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的文化地位及贡献*

2013-08-15韩国春袁宏宾李强华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期

韩国春，袁宏宾，李强华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生活在殷末周初的箕子，是孤竹文化的传播者，是中国古代史上中外文化关系的学者，但其学问、人品及影响长时期以来并未得到应有的评说，且国内研究箕子的学者不多。究其原因，一是有关史料记载太零散不够详细，二是对研究工作具有促进作用的有关考古发现还不够丰富。尽管如此，还是能够从大量零散的古文献资料中，寻到箕子的足迹。

孔子在《论语·微子》中将箕子与比干、微子并称为商纣王时期的“三仁”。《孟子·公孙丑上》记载:“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

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1］孟子称赞箕子为贤人。郭沫若也曾说:“箕子之明夷……更因为箕子是纣之诸父，洪范是由他传衍出来，他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应该也有一个相当的地位。”［2］

一、从“箕子被囚”及《箕子操》看箕子的气节

《史记·殷本纪》中说“箕子者，纣亲戚也”。箕子，名胥余，因封国于箕，爵为子，故称箕子。《尚书·微子篇》注:“箕，国名，子，爵。郑康成云:‘微子、箕子实是畿内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张碧波和喻权认为:“箕氏为殷商王族，箕子为其封号，封地箕地。”［3］178由此可见，箕子及其族团为殷商之大族，地位重要，有关箕子之人品，史书中略有记载。“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武丁修政仁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4］12张碧波在《朝鲜箕氏考》中认为这个祖己即箕子，是目前所能知道的最早的箕族团祖先，后世的诸箕子，当是承袭祖己而来的当时代箕族团的诸位首领［3］178。

箕子是殷末周初著名的巫学家及其“占卜”宗师，其专职是占卜阴阳、观测天象、授时制历，并以此指导国家的农事、渔牧或者出征讨伐活动。纣王当政后，箕子曾官居太师，辅佐朝政。纣王即位不久，箕子不满纣王的荒淫残暴。比干、箕子、微子、辛甲等大臣纷纷向纣王进谏，纣王执意不听。比干因谏而死，无奈之下，箕子为保全性命就佯狂披发为奴，隐而鼓琴自悲为乐;一说“箕子漆身为厉(麻风)以避杀身之祸”，后来纣王下令将他囚禁起来。《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居二年，纣杀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彊之劝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卫康叔封布采席，师尚父牵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讨纣之罪。散鹿台之钱，发钜桥之粟，以振贫民。封比干墓，释箕子囚。迁九鼎，脩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4］161

在殷商之世，亚微、亚其、比干已看到殷商王朝必然灭亡，三人谏而不听。与此相关的记述见《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记载:“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桮;为桮，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於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4］191由于纣王淫佚无度，箕子进谏，纣王仍不听。有人说:“可以离开了。”箕子说:“作人臣的向君主进谏，君主置之不理，便离他而去，这是张扬君主的恶行，哗众取宠于百姓，我不忍心这样做。”于是箕子披头散发、假装疯癫做了奴隶。并隐居弹琴聊以自慰，所以人们传颂他的曲子为《箕子操》。有关《箕子操》在《乐府诗集》中有记载:“嗟嗟，纣为无道杀比干。嗟重复嗟独奈何!漆身为厉，被发以佯狂，今奈宗庙何?天乎天哉!欲负石自投河。嗟复独奈社稷何!”［5］《箕子操》表现出箕子对家国社稷之危机的深切关注与悲伤。

二、从《洪范》篇及《麦秀歌》看箕子的文化地位

箕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我国记载箕子去朝鲜的史料有很多，如《尚书大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

《史记》记载:“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武王曰:‘於乎!维天阴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伦所序。’箕子对曰:‘在昔鲧堙鸿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从鸿范九等，常伦所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鲜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过故殷虚，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为其近妇人，乃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其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4］192这段文字详细记载了箕子被武王封于朝鲜及后来朝周两件事，并且提到两个很重要的细节，一是《洪范》篇(同上文《鸿范》，以下同)，一是《麦秀歌》。武王与箕子的对话框架是箕子思想的反映，是箕子治理国家之道、之法理的集中阐释。

《尚书大传》载:“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尚书大传》又说:“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二祀(应为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鸿范。”问《鸿范》是在克殷二年，箕子自朝鲜来。《尚书·鸿范》载:“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鸿范》。”［6］《史记·宋世家》中说:“其后箕子朝周，过故殷墟。”《史记·周本纪》“周受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十一年伐纣克殷，后二年，问箕子以天道。”［4］16

司马迁《史记·宋微子世家》的记载与《尚书大传》大致相同，只是先后次序略有不同，他认为是周武王先向箕子请教，箕子告以《洪范》，然后武王才封他于朝鲜，以表示不以他为自己的臣子的。《汉书·地理志》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认为箕子来到古朝鲜的时间是在商朝末年，而不是武王灭商以后。当时箕子也许是看到商朝大势已去，便率领一部分商民迁居朝鲜。后来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只是承认一种既成事实罢了。以上古代汉文资料的记载，虽然存在一定的出入，但都不否定箕子入朝鲜这一事实。关于朝鲜的早期历史文献，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也都赞同这种说法，并肯定箕子王朝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对于箕子入朝鲜之事，考古学材料也透露了一些信息。中国商、周之际，大致相当于朝鲜考古学上新石器时代中期。在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石器，有石斧、石镞、石刀等。特别是其中数量众多的半月形石刀，这正是中国龙山文化的典型特征，中朝学者普遍认为它与商朝的灭亡是有关系的。

上述材料中均提到《洪范》篇的有关内容。可以说《洪范》篇是箕子入朝鲜前不得不提的重要事实，也是箕子仁政思想的集中体现。《汉书》中有详细的记载:“《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雒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雒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焉。故经曰: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乌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逌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弗畀《洪范》九畴，彝伦逌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逌叙。’此武王问《雒书》于箕子，箕子对禹得《雒书》之意也。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旪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乡用五福，畏用六极。凡此六十五字，皆《雒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7］周武王敬佩箕子的操行，封他为朝鲜侯，并免行君臣之礼。箕子感念武王的恩德，述《洪范》给武王。箕子讲的“洪范”一共有九条，也称“洪范九畴”。第一条是讲“五行”，也就是如何分辨利用自然产物;第二条是“敬用五事”，讲做人做事的态度;第三条“农用八政”，讲怎么样对农业国家进行行政方面有效管理;第四条“协用五纪”指观察天文星象建立日历;第五条“建用皇极”指如何建设国家机器;第六条“义用三德”就是国家管理者的道德指南;第七条“明用稽疑”讲遇到难题时如何解决，提供的方法有占卜和征集大家意见;第八条“念用庶徵”指记录天气变化而判断农作物收入;第九条“飨用五福，威用六极”就是善恶劝导。后来周公制周礼，就是以这“洪范九畴”作为基础理论。《洪范》篇实际上是周武王克殷之后，造访箕子时向他询问治国方略的记录，也是箕子写下的治国纲领。文章详细总结了殷商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奉劝武王一定要实行仁政。在这篇文章中箕子已经提出了“民主”意识、反对专制独裁的思想。

后来箕子从封地朝鲜返回国内去朝拜西周王朝时，看到曾经高大威严的王宫成了一片废墟，荒凉败落，长满禾黍，伤感悲痛之余写下的《麦秀歌》，表现了箕子对故国的深沉哀思。

三、从“箕子朝鲜”事件看箕子对中朝文化交流的贡献

箕子率部分随从到朝鲜半岛，结合当地众多土著建立的国家，即古朝鲜。箕子是以统治者身份去的，是被周朝分封为侯，并得到周朝的承认而成为诸侯。至于西汉初年，燕王卢绾与臣子卫满推翻了箕子所建箕子朝鲜王朝建卫氏朝鲜，是为了区别不同时期、不同民族所建立的朝鲜。卫氏朝鲜的有关内容不在本文探讨之内。

箕子所统治的古朝鲜在中国发展史上占据重要位置。有了箕子朝鲜，方有卫氏朝鲜，方有汉之四郡，方有高句丽史、渤海史，从而构成了东北古史、东北民族与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鲜是为中国东北史之开端。韩国历史学家尹乃铉在其所著的《韩国古代史新论》［8］中承认箕子朝鲜的存在，并认为箕子来源于中国中原。有关箕子朝鲜之事，在国内外学界争论颇多，这之中既有史料记载存在遗漏的问题，也有观点与方法论的分歧，而后者更为突出，从而使古朝鲜史的研究成为学界的热点。

箕子入朝鲜半岛不仅传播了先进的文化，先进的农耕、养蚕、织作技术，还带入了大量青铜器，另外还制定了“犯禁八条”这样的法律条文，以致于箕子朝鲜被中原誉为“君子之国”。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朝鲜史书的记载与在朝鲜出土的青铜器、陶器以及朝鲜的地面古迹三方面相互印证，都证实了箕子入朝之后，对传播中原文化做出的贡献。

(一)传播文化文明

首先从有关考古发现看。坛君神话说，天神降于太伯妙香山，可以与该国的石器时代相互印证。妙香山在今平安北道、平安南道与慈江道交界处，处于大同江与清川江之间。考古发现，公元前五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年初，朝鲜半岛正当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典型的文化遗址，多分布在平安南道、黄海北道等处，大同江正好流经这些地区而进入大海。生息在平原、河谷的初民，把妙香山想象为其祖先(天神)降落之处，是很自然的事。妙香山，正如古希腊的奥林匹斯山、古代中国的泰山一样。檀君神话又说，檀君在箕子进入朝鲜后便移位隐居，正说明古代朝鲜文化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由神话时代转入了文明时代。

箕子受封建立朝鲜箕氏王朝后，促进了朝鲜半岛的文明开化。《后汉书·东夷列传》第七十五篇十分明确地指出箕子在武王灭商之前即已流亡朝鲜:“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益，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避地者数万口，而燕人卫满击破准，而自王朝鲜，传国至孙右渠。论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9］《三国志》中记载:“昔箕子既适朝鮮，作八條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10］

可见箕子入朝鲜后，带去了先进的殷商文化。他以礼义教化人民，纯化风气。受殷商文明的影响，朝鲜半岛社会有了迅速的进步，产生了自己最早的成文法——《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这里“乐浪朝鲜民”，指汉武帝时期设置的乐浪郡及其治所朝鲜县的过去箕氏王朝统治时期的百姓。对于“犯禁八条”这一成文法，中朝学者一般认为应该是商、周之际来自中国的流民集团制定的。而成文法的制定，是一个社会具有较高文明的标志［11］。“犯禁八条”虽然内容记载不全，却足以反映古朝鲜人的文明程度。箕子朝鲜的法律是保护私有财产的。箕子制定的八条禁令，标志古朝鲜社会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已快速迈进了有成文法的文明时代。

另外，朝鲜半岛的姓氏、服饰、墓制等也都与箕子朝鲜事件不无关系，从中可见箕子的贡献。今朝鲜和“三韩国”的姓氏中有箕姓，还有其分支韩姓、齐姓，他们都奉箕子为始祖，《朝鲜通史》中还记载，公元前12世纪，朝鲜就有箕子坟、箕子庙。这些，都是箕子建国朝鲜的有力的历史见证。《旧唐书》记载后世的高句丽“衣裳服饰，唯王五彩，以白罗为冠，白皮小帶，其冠及帶，咸以金饰。官之贵者，则青罗为冠，次以绯罗，插二鸟羽，及金银为饰，衫筒袖，袴大口，白韦帶，黃韦履，国人衣褐戴弁，婦人首加巾帼。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食用笾豆、簠簋、尊俎、罍洗，颇有箕子之遗风……”［12］朝鲜族喜穿白衣，这与殷商传统有关。《史记·殷本纪》说:“汤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可见殷商尚白。《三国志》等史书记载，古朝鲜地区的扶余国“衣尚白，白布大袂”，这是继承了殷商的传统。考古发现可以证明这个历史记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说:“朝鲜青铜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0到前5世纪……主要遗址有平安北道宁边郡细竹里遗址、义州郡美松里遗址、黄海北道松林市石滩里遗址等……朝鲜半岛在青铜时代与早期铁器时代，与周围地区存在着文化联系。在朝鲜北部各地，曾发现中国战国时代燕国的货币明刀钱，并有战国式的青铜兵器和铁器等与之共存。与周围地区存在着文化联系。”［13］这时代正好与箕氏王朝开发朝鲜的时代相吻合;箕子朝鲜的国都王俭城的故址也正好在平壤市南郊大同江岸边。而且，古朝鲜的青铜器和支石墓跟中国辽宁和山东的青铜器与支石墓，形制一致［14］。

(二)教授农业

从在朝鲜平壤城南发现的箕田，也可看出殷商农业文明对于古朝鲜的影响。据朝鲜学者韩百谦的《箕田考》记载，箕田方正有规则，与中国商朝甲骨文中的“田”字相吻合;每田分4个区，每区有田70亩，与中国“殷人七十而助”的文献记载相一致。箕田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是受商朝耕作制度影响的结果。

定田制，教民田蚕。箕子用殷田制，教民以田蚕织作。不三年，民皆向化。礼俗以兴，朝野无事，人民欢悦。以都邑之江比黄河，以其山比嵩山，作歌颂其德。韩百谦曰:“余到平壤，见箕田遗制，阡陌皆在，周然不乱。古圣人经理筹划变夷为夏之意，犹可想见。其田形亩法，与今孟子所论井字制不同。其中含球、正阳两门间区划，最为分明。其制皆为田字形，田有四区，区皆七十亩。大路之内，横而见之，有四田八区。四田，四象之义耶?八区，八卦之象耶?八八六十四，正正方方，其法象先天方图。噫!此盖殷制也!……《孟子》:‘殷人七十而助。’七十亩，本殷人分田之制。箕子，殷人，其画野分田，宜效宗国。”［15］《汉书·地理志》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范禁八条。”另据前文所引述《后汉书·东夷列传》及《三国志》材料不难发现，箕子赴朝鲜后，不仅促进了朝鲜半岛的文明开化还“教以礼义田蚕”、“饮食以笾豆”。将商朝传统的农业技术带到古朝鲜，促进了古朝鲜农耕技术的发展。这一点是与前文《史记》所记载箕子朝周事件相吻合的。箕子在朝鲜立国后，曾经回到周朝国都朝见周王。当经过殷商故国，看到过去华丽的宫殿如今已成为废墟时，箕子十分伤心，便作《麦秀诗》，商朝遗民听到这首诗后，都感伤不已，不禁痛哭流涕。这个故事说明，受封于朝鲜的箕子与周朝之间还有一定的政治往来。当然，在箕氏王朝时期，与中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在这方面虽然没有留下很具体的文字资料，但从考古发现来看，在朝鲜半岛北部各地，出土了大量中国战国时期燕国的货币——明刀钱，多者一次竟达千余枚。这充分说明了燕国与古朝鲜经济往来的密切程度。

总之，作为殷商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其洞察力之强气节之高为后人称道。其一生的经历，正如韩愈所做《箕子碑》所评述的一样:“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箕子，作为儒家哲人，在商周政权交替与历史大动荡的时代中，在其道之不得行、其志之不得遂的情况下，“走之朝鲜”建“箕氏侯国”，其意义及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说箕子对朝鲜半岛的进步起了促进作用，是中朝文化交流的开创者。箕子朝鲜在中国商周史、中国东北史上占据重要位置。

［1］孟子.孟子·公孙丑上［M］.梁海明，译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45.

［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25.

［3］张碧波，喻权.朝鲜箕氏考［J］.社会科学战线，1997(6).

［4］司马迁.史记［M］.刘兴林，聂耀华，毛毛，点校.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5］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尚书·周书·洪范［EB/OL］.［2013－04－10］.http://www.guoxue.com/jinbu/13jing/shangshu/ss_030.htm.

［7］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1315－1316.

［8］尹乃铉.韩国古代史新论［M］.汉城:一志社，1986.

［9］后汉书［EB/OL］.［2013－04－10］.http://www.guoxue.com/shibu/24shi/hhansu/hhsu_095.htm.

［10］陈寿.三国志·魏书［M］.裴松之，注.北京:线装书局出版社，1980:848.

［11］张博泉.箕子“八条之教”的研究［J］.史学集刊，1995(1):20－25.

［12］刘昫.旧唐书·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19－5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