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志强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北京 100081)

神话是人类文学样式之源，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积淀，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神话是“从构成诗歌灵魂的关于人和自然之间的无穷的类比中发掘出来，又倾注到那些对我们仍未丧失其永不凋谢的生命力和美的半神半人故事中，它是精美的艺术杰作，这种艺术作品与其说是属于现代的，不如说是属于过去的”［1］。族源神话正是回答了人类自身以及民族先人的过去，当然这些回答不一定科学准确，但表现出了一个民族或一个氏族部落对自身起源的记忆、认识和理解。蒙古族和满族由于所生活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宗教、习俗、心理以及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相似，所以他们的天女型族源神话表现出许多共性。同时由于两个民族按照自己的情况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生产方式和习俗等方面又产生了很多差异，所以两个民族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缔造出来的族源神话又极具民族特色。本文主要对蒙古族和满族的天女型族源神话传说作一些粗浅的比较和分析，探讨他们共同的天命观念问题和在文化上相互影响借鉴的关系。

一

《天女之惠》是蒙古族著名的族源神话传说。1936年日本东京满蒙社出版的细谷清著的《满蒙小说集》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传说杜尔伯特人游牧的地方，有一座高耸入云的纳德山。山顶终年积雪，云雾迷漫，泉水泛涌而成的山湖，清澈如镜，人们都说这是天神隐居的地方。一天，一位年轻的猎人在山顶湖岸忽然发现一群天女在湖中嬉戏，那婀娜的身姿、动人的笑语使猎人惊羡不已。他悄悄拿来一副套马的皮挎索套住其中一名天女，其他人惊慌躲入云端。猎人向被套的天女求爱，天女应允。但欢爱是短暂的，由于天上人间悬殊，两人当天便分手了。后来天女怀孕，重又回到与猎人相遇的山湖旁边生下一个男孩。但是她不能在人间常住，将孩子放入自编的摇篮里挂在树上，又派一黄色小鸟日夜守护，为之鸣唱，然后悲痛地回到天上去了。这时杜尔伯特的祖先们还没有自己的酋长，他们急切地盼望找到一名理想的首领。在一位“先知”的指引下，他们登上了纳德山，并顺着鸟鸣的方向，在山湖旁的树枝上找到了这个孩子。迎接的人们说:这是上天的恩赐。杜尔伯特的祖先们异常高兴，欢天喜地地把孩子抬回部落里。后来孩子很快长成为一名身材魁梧的伟丈夫，创立了伟业，并成为绰罗斯家族的祖先。

俄国人巴·符拉基米尔佐夫也曾搜集过这个神话传说，他在《杜尔伯特的那颜们》中记载的故事与上面的作品大同小异。无独有偶，满族也有相类似的族源神话传说，满族族源神话《长白仙女》在《满文老档》和《东华录》等作品中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也可从皇太极御纂的历史文献中查到，神话内容大致如下:

很久以前，长白山布勒瑚里湖湖畔绿水传情，青山如画，牵动了天上仙女的情怀。一天，三位仙女从天上降临湖畔，大的叫恩古伦，二的叫曾古伦，三的叫佛库伦，到湖里沐浴。浴毕，正要登岸，一只神鹊衔着一颗红果放到佛库伦的衣裙里。佛库伦非常喜欢，便含在嘴里，一不留心咽到肚里，顿时感到身子发沉。这时，她们正要飞回天宫，佛库伦说:“我怕是吃了红果怀了孕怎么办呢?”两位姐姐安慰她说:“我们都是仙女，这是上天恩赐你的妊娠，等你分娩后，再回天宫也不晚。”不久，佛库伦生了一个男孩，生下就会说话，取名叫布库里雍顺，姓爱新觉罗。孩子长大后，佛库伦对儿子说:“你是奉天之命来到人间的，上天要你去平定战乱之国。”并把自己的身世对儿子说了，嘱咐完毕，就给了儿子一只木筏。布库里雍顺坐木筏顺流而下到一个叫鄂漠辉的地方，折柳条编个团蒲坐在上面。当时三姓人家终日仇杀，这天，恰好有人到河边提水，看到了他，想来决非凡人。回去后告诉大家:“不要再争斗下去了，我在河边见到一个奇人，想来有一番来历，咱们为什么不去见见他呢?”于是三姓的人赶到河边，看见他果然仪表非凡，问其来历。布库里雍顺答道:“我是天女所生，天生我是来平定大乱的。”大家听罢，惊异地连连点头，齐声说道:“这是天赐的圣人，不能让他徒步行走，我们把他抬回去。”此后，三姓人家无不折服，停止争斗，推崇布库里雍顺为国主，并将三姓最贤慧、最美貌的百里姑娘嫁给他。布库里雍顺率领三姓男女，在鄂漠辉之野，建造鄂多里城，国号满洲，成了满洲人的始祖。

类似的神话在蒙古族和满族的族源神话中普遍存在。蒙古族天女型祖先神话变体较多，流传广泛，遍布蒙古各地。满族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其中《女真族源传说》讲述的小阿哥与九仙女的神话和蒙古族天女型族源神话极为相似。

二

列宁认为，重复性绝不意味着样品的复制，或者对任何提供之物的直接模仿。世界神话中的许多相同是不期而然的平行再现，相互间没有宾主、因果的关系。各民族神话发展过程的相同不是无缘的偶合而是在按其内在的规律在运动。“地域上的接近、语言上的亲合、文化上的影响等方面，构成了北方民族所具有的民族特质。”［2］24这些特质使得满蒙族源神话有了许多共同的元素，再加上两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使得二者的族源神话表现出很多相似之处，现在就从多个角度来探讨它们的共性。

1．二者的母题和主题极为相似，所讲述都是天上仙女来到人间的圣湖沐浴嬉戏，或是吃果感孕，或是与人间男子结合受孕，她们的孩子都是天才，上天授予她们的孩子统治人间的权力，这些孩子都借助鸟儿的帮助或指引成为部落或者民族的祖先。两个民族的族源神话都表明自己民族来历不凡，强调了自己民族神圣的历史，具有典型的天命论思想，反映了原始人的天命和神授观念。母题的相似当然与两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和民族心理的相似分不开，但更与他们共同的宗教信仰分不开，萨满教作为“阿尔泰先民重要的文化传承载体，具有多方面综合性的文化史价值”［3］，认为“天神是众神灵中的最高主宰神，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世间的一切都有天神来左右”［2］77。所以他们的族源神话都选择了仙女作为他们祖先的母亲，向世人显示他们的祖先绝非凡人，具有优良的品质，勇敢、睿智，是上天派来管理人间的英雄，为帝王或祖先编造不平凡的出身，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2．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形象，是她给人们的命运带来转机。《天女之惠》和《长白仙女》中的仙女都帮助穷苦的人们摆脱贫困，脱离苦难，弭除仇杀过上美满生活。表现出所谓“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现象，和与之相适应的“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的观念，除了标示着人类的原始母系文化之外，最重要的一个表征是女性具有男性所缺乏的“生产”本能，反映了人类早期的女性崇拜。这与原始人的民族心理和生产生活密不可分，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4］同样，原始社会早期的广大妇女，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繁殖后代、延续生命和日常生产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这些传说与东北大母神崇拜心理不无关系。

3．二者神话中的仙女都选择了山、湖之处受孕。《天女之惠》中的仙女选择了纳德山上的山湖，《长白仙女》中的三仙女选择长白山布勒瑚里湖，表现了蒙古族和满族祖先崇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祖先发源地的崇拜，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对水源的重视。另外根据一些民俗学者的研究，认为山中湖畔是古代举行春秋社日、男女求欢和妇女乞巧的理想场所，特别是山顶之湖最为理想。在他们看来，山与丘都是男根的象征，而山顶之湖则是男性之精，浴于此，更宜受孕。此外，还应与民族心理与习俗有关，清代满族在长白山顶的天池立“天女浴宫碑”，将此湖视为圣水。蒙古族也认为水是纯洁的神灵，忌讳在河流中洗手或沐浴，更不允许洗女人的脏衣服或向河流中扔脏物。

4．二者都有鸟的帮助或指引，蒙古族和满族族源神话中出现的“黄鸟”和“神鹊”与两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萨满教“作为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的主要内容一般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三个方面”［2］56。在萨满教中一些鸟通常被认为是这些民族的图腾，也被认为是上天与人类之间传递信息的使者，反映了两个民族与鸟类之间的“亲缘”关系。正如弗雷泽所言:“属于同一图腾的氏族成员都深信他们源出于一个共同的祖先，并具有共同的血缘关系”［5］，进而有意识地夸大图腾对本族的“佑护”功能。蒙古族先人在茫茫的大草原游牧岁月中，满族先人于白山黑水的渔猎生涯中，常得禽鸟之利。

5．二者神话中的仙女生下的都是男孩儿。笔者认为，随着原始社会进入末期，并向奴隶社会逐渐过渡，妇女社会地位也随着其在生产中所起作用的下降而降低。社会又开始了新的分工，男性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征讨外族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主导地位。作为神话传说，间接或直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

6．二者都肩负着民族的“文化医生”，承担着诊断和治疗文化痼疾和个体心理障碍的重任。二者除了介绍民族渊源，还给后人埋下了文学的种子，更重要的是给后人以精神的慰藉和治疗。美学家阿恩海姆在《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一文中指出:“将艺术作为一种治病救人的实用手段并不是出自艺术本身的要求，而是源于病人的需要，源于陷于困境之中的人的需要。”［6］蒙古族和满族先人在游牧和渔猎过程中，经常遇到突发事件，当他们面临疾病和困难束手无策时，他们可能就会想到自己的祖先是神人，这时就会产生某种魅惑。“这种魅惑跌落在他们精神的压抑的角落里和肉体的拘谨的官能上，使他们得到了某种错综的满足，而病患的痼疾，也常常挨摸了这种变态的神秘的潜意识的官能的解放，接引了新的泉源，而好转起来。”［7］

三

无论传说的形式和内容如何相似，一旦结合本民族的生活和思维天地，就会渗透着独特浓郁的民族气息，蒙古族和满族族源神话具有极其鲜明的民族特色。

1．从富有民族特征的生产用具来看，反映出二者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天女之惠》中出现了皮挎索，反映了蒙古族先人很早就开始了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用皮挎索套马是草原马背民族的拿手好戏。套马是蒙古族喜爱的竞技活动，也是流传至今的熟练自如的生产方式。《长白仙女》中出现了红果、木筏和团蒲，反映了满族先人采集和渔猎的生产方式。常言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活在白山黑水间的满族先人很早就注意到山上的丰盛物产了，并开始了采集活动。同时可以发现他们那时渔猎水平也很高了，制作木筏和团蒲就地取材，相当方便。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曾阐述过地理环境是社会生气勃勃生活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两个民族在编织自己族源神话时自然会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蒙古族生活在草原，多草、多水、多禽、多兽，决定了游牧作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满族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多树、多水、多山、多鱼，决定了采集和渔猎作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这些都充分地表现在神话中。

2．从对孕育子女的认识来看，反映出不同的生育观念。《天女之惠》中天女与年轻的猎人欢爱接触而受孕，反映了蒙古族先人对生育的奥秘有了一定的认识，那种不与男人接触而受孕的原始思维观念已被否定，表现了草原民族性格粗犷开放，对性关系毫不掩饰。《长白仙女》中佛库伦含果受孕反映了满族先人认为女子受孕都是天意，与男子毫无关系的天命和神授观念，也是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人类繁衍的一种朦胧的认识，对性关系采取模糊态度是怕给自己的族源神话带来“不洁”。

3．从作品内容本身来看，反映出不同的创作倾向。《天女之惠》在神化其祖先身份的同时，主要表现出天命授权的观念，政治色彩不浓。《长白仙女》很明显要凸显爱新觉罗家族的不凡渊源，为其登上政治舞台制造舆论，从血统上树立本部落本民族“正统”观念，有较强的目的性和政治色彩。

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不论过去和现在，两个民族在各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学习是很突出的，这与两个民族的密切往来是分不开的。两个民族自诞生以来，经过历史上的几番交锋和融合，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加上频繁的联姻活动，不仅增进了双方的友好，而且以姻戚为基础巩固了满蒙联盟关系。努尔哈赤不只一次向蒙古各部首领们表示:“满洲蒙古语言虽异，而衣食起居，无不相同，兄弟之国也。”［8］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相互借鉴，彼此学习，相互都印有对方的痕迹。这两个民族族源神话也就成了两个民族的千丝万缕的关系缩影。所以二者的族源神话有许多共同之处是非常自然的，只是由于两个民族在发展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天女型族源神话便按照各自不同的情况演变着，从而我们看到其中许多的差异。两则神话保留如此完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个民族文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比较稳固的整体继承性。

［1］［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60．

［2］赵志忠．中国萨满教［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

［3］王宏刚．萨满教与阿尔泰先民的文化精神［J］．西北民族研究，2006(4):88－104．

［4］［俄］普列汉诺夫．论艺术［M］．曹葆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47．

［5］朱 狄．原始文化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77．

［6］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J］．文艺研究，1998(6):80－87．

［7］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文集:第2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63．

［8］周朱流．浅论清初对漠南蒙古的政策［J］．社会科学辑刊，1988(2):8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