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立波 ，黄向阳 ，2

（1.湖南省农村居民社会化发展研究基地，湖南 常德 4150002.湖南文理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湖南 常德 415000）

文化认同回答的是“我们是谁？”，它是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1]。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以大杂居、小聚居的形式混居在全国各地，少数民族与汉族互通往来，在长期互动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对本民族的归属感和对民族文化的传承状况如何？笔者通过对湖南省枫树乡回维村的调研，以管窥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认同状况。

枫树乡位于湖南省桃源县东部，距县城15公里，回维村是个少数民族村，全村1464人，维吾尔族1172人，回族209人，少数民族人口占全村人口的94%，是除新疆外最大的维吾尔族居住地，素有中国维吾尔族“第二故乡”之称。回维村人源于西域，定居枫树始于元末明初之际，时朱元璋启用了元朝部分将领，将元将领哈勒将军的后裔哈勒·八十委任燕京都总兵一职，让他带领士兵南征北战，由于战功卓著，明太祖为嘉奖其功绩特赐其姓“翦”，改“八十”为“八士”，同时担心哈勒·八士心系西域，重回蒙古统治，后封其为镇南定国将军，镇守湖广辰常一带，哈勒·八士遂定居于桃源枫树，公元1388年去世后奉旨葬于常德，其部将及其后代在枫树一带安居乐业至今。“翦”姓维吾尔族人从十四世纪中叶定居枫树至今已有600多年，几百年沧海桑田的变迁，如今枫树回维村人自身民族认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一、伊斯兰文化：保留与传承

每个民族都可以通过代代相传的行为、思想、传统予以界定，形成相互有别的态度倾向、社会文化规范和行为模式，发展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单元[2]，其中宗教是民族文化的精髓，是辨别一个民族的主要标志。明朝初年哈勒·八士定居枫树之初，所率部将都信仰伊斯兰教，于是异域文化开始在枫树传播，时至今日，伊斯兰教文化在当地仍然延续不衰。

伊斯兰文化最显著的象征符号是位于回维村5组和6组之间的清真寺。据《湖南通史》记载，洪武十四年，哈勒·八士受封为镇南定国大将军，朱皇赐翦姓建哈旗营进经殿，洪武二十六年重建为清真西寺，此为清真寺的前身。清末民初，得常德清真古寺赞助重建，改名清真古寺，1966年文革时被毁，1988年获重建。现在的清真寺气势雄伟，造型古朴，寺顶呈圆弧形，上塑一轮弯月，具有浓郁的新疆和阿拉伯清真寺建筑风格，寺内有阿訇1名，寺师傅1名，寺管会7人，伊斯兰教主要宗教活动都在寺内进行。每周五主麻日下午一点左右清真寺附近部分村民会到寺里做礼拜，礼拜者以老年人为主，其间不乏80多岁的老人，礼拜人数多少不等，农闲时30多人，农忙时10余人。斋月期间，清真寺每晚开放，村民可到清真寺礼拜，礼拜有昏礼和宵礼两种，村民主要举行宵礼，昏礼只有阿訇和老师傅参加。寺内主要进行的节庆活动是开斋节和古尔邦节。斋月后的第一天是开斋节，这天有50多人参加，穆斯林穿着干净的衣服诵经礼拜并聚餐。斋月过后70天是古尔邦节，也叫“宰牲节”，有客人来时清真寺会宰羊、做手抓饭、跳小辫舞，参加礼拜的人会更多。暑假期间，寺管会有时候组织开办经学班，从新疆或宗教学校请来老师，在村里招收一定数量的小孩和老人来学习阿拉伯语和宗教知识，这是清真寺最热闹的时期，寺里洋溢着浓厚的宗教氛围。在枫树回维村，形成了一个以清真寺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圈，离清真寺越近，民族色彩和宗教气息越浓。

在日常生活领域，回维村人的民族特色主要体现在饮食禁忌和葬礼习俗。饮食禁忌主要是不食猪肉，以牛养肉代之，这是辨别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标志，“我是教门，不吃猪肉”，这是信教者进行身份识别的普遍回答。在婚丧嫁娶各种人生礼仪中，葬礼与汉族习俗区别最大。穆斯林家庭人归真之后，室内肃静，家人闭拢亡者口目，脱其衣服，遮其羞体，顺其四肢，使头东脚西，头部稍高，并以白布单覆盖其体，室内点上芭兰香，以避污气[3]。之后有四道程序：清水洗、白布包、简短殡礼，黄土深埋。首先由3－4位同性对尸体进行清洗，洗礼完结之后再用白布由里及外层层包裹，包好头脚放入“塔埠”，将“塔埠”面朝西放入院中，由阿訇或老师傅主持殡礼。参与葬礼者需“大净”，脱鞋后面对“塔埠”，在领殡带领下叫“帮克”，向逝者集体默哀，阿訇诵读《古兰经》，之后所有人员一起送“塔埠”去墓地安葬。下葬时亡者头北脚南面朝西置入土中，由内亲镢土筑墓，其间阿訇念经祈祷，念完后相继离开。穆斯林丧葬遵循“土葬”、“速葬“、”“薄葬”三原则，简朴庄严肃穆。日常生活是“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的对象化领域”[4]，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内含的规则和价值取向长期积淀凝聚，形成适应生活的文化取向和价值认同。回维村穆斯林在其他日常习俗上有所改变，但丧葬上基本遵循着伊斯兰教规，对民族本色的坚持表明了他们对本民族稳定的归属感，在生活中用习俗的反复展演来让伊斯兰文化沉淀、传承，形成对伊斯兰文化的持续认同。

二、汉文化冲击：儒汉文化的强势影响

回维村虽在漫长的岁月中保持了伊斯兰文化特征，但600多年历程中这个小村庄的独特文化就如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被汉文化重重包围，在与汉族人的交往中深受汉文化的渗透与浸润；而且江南的地理气候和物质条件与西域有巨大差别，在新环境的刺激作用下，他们形成了新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经验，与西域回维人有了不同的文化特征。

汉化的突出事件是“反教”，即由信伊斯兰教改信道教或佛教。据当地村民回忆，在清中后期发生了一次大瘟疫，村里死了很多人，根据穆斯林教规，丧葬仪式需请阿訇主持，但阿訇有限忙不过来，请不到阿訇的家庭情急之下就请了道士做道场或和尚念经，丧葬礼仪是伊斯兰教的底线，不请阿訇就意味着背离了伊斯兰教，这些村民就被成为“反教”的人，从此在枫树回维就有了两种信仰系统。也有一说是维吾尔族人娶了汉族媳妇，汉族媳妇没有严格按照穆斯林的方式生活，家人去世时就请不到阿訇，只有按汉族习俗安葬，于是“反教”。“反教”一旦开始就逐渐有了增多的趋势，几百年来不时有信伊斯兰教的人加入到“反教”的行列中来。现在全村有11个村民小组，“反教”的有 1、8、9、10、11 组，没有“反教”的有2、5、6、7 组，还有 3、4 组有一半家庭“反教”。从佟春霞的统计数据来看，289户翦姓维吾尔族中“反教”的有174户，没有“反教”的有115户，“反教”家庭远远多于伊斯兰教家庭。“反教”并不是一个突发的偶然事件，它反映的是在民族交流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冲突与交融，在汉文化的强势影响下，地处江南水乡的伊斯兰文化被弱化甚至涵化的结果。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回维与汉族开始通婚之后，回维村汉化特征更加明显。首先很多回维的民族特色已经散失。在当地语言已经本土化，除了阿訇在宗教仪式中会用阿拉伯语，在清真寺人们会用阿语问候之外，当地人没有一人会说维吾尔语，在生活中，人们普遍使用的是汉语和汉字。除此之外，当地人的形态体貌、服饰习惯、建筑风格与西域已经相去甚远。婚嫁仪式中除了有的家庭请阿訇主持仪式外其他习俗与汉族婚礼并无二致，孩子出生后请阿訇取经名的也极少。再者当地人吸收了很多儒汉文化元素，典型的是修订族谱。族谱是强化血缘边界、地理边界和伦理边界的重要宗族文献，是儒家文化的特色。回维村从乾隆初年至今，回维村《翦氏族谱》已编修过4次，在族谱的家训家诫中，无不以孔孟、朱子的言论为起论的基点，体现着儒家思想的精华，如崇礼仪、敦孝悌、重耕读、笃宗族等，在翦姓家族历史上，儒家思想是持家育人的主要思想，影响深远，翦氏家族中目前近有八成家庭在堂屋的显要位置供奉着四修的《翦氏族谱》。翦家族人说：“我们学习了汉族的先进文化，尤其是修谱，才让我们的民族成为一个整体没有散失。”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道教、佛教在回维村也有发展，反教村民的家人去世之后都请道士做道场，土地信仰比较浓厚，现在村里重修了3处土地庙；也有妇女是佛教的虔诚信仰者，每天在家里敲木鱼念佛经，常去寺庙进香。总之，回维村民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深受儒汉文化浸染，汉化程度已经相当高。

三、现代化冲击：市场文化的剧烈震荡

回维村自从1993年清真寺重新建成以后，在政府的重视和村庄精英的倡导下，一部分不信教的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做礼拜的人在增多，从这方面看伊教信仰的氛围在强化，伊斯兰文化的发展欣欣向荣。但另一方面从整体情况来看，在日常生活中该村“反教”者和部分“未反教”者的生活方式却离伊斯兰教越来越远，伊斯兰教信仰越来越淡化了，也即对于同一种宗教，该村出现了冰火两重天的奇怪格局。其缘由就在于信教者的构成出现了分化，信教者渐趋老龄化，村里的老年人越来越靠近宗教，而年轻人却越来越远离宗教。与老年人的宗教虔诚相比，年轻人为何会远离宗教？

年轻人对宗教的淡漠的原因在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席卷下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对年轻人产生了剧烈的震荡。现代化历程开启以后，市场经济发展迅速，打工大潮应运而生，人口快速流动，回维村青壮年劳动力纷纷走向全国的四面八方谋生，这个村庄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处于相对封闭静止的状态，除了汉文化之外，伊斯兰文化又受到了来自市场文化的全面渗透和剧烈冲击。市场文化是建立在相同的生产方式和相同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的，具有很大的同质性，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所具有的社区性的地方性知识很快被全民性的普遍性知识取代，在市场文化的大环境中，无论从客观环境还是主观意愿他们都再也无法严格恪守伊斯兰教教规，如饮食结构中的猪肉禁忌，斋月的禁斋规矩，主麻日的礼拜，生活方式逐渐与周围非伊斯兰信仰人士趋同。回维村老人们对年轻人不守教规的现象也表示理解，“我们伊斯兰教禁止饮酒、赌博，动物不经阿訇念经宰杀是不能吃的，以前老师傅出门都要自己带锅走的，现在年轻出门在外，他们哪能做得到？除非不做事了！”在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日复一日的浸染之下，宗教的外在显性符号淡化后，青壮年人宗教意识就慢慢淡化了。

市场化还带来了村民的社会化，村民再也不像以前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自给自足了，其消费和需求都融入了社会化大生产之中，而消费和需求都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因此货币压力成了困扰村民的首要问题[5]。货币现在成了最无声却最强大的力量改造着村民，影响着该村宗教事务的发展，使清真寺面临着宗教教职人员后继乏人的问题。清真寺宗教人员共有三种：阿訇、寺师傅、老师傅，目前清真寺的困境就是清真寺作为一个村庄级别的寺院，规模不大，收入有限，阿訇待遇不高，外面的阿訇不愿意来任职，阿訇一职常有空缺，现在的阿訇是本村人，是村委会和寺管会做了很多工作才请回来任职的。相对于道教的道士来说，红白喜事中开经的老师傅不能与主人讲价，报酬任由主人给予，因此往往收入比道士低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老师傅一职，寺里现在共有8位老师傅都是老年人。寺师傅不无担忧地说：“现在的老师傅都是老人，年轻人都不想学做老师傅，我原来想要自己的孙子学做老师傅，头天晚上跟他说得好好的要去学，到第二天清早他坐上汽车飞快地跑了，去广州打工了！像这样子以后村里丧葬到哪里找老师傅？”教职人员的数量和水平直接关系着该村伊斯兰教的繁荣，目前回维村的人员和资金窘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该村伊斯兰教的发展。

四、结论：在多元文化的博弈与融合中保留民族特色

在伊斯兰文化、儒汉文化、现代市场文化互相交织的情况下，这个混居在汉族地区的回维村的伊斯兰文化深受汉化和现代化的冲击，其民族文化到底会走向何方？是会走向衰落还是会迎来新生？这是一个关系到少数民族文化的长远发展问题。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着全球化浪潮的洗涤，在民族间相互学习或嫁接异质文化的同时，一些原有的民族文化特征将逐渐遗失，异文化通过文化认同机制逐渐渗透到原文化之中，形成多元化的文化认同。在回维村村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多元文化相互渗透，文化之间有博弈，更多的是彼此交融。以清真寺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是村庄文化的主流，道教和佛教均有各自的市场，有的人严格按照伊斯兰教规生活，也有的人生活方式完全汉化了，年轻人更是崇尚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伊斯兰文化、儒汉文化、现代市场文化的元素在回维村都可以看到，一个文化场景往往能看到多种文化元素的参与，文化之间彼此学习和竞争，又相安无事，形成了一个大杂揉的文化景观。其实从动态的眼光来看，一切文化只有在交流与冲突中才能发展，并形成自己的个性，伊斯兰文化必须吸取儒汉文化、现代市场文化的精华并加以改造革新才能在现时代生存发展。作为该村宗教领袖的清真寺阿訇一方面致力于发展宗教事务，另一方面也极富商业头脑，不失时机地为自己的网站做宣传。60多岁的寺管会主任善用网络，能精熟地利用QQ空间、微博、论坛发帖等方式扩大回维村影响，广交网友，推广伊斯兰文化。在宗教节日中儒汉文化的元素也越来越多，如此种种，伊斯兰文化具有了新的生命力。

近年来伊斯兰文化出现了局部复兴的现象。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村庄精英致力于伊斯兰文化的复兴，他们与新疆的交流和学习越来越频繁，举办的民族文化活动越来越多，对青少年在民族语言、宗教、习俗方面的培训力度逐步增强，清真寺作为伊斯兰文化核心，辐射范围也日益扩大，作为“维吾尔族的第二故乡“，该村知名度也越来越大，荣获“湖南省少数十大民族特色村寨”之一，原本遗失的民族特色在慢慢回归，也即民族文化在汉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既迅速衰落，又在民族精英的努力下局部复兴，衰落与复兴的矛盾格局将同时存在。如何理解这一矛盾现象？它其实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化面临全球化冲击的反馈过程：在全球化开始的时候，民族文化受到了强烈的外来冲击走向衰落，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人们会产生民族文化的觉醒，在文化比较中认清“我是谁？”，进而强调自身的民族特色，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增强。这是少数民族文化在应对汉化和现代化的挑战过程中的自我调试，以完成文化重构任务必不可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该村伊斯兰文化必将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长期传承下去，与儒汉文化、现代市场文化共同繁荣和发展。

[1] 李武装.“我是谁？”和“我们是谁？”[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32-37.

[2] 王沛.民族文化认同内涵与结构[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01-106.

[3] 佟春霞.文化殊异与民族认同[D].中民民族大学,2010.

[4] 王志清.日常生活视野中的农区蒙古族族群认同与少数民族村落文化建设[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3）:60-65.

[5] 匡立波.提高农民货币获取能力：农民自我解放的途径[J].武陵学刊（人文社科版）,2010,(1)：5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