介给中国人的必要和价值了，译者就应该放弃翻译。若原诗是符合逻辑的，是符合人生哲理的，译者就应该按照原诗的本意去翻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翻译时，译者所应具有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才行，这是认真翻译的前提。

所以，白莽之错译说明，白莽的时代是鲁迅的同一时代，那是个译文混乱的、翻译拓荒的时代。因此，对于这个严肃文化的传播方面，我们后人对他们不应过多批判、不应过多奢求，因为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严重的局限性，但我们也不应该随意盲从他们的译文和翻译理论。

鲁迅的翻译价值评判

在目前赞誉鲁迅的翻译贡献的气氛下，笔者运用反思的方式求证一下鲁迅译文的价值，从而使鲁迅先生回归到他应有的地位上去。

第一个反思：据鲁迅专家称，鲁迅“留下1000多万字”。假如他25岁时做文字工作，55岁去世，一生写了30年。于是，平均一年他需写作或翻译33万多字，平均每天须写下913字。如此的多产，这可能吗？文字有无思想、有无分量？一个人是否伟大和他留下来的文字质量有直接关系，而和数量没有一点关系。鲁迅果真“伟大”，他真是只需写下一本书，至多几本书就够了。一个大人物在一生中所拥有最精髓的思想，真的是写在一本书里就够了。字数越多，水分就越多；炫耀字数，就等于是在贬值他。

第二个反思：如果《鲁迅翻译文集》出版问世，就无须专家替读者背书了。读者可以直接从译作中得到对鲁迅翻译水平的认识。此处摘选鲁迅翻译的荷兰作家望·蔼覃之《小约翰》中的片段，供读者品味。

“蓝的是宽大的水面，直到远处的地平线，在太阳下，却有一条狭的线发着光，闪出通红的晃耀。一条长的白的飞沫的边镶着海面，宛如黄鼬皮上镶了蓝色的天鹅绒。地平线上分出一条柔和的，天和水的奇异的界线。这像是一个奇迹：直的，且是弯的，截然的，且是游移的，分明的，且是不可捉摸的。这有如漫长而梦幻地响着的琴声，似乎绕缭着，然而是消歇的。

于是小约翰坐在沙阜边上眺望——长久地不动地沉默着眺望——一直到他仿佛应该死，仿佛这宇宙的大的黄金的门庄严地开开了，而且仿佛他的小小的灵魂，径飘向无穷的最初的光线去。一直到从他那圆睁的眼里涌出的人世的泪，幕住了美丽的太阳，并且使那天和地的豪华，回向那暗淡的，颤动的黄昏里……”

鲁迅的译作我们难得一见，但他的创作风格我们还是印象深刻的，他很喜欢使用短句。

所以，单看这段译文，若是当作中国文人之作品来看，还是比较不错的。然而译文的质量好坏，首先是要看它和原文的风格寓意是否相符合。但是我们这里无法看到原作，无法将原作拿来比较，这里只能是提出几点疑问。

其一，鲁迅的翻译原则是“宁信而不顺”，这段文字很像是迎合了他的翻译原则。他像是被“归化”成为了标准的鲁迅的写作风格：即短句多。但是欧美作家的句子很长，或长短句子交互使用。所以他的译文似乎是改变了原作的风格。若他的写作风格和译文风格相似，这当然是很不妙的。不同外国作家的写作风格、修辞风格是相当不同的，如果鲁迅的很多译文的风格相似，这当然也是不妙的。

其二，读起来很难读懂。什么是“一条狭的线”、“晃耀”、“有如漫长”、“绕缭着”、“消歇的”、“幕住了”呢？这些词语是否是译自原文？在写作中，鲁迅的语言无须完全符合普通话的标准，加上江浙方言也未尝不可。反正那时全国也没有统一普通话的使用标准。正如陕西作家贾平凹在其作品中夹杂有许多陕西方言用语一样，这都是写作中的正常现象，但在翻译中，这样做就不行了，他需要用标准的汉语来表达原作的意思和风格。

其三，句子“仿佛这宇宙的大的黄金的门庄严地开开了”中有两点疑问。一是“开开”太口语话了，应该使用“打开”。二是“宇宙的大的黄金的门”用了三个“的”是多余的，而且意思难于理解。若根据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它应该是指“天国的黄金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