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敏敏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李希圣字亦元，又作亦园，自号卧公、雁影斋主、蠹翁等，湖南湘乡人，近代著名诗人，有《雁影斋诗存》一卷传世。“同光体”是近代诗坛的大宗，诗人遍及全国，而其中公推的领袖人物为陈三立、郑孝胥、沈增植，他们分别是“同光体”的“赣派”、“闽派”和“浙派”的代表诗人。李希圣与“同光体”“浙派”的代表诗人沈增植并无交游，但与郑孝胥、陈三立都有交游，其诗集中有多首寄赠诗。通过对李希圣与郑孝胥、陈三立交游情况的考辨，可以进一步了解李希圣在当时诗坛的地位。

一、李希圣与郑孝胥的交游情况

光绪二十六年（1900），当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际，慈禧挟持光绪皇帝仓皇西奔，因此京师大乱，百姓纷纷离京避难。同年九月，李希圣离京，南返湖湘。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李希圣自湘乡出发，此次出湘，他本来是要前往西安，因为当时帝銮驻跸西安。但是，当他“至鄂后，鄂中友人劝不妨小住，姑待回銮消息。及得七月十九日回銮之旨，又行在友人书来，谓所有在陕京官，均先行分起资送回京，万不必来云云。以故决意作金陵之游，俟过夏后，于七月底再进京迎驾”[1]。在鄂羁留期间，李希圣与郑孝胥有交往，这在郑孝胥日记中有记载。如其光绪二十年三月廿八日（1901年5月16日）写道：“……李希圣来”[2]794；三月廿九日（5月17日）写道：“……复诣李亦元希圣，坐谈有顷即返”[2]794；四月廿一日（6月7日）写道：“……午后，过恽莘耘、李亦元”[2]797；五月初三日（6月18日）写道：“……李亦元借余诗看之，以新城、秀水相拟，又比之周公瑾。亦元晚来共饭，即登大通江轮赴南京”[2]799。从这些日记中可以看出，在鄂期间李希圣与郑孝胥的往来较为密切。

郑孝胥字苏戡，一字太夷，号海藏，福州人，近代诗人，“同光体”杰出代表之一。郑孝胥此时正任职张之洞幕府，并颇受张之洞器重，因而踌躇满志。李希圣离鄂之后，两人还一直保持联系。如郑孝胥在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1901年9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昨日，得李希圣书，寄所著《政务处条辨》及陈伯严托书右名中丞行状签。”[2]808七月二十九日（9月11日）又记曰：“复李希圣书。”[2]808可见他们多有书信来往。

李希圣北上以后，曾数次寄诗给郑孝胥，见其《雁影斋诗存》。李希圣寄给郑孝胥最早的一首诗为《寄怀郑苏戡》：“海内诗人郑太夷，风流文采擅当时。三年江上看鸿雁，一夜秋风生鬓丝。苦说归田真上策，更怜痛饮是吾师。京华冠盖多台省，萧瑟平居独汝思。”[3]5从此诗我们可以看出李希圣羁留湖北时与郑孝胥交往的大概情况。“苦说归田真上策，更怜痛饮是吾师。”可见二人相逢时极为投机，颇有“酒逢知己”的感觉。李希圣另有一首《寄怀郑苏戡》诗：“伫苦停辛自不胜，旧欢新约总难凭。谈兵玉帐依刘表，待诏金门哭李陵。青盖渡江无信息，黄旗横汉有中兴。伤春杜牧多才思，写遍吴娘十番绫。”[3]7李希圣本是刑部小官，位沉下僚，又倍受排挤，因此“伫苦停辛”正是其自我写照。显然，诗人是在向郑孝胥诉说自己居京的不满，其关系之密，已不言自明。

京师大学堂恢复后，李希圣负责学堂事务，而郑孝胥则前往广西助岑春煊平乱。其后数年间，无论是郑孝胥的日记还是李希圣的诗歌，都未见其交往的记载。但是，在《雁影斋诗存》中有一首《题郑苏戡海藏楼诗集》诗：“清晨陇首羌无故，春草池塘若有神。万卷祗知供獭祭，义山真卖杜陵人。”[3]52郑孝胥的《海藏楼诗集》最早的版本是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武昌精刊本，其后光绪三十三年（1907）刊刻第二版，为铅印本和石印本。据此，李希圣所题应该是载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武昌精刊本。在李希圣看来，郑孝胥的诗歌仍然具有“新城” “秀水”的风格，有神且颇多典故。

二、李希圣与陈三立的交游情况

根据郑孝胥日记记载，清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三（1901年6月18日），李希圣自鄂乘船前往南京，抵宁之后，李希圣与陈三立往来频繁。陈三立，字伯严，江西义宁人，“同光体” “赣派”的代表诗人。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有《伏日过李亦元刑部，观所藏京师携出精椠本》诗：“国门自苦胡兵入，天府菁英略散亡。岂有遗书藏屋壁，虚从覆辙说沧桑。公之好事胜怀宝，坐使暗香生满廊。触热摩挲一悲咤，承平风物梦荒唐。”[4]25诗题中有“京师携出”四字，据此可以断定，此诗当是李希圣抵宁时陈三立所作。“国门自苦胡兵入，天府菁英略散亡。”李希圣亲历战乱，自然此次会面离不开“庚子事变”这一话题。需要注意的是，陈三立另有《集利涉桥水亭二首》诗，其中有“贞元朝士还相见，为汝闻歌泣数行”诗句，并自注曰：“谓王佑遐给谏李亦元刑部俱南返。”[4]26据此，陈三立与李希圣很可能之前就已相识。

《散原精舍诗文集》中另有《北固山阁夜时日本结城琢、中村兼善及李亦元、陶榘林、俞恪士同游》一诗，亦作于此时。陶榘林即陶森甲，湖南宁乡人，是李希圣的同乡；俞明震字恪士，号觚庵，浙江山阴人，近代著名诗人；结城琢为日本新闻记者、诗人；中村兼善不详。陈三立又有《同李刑部、钱拔贡雨花台游眺》一诗，是记述与李希圣游雨花台之事。其间，李希圣还曾与陈三立、杨产规、薛次申等于立秋日泛舟玄武湖，陈三立有《秋日同李亦元刑部、杨产规、薛次申两观察泛舟玄武湖作》一首纪其事。

在南京盘桓数月之后，李希圣即北上，陈三立曾作《送李亦元刑部还京师》一诗：“客底江南无不为，倾愁倒意几人知。空文自有枕中秘，起死宁堪带下医。今日朝廷须至计，后生口语乱余悲。天心国脉分明在，看汝飞腾足一虁。”[4]30此诗意味深长，“带下医”显然是在讽刺慈禧当政。慈禧当政，架空光绪皇帝，对推行新法阻挠很大，扭转这一局面一直是陈三立的愿望。李希圣寓宁期间，慈禧、光绪尚在西安，此时的陈三立等正密谋“迎銮南下”事宜。因此，陈三立希望即将归京的李希圣也能参与其事。“天心国脉分明在，看汝飞腾足一䕫。” “天心国脉”指的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乃是国家正脉，而慈禧把政乃是扭曲正脉。显然，陈三立是将李希圣作为同道对待的，希望李希圣也能作“夔”，辅佐光绪夺回政权。其实，陈三立早年就积极主张变革，其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即推行新政，陈三立往侍父侧，襄与擘划，在罗致人才、革新教育等方面效力尤多。“戊戌变法”时，陈三立以“招引奸邪”之罪被革职，随父返江西。与陈三立一样，李希圣也是一位主张变革的士人，早在少年时期李希圣就曾对科举取士表达过不满。在“戊戌变法”期间，李希圣虽然不完全认同康、梁的变法主张，但也支持“维新变法”。因此，李希圣在宁盘桓期间与陈三立相交甚欢便不难理解了。

数月相处，陈三立对李希圣的才华颇为赞赏，对李希圣所撰《政务处条议明辨》推崇备至，并托汪康年给时任粤督陶模呈书曰：“顷李亦元刑部刊成《政务处条议明辨》，冀当路采取，或资补救。鄙意今之大臣而有胆识者，只陶制军一人，因特寄上二本，敢恳足下以其速寄陶氏父子，如能采择入告，挽回转移于万一，亦未始非吾辈精卫填海之心也。此议既望施行，似宜从缓登报，免中当路之忌，高明以为如何？”[5]1986“于十三四等日曾寄一函，并附李亦元新刻《驳议》二本，径寄《中外日报》馆中。此系托阁下速将此书转递陶子方制军（或函寄拙存），冀其采择入告，以资补于万一。乃恪士昨回信言阁下茫茫若无此事，殊为可怪，即请向报馆查取书函下落，今仍一面再寄二本，伏乞照前函所陈办理可也。”[5]1987

而北上京师的李希圣也对陈三立念念不忘，曾作诗寄之：“软尘京洛点朝簪，放浪心情百不堪。长乐晓钟残月夜，时时合眼梦江南。”[3]6显然，金陵之会让他十分难忘，并常常忆起。不过，此后因两人悬隔南北，交往不多，也无诗文酬寄。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李希圣才再寄一诗给陈三立：“谢公埭前春始深，江水江花无古今。左股蓬莱遭破碎，南皮瓜李罢浮沉。新诗渐欲作蛮语，卧疾安知非越吟。坐阅池台成草莽，华颠愁对雍门琴。”[3]55诗中表现了对金陵往事的怀念之情。此时的李希圣已经患病多时，情绪低落，故诗中已经没有了早年的激愤慷慨之气。也就在这一年，李希圣去世。

综上所述，李希圣与郑孝胥的交往主要是在湖北，其对郑孝胥的诗歌评价较高。李希圣与陈三立的交往主要是在南京。通过考察李希圣与郑孝胥、陈三立的交游情况，可以看出，李希圣并不是一个刻板的宗唐诗人，而是一个能兼纳和包容的诗人。

[1]傅谨.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259.

[2]中国国家博物馆.郑孝胥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3.

[3]李希圣.李希圣集[M]//庞坚，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郑孝胥.海藏楼诗集[M]//黄珅，杨小波，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5]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M]//李开军，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马亚中.中国近代诗歌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