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 帅

(太原科技大学 思政部，山西 太原 030024)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改革与发展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辩证法是观察和处理复杂事物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为人们正确开展工作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与方法依据。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中蕴藏着丰富博大的辩证法智慧，这一智慧贯穿于他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体系中，成为推动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动力、工作方法和思想内核，也必将成为中国当今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参照和精神坐标。学习研究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深入领会和把握其中的辩证思维意蕴，对于增强当今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动性和创新意识，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中对诸多重大关系的辩证把握

(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邓小平是谙熟辩证法的大师，他对辩证法的纯熟运用集中体现在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稳定关系的辩证处理上，在改革与稳定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的平衡点。邓小平一方面深刻体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已经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行政效率，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有紧迫感，时不我待，要抓紧实施。“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另一方面又指出，社会稳定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如果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再好的体制改革都无法推进，因此设定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积极性与稳妥性相结合的原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没有现成和既定的模式可以移植照搬，政治体制改革在本质上不仅意味着机构的调整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异常深刻的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每项改革措施都会触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会遇到很多阻力和障碍，搞不好会引发社会震动和社会动荡。社会政治不稳定将会影响到整个改革的效果。因此，邓小平说:“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1］199

鉴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困难性，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加强党的领导，确保稳定的政治秩序，有步骤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1］244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小心翼翼，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在邓小平的政治视野中，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稳定是彼此依存、互为条件的。政治稳定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和目的，政治体制改革又是达成政治稳定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1］284同时，“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244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只有把改革工作做好，才能从根本上有利于稳定局面的建设，也只有稳定的社会局面才能为改革提供必要的环境和条件。因此，要用改革来促使社会稳定，就要努力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继续发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是实现国家稳定的根本途径。

而要实现政治稳定需要多种现实的条件，其中加强经济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最基本条件。“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1］89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强调的政治稳定不是僵死的死水一潭的稳定而是动态的稳定，这与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是辩证统一的。在唯物辩证法中，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相对的静止和稳定又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相对的静止和稳定，事物变动不居甚至瞬息万变，其存在和发展也就失去条件，就不可思议，难以捉摸。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一个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也必须以政治稳定为基本前提。政治稳定就是哲学上讲的相对静止状态。但政治稳定并不是僵直死板的严格控制，它与僵化保守、不思进取、实行政治高压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邓小平语境中的稳定是一种动态的稳定，本身就包含在政治体制改革之中，在破旧立新中寻求稳定，在奋发有为中建立稳定，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稳定是邓小平辩证思维的鲜明特色。邓小平说:“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不能只是一个稳字，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1］368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与保持政治稳定统筹考虑，他的在保持政治稳定中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依靠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实现政治稳定的思想体现着唯物辩证法的博大智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绝对运动相对静止的关系原理在改革和建设实践中的巧妙应用。

(二)关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与具体制度(体制)的关系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深入地分析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内在结构，冲破了传统观念所设置的禁区即因为把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混为一谈而对政治制度存在的问题讳疾忌医，提出了要对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的制度作必要的区分的崭新论点;从而破除了长期以来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即体制)混为一谈的传统观念，并对如何正确处理二者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具有复杂的关系。基本政治制度是社会基本利益格局和阶级关系状况的体现，它决定政治体制的性质、方式和变化。而政治体制则是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及政治行为规范的总概括，是基本政治制度的外在表现和具体实现形式。基本政治制度具有相对稳定性、连续性和长期性等特点，而政治体制则具有多变性和多样性的特质。一般而言，政治体制与基本政治制度经常存在着不协调性和不适应性，好的政治制度并不一定有好的足以体现该制度优越性的政治体制，可能在运行中出现种种问题;而反动落后的政治制度却会因为有灵活多变的政治体制而得以长期苟延残喘。所以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因种种原因导致缺乏磨合而关系生涩是普遍的常见的。一定的政治体制并不总是能够准确地反映和彰显基本政治制度的内在规定性，不一定能够充分有效地为维护基本政治制度服务。这就需要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对政治体制经常进行适时必要的变革调整，使之始终与基本政治制度保持高度的契合统一，从而焕发社会的生机活力，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照搬原苏联的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而且误以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就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属性。在这种传统思维定式的影响下，触动政治体制问题就是在颠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便一直成为不敢触及的禁区。

邓小平在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沉痛历史教训时，得出深刻的结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有优越性的，必须始终坚持这些最基本的政治制度不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最基本构架，为中国人民在政治上铸就了自立自主自强的强大基座。任何对这些基本政治制度的疏离行为都是荒谬而不可原谅的。但与此同时，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2］250“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是存在着不少弊端和问题，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2］327由此可知，政治体制是可以改革而且必须要改革的，否则将会影响中国政治建设的现代化进程。

邓小平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首次把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相区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一观点和论断说明了政治体制改革从本质上讲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绝不是搞资本主义，为我们深刻领会和正确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与领导者个人作用的关系

人是万物之灵，具有高度的创造力，制度即是由人建立起来的、用于制约和约束人的强制性的规范。社会是一个人群集合体，如果每个人都不遵从规范，绝对自由主义地行事，社会将无以立足而陷入崩裂。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邓小平认为体制问题是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根本问题之一。他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原因时，深刻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其最重要的根源是社会主义具体制度的某种缺失。虽然这场政治运动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思想、作风有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其最深刻的根源则在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漏洞与缺陷。正如他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2］333因此，邓小平认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是具有约束人和制约人功效的治本之策。他总结提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2］333所以他认为，必须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制度约束更靠得住，相较于思想道德等约束，制度建设才是根本性的约束。制度虽然是约束人的，但好的制度的建立又离不开人的作用，特别是领袖人物的模范带头作用。邓小平坚决反对过高树立他的威信的做法，他率先垂范，号召人们遵法守法，维护制度的权威。他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1］272“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1］311这两段讲话把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表达的确凿无疑。制度是人创立的，但人又必须遵从制度规范，受制度约束。邓小平这种充满辩证法意蕴的观点，对于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中国的实际改革进程是遵循先经济后政治、先农村后城市、先外围后中心、先易后难的思路展开的，但改革进行到一定程度，必然会造成诸多不平衡，引发一系列矛盾。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这诸多复杂关系与矛盾，考验着我们的智慧。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思想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思考学习，他认为两种体制的改革是互为前提、互映生辉的，绝不能单打独斗，必须紧密配合。这一思想为中国全面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邓小平认为: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的破局是对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回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跨越转变，然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并非孤立地存在，它与传统的集权型政治体制互为依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加强了政治上的权力集中现象，催化和放大了旧的政治体制的弊端，是旧政治体制的经济基础;而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则把旧经济体制的僵直、不灵活等特点进一步固化和夯实。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拓展深化的要求，与僵化的政治体制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政治体制中党政不分、官僚主义、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序进行。新的经济体制的积极创新因素愈来愈不能容于封闭僵直的旧政治体制，日渐落伍的旧政治体制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巨大障碍。因此，邓小平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1］176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成果需要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来捍卫、巩固，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力的政治保障。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否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必将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功效。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社会的制高点，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上层建筑变革的重要方面，可以对社会基础革新即经济体制改革清扫障碍，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调整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由于旧的经济体制与旧的政治体制已融为一体，它们相辅相成，在旧的经济体制已被打破，新的经济秩序逐步建立的过程中，新的政治体制的确立是至关重要的前提，没有它的保护，新经济制度不能建立，更深层次的经济改革也将难以为继。所以，邓小平得出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强调“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64。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成效如何，不仅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命运，甚至决定整个改革的命运。

二、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辩证思维的意义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牵涉面极广的社会性工程，其成败命运牵系于方方面面的因素。工程浩繁宏大，风险性、复杂性、挑战性都史无前例，改革的成败对中国现代化事业和民族复兴都至关重要，改革成功则可使中国社会发展驶入历史快车道，国家繁荣，人民幸福，顺利实现中国梦;改革失败则会使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停滞，政治腐败，民生凋敝，中华民族将堕入万劫不复之深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对中国而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伴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完善，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将更会显现出时代性、务实性和科学性。已有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适合中国的国情，其蕴含的丰富全面的辩证思维为其成功实施推进提供了强大的智慧支撑。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涉及到诸多复杂的关系与利益，其成败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对这些关系的把握是否准确精妙，而辩证法实质上是处理事物间关系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人们正确地开展认识与实践活动能够提供科学有益的指导，如果政治体制改革能与辩证法实现无缝结合，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就有了根本的方法论保证。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博大精深，既有统筹设计，又有细微分析，蕴含丰富的辩证思维内核;他对一系列重大关系的科学辩证把握，精妙独到，令人折服，充分彰显了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特质。这一辩证思维内核贯穿于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宏大体系中，成为支撑体系的理论基础，开辟了有益的思维通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进一步推动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丰富、完善和发展，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亦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引领中国改革实践前行，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映照与彼此促动构成改革大潮中的永恒主旋律。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内蕴的辩证思维，永远都是璀璨夺目的宝石和奇葩，为我们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长远的思想参照和精神坐标。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