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强，李战军

（1．河北大学 新校区管理与建设办公室，河北 保定 071002；2．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0）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在全国大兴教育，广设新式学堂。在此背景下，作为京畿重地的保定，自1902年以后的10年里，兴建了10多所军事学堂，形成了清末最大的军事学堂教育群。这些军事学堂，都或多或少地聘用了日本教习，对中国的军事教育和军事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清政府聘用日本教习的原因、日本教习来保任教的状况及其对近代军事教育和军事近代化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至今尚无专文进行研究，本文将就此进行初步探讨。

一、日本教习来保任教的原因

首先，聘用日本教习是清政府的无奈之举。一方面，清政府在兴办新式学堂之初师资严重不足。1902年，清政府公布《奏定学堂章程》，废科举、兴学堂，各类新式学校纷纷设立，师资缺乏问题很快就凸显出来，尤其是在直隶保定开设的军事学堂中，原来在旧式书院、私塾中任教的教师只能担任国文、修身等科目，无法胜任军事学方面的课程教学。虽然有些留学生已学成回国，但多以速成为主，学制较短，教学能力和水平有限。因此，聘用外籍教习就成为解决新式教育师资缺乏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聘用日本教习也是加强对青年人思想控制的手段。19世纪末，清政府先后向日本派送了多批留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留学生在日本吸收了新思想，成为“反对、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基本队伍”[1]579，这背离了清政府的初衷。鉴于此，清政府千方百计阻挠新思想的渗透，限制出国留学人数，并采取从日本聘请教习到中国任教的方法作为补救。清政府认为，聘用日本教习可以使新文化、新思想的输入、吸收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使培养出来的具有新知识的人才和从旧教育制度中培养出来的一样，符合统治阶级要求的“忠君、尊孔、尚武、尚实”。再者，节省经费和“同文之便”也是聘用日本教习的一个现实考虑。聘用日本教习来华任教，不但可以减少派遣到日本留学的学生数额，减轻经济负担，而且还能使接受新知识的人数增加。正如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所说：“今拟遵照朝廷旨，设为学堂，专将西学，以应国家之求。此区区入款，若延西师万不敷用，若尽此四百金作为脩膳之用，延请日本人为师，日本风气俭朴，必有能手来应。吾聘此是穷家办法，尽吾所入以供教师，其学徒则各自备资斧来学授业。”[2]472吴汝纶还认为：“倭文不过一二个月可望通明，能习倭文，则倭译西书皆可读矣，此至捷之径也。”[2]474基于以上原因，清朝统治者在权衡轻重利害之后，决定聘请日本教习来华任教。

其次，聘用日本教习与袁世凯的倡导分不开。袁世凯在编练新军时，就曾于1899年“向日本政府点名要求日本武官清木辅助指导”[3]165。1902年，袁世凯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大力举办武备学堂，编练新军。随着北洋军事势力的崛起，袁世凯在清政府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企盼袁世凯能成为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其中日本表现的最为突出。而与此同时，袁世凯为扩张自己的势力也极力向列强靠拢，注重向各国学习，改革军制，效仿其军事教育方法。在进行一系列考察后，袁世凯特别中意于日本，在他看来，“日本步武泰西，最著明效”[4]1367，遂主张采用日本的军事教育办法。同年4月，袁世凯上书光绪帝：“访求外国通儒及致仕闲居人员，务取学识淹贯，在彼国中最知名者，聘定来华，作为讲友。”[5]483显然，袁世凯对招聘日本教习持支持和欢迎的态度，对清政府选择向日本聘请教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聘用日本教习与日本政府的“保全清国”政策有关。日本对清政府聘用其军事人才任教态度非常积极。在甲午战争两年后的1896年，中日两国复交。此时的日本为抵制西方列强在华势力的不断扩大，以强国自居，以“帮助”为口号，开始积极推行“保全清国”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日本参谋本部派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福岛安正、田村怡与造等将领先后来华游说，劝诱清政府派陆军留学生到日本学习并聘请日本顾问及日本教习。[6]83日本政府不断游说，鼓吹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易于沟通，力劝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招聘日本教习，派遣赴日留学生，致使张、刘等人很是动心。1902年3月，日本《教育时论》杂志发表《对清教育策》一文，公布清政府正在招聘日本教习的消息，鼓励日本教育界对此做出积极响应。同年，日本参谋次长田村怡与造专程到保定拜访袁世凯，接洽所谓军事合作。在日本政府的操纵和鼓励下，大批日本军官和军事学校的教官来到了中国。到1903年，日本终于排斥了西方各国，在派遣教习上取得了垄断地位。1903～1909年间，中国大部分军事学堂都为日本教习所把持。

二、日本教习与保定军事学堂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清政府为维持其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西法编练军队，推行所谓“新政”，开始裁汰旧军，编练新军。袁世凯选择保定作为他的大本营，并在1902年开始编练北洋新军，至1905年，新军人数将近7万。“由于军队的扩编，急需补充有近代军事知识的中下级军官，每镇需官佐748名。”[7]237为解决教官问题，袁世凯自编练新军之日起就在保定开办了一系列军事学堂，其中包括：1902年开办的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1903年开办的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1904年设立的北洋陆军师范学堂；1905年设立的军械学堂、马医学堂、经理学堂；1906年开办的宪兵学堂、保定军官学堂；1912年开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当时，保定设立的军事学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种类上均居全国之首。

保定的各类军事学堂是为了适应现代化军队建设的需要而设立的，均以先进国家的军事体制为参照。不但设有步、马、炮三种随营学堂，还设立了工兵、辎重、军医、马医、军械、经理等各种学堂，涉及到了兵工、测绘、情报、医疗、运输、通信联络、训练、财务、经理等各个专业。随着新型专业的设置，清政府师资匮乏，各学堂都无一例外的或多或少聘用了日本教习。在陆军大学的前身——北洋陆军行营军官学堂中，“各教员均系聘用日本军官”[8]325。据当时的外国人莫理偱统计，袁世凯聘请了60多名日本教习。[9]217其中，陆军马医学堂、将弁学堂、北洋军医学堂和北洋宪兵学堂还聘请日本教习为总教习。总教习在各自的学堂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负责“管理订定课程，并随时修改暨监察各教习功课”[5]543，并协助学务处总办筹划各种教育行政组织事务，订立规章制度。

在日本教习的策划下，保定各军事学堂在学制、课程、教材等方面都受到了日本同类学校的影响。在学制方面，“北洋速成武备学堂仿照士官学校，经理学堂仿照东京经理学校”[10]115。军事学堂的章程多由他们根据日本同类学校章程制定，课程设置也是直接效仿日本，教材几乎都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

这些由日本教习参与的军事学堂，培养了大批具有近代军事素质的新型军事人才。由此看出，日本教习对我国近代军事理论的发展、新军建设及军事教育体制、军制的革新等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日本教习对近代军事教育的影响

当时，直隶的军事教育在全国名列前茅，而这一成绩的取得与日本教习是分不开的。

日本教习积极向中国介绍先进的军事理论和军事理念。在来保任教的日本教习中，贡献较大的有保定陆军学堂的教习多贺宗之、北洋将弁学堂总教习贺忠良和日本中佐佐立花小五郎等。在华期间，他们除了教学还通过创办刊物、翻译国外著作等途径向中国介绍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军事制度、军事技术和军事思想。其中，多贺宗之的专著和译著达到21种，他还创办军事刊物《武备杂志》，并在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佐立花小五郎也翻译了多种军事书籍。这些日本教习的著作及译著的出版，使日本及西方国家的大量军事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的军事体制改革、军事教育方法的改进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加快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步伐。

日本教习不但介绍军事理论，而且直接参与会操指导。在1905年10月举行的北洋新军首次河间会操中，日本教习不仅参与了演习的筹划与指导，而且表现得非常出色。以致袁世凯要求对会操中“襄同办理，深资得力”的坂西利八郎等日本教习“量予鼓励”。[11]900在日本教习的主持下，新军训练均以近代军事技术为主要内容，包括队列、操法、兵器、测绘筑营、桥梁架设等，这使中国陆军初步摆脱了落后状态，在相当程度上缩短了中国军队与其他强国军队的差距。

更重要的是，在日本教习的帮助下，清政府确立了新式的军事教育体制和军制。1904年，清政府仿日建成四级军事教育体制，至此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军事教育制度。同年，清政府以北洋营制为基础，在1902年以日本军制为蓝本编练新军的基础上，统一了全国新军营制，在晚清新军中正式确立了新军制，这在近代中国的军事领域都是具有标志性的重要事件。

大量日本教习的聘用，给当时军事落后的中国带来了先进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对中国军事近代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最明显的就是加深了中国军队对日本教习的依赖，使日本势力渗透到中国军队之中。1898年5月14日，驻华公使矢野龙溪在给外务大臣西德次郎的信中写到：“如果将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国新人才散布于古老帝国，是为日后树立日本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其习武备者，日后不仅将仿效日本兵制，军事器材等亦必仰赖日本，清国之军事，将成为日本化。……可无限量的扩张势力于大陆。”[12]841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向清政府派遣教习的真实目的，“帮助”只不过是诱饵，输出日本文化，发展日本势力才是其居心之所在。

近代中国的军事力量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要加强军事力量、创建近代化军队，必须向先进国家学习。日本教习来华任教为清政府培养了大批急需的新型军事人才和中下级军官，对中国军事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军事近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日本教习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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