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磊

(河南警察学院，河南郑州450046)

刻画作案人是侦办刑事案件的必备条件，是现场分析的重要任务。侦查人员在现场勘查的基础上对作案人进行准确、细致、客观的刻画，是确定侦查方向、划定侦查范围的基本依据。刻画作案人就其实质来讲，是侦查人员对作案人的动机特征、作案特征、物质特征、人身特征的认知过程，是侦查人员基于对犯罪现场及与案件有关的各类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做出的一种判断。在刑事案件的侦办实践中，由于犯罪现场提供给侦查人员的信息往往是零散的、残缺的、表面的，同时人的认识水平、知识水平、判断能力也是有限的，即侦查活动的一系列认知过程本身具有固有的局限性，因此，侦查人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下，对作案人的刻画出现一定的认知偏差在所难免。但当这种认知偏差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出现判断本身与判断对象的真实情况不相符合的问题，从而对排查犯罪嫌疑人的工作产生误导，错失破案时机，增加破案成本，降低侦查效率，影响侦查进程。基于此，本文依据社会认知偏差的基本规律，结合办案实践，针对刑事案件侦办过程中刻画作案人出现认知偏差的原因做一初步分析，以期在侦查工作中进一步减少误判，举一反三，为侦查破案提供客观、可靠的依据。

一、首因效应导致先入为主

首因效应就是人们对某一事件、某一情景或某一相关人形成的第一印象。当侦查人员在现场进行勘查或访问时，最先反映出来的现场情况信息对侦查员的认知有较为强烈的影响，即首因效应。首因效应留下的印象在认知过程中是深刻的，但往往是不准确的或与现实是不相符合的，因而是最有可能出现偏差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先入为主。

如某县在对一杀人案件的侦破中，根据现场勘查判断作案人系翻越院墙进出现场，墙内外有多处蹬蹭痕迹，院墙四周没有衬垫物，翻越相应部位留有作案人的足迹印痕，现场院墙高2.1米。据此专案组分析刻画作案人具有较强的跳跃和攀爬能力，其年龄应在16～55岁之间，身高应在1.70米左右。按照专案组对作案人身体特征的刻画情况，排查犯罪嫌疑人的工作一度陷入僵局。案件侦破后发现，该案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61岁，身高不足1.60米，但精瘦有力，身手麻利，并有一绰号“老贼”［1］。

反思上述案件，侦查人员在刻画作案人的年龄、身高等人身特征时之所以会出现偏差，是因为刻画作案人特征的依据，来自案发初期侦查人员对犯罪现场的信息认知。如犯罪现场围墙的高度和与之相对应的作案人应有的翻越能力，给侦查人员留下了最为直接的第一印象。侦查实践告诉我们，分析作案人的年龄和身高等人身特征时，不仅要考虑其体力条件，而且要对作案人在现场遗留的足迹、手印、作案工具、人体组织等现场痕迹物证以及心理特征、作案过程等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但由于受首因效应的影响，侦查人员对作案人某一特征形成的肯定性或否定性认知，对最初的判断影响最深刻，而且一旦形成便不易改变，从而导致侦查人员在刻画作案人时出现先入为主。

二、晕轮效应导致以偏概全

晕轮效应指人们从所知觉到的一事物的特征泛化推及其他未知觉事物的特征。如《吕氏春秋·去尤》中叙述的“疑邻窃斧”最能诠释这种认知偏差:“人有亡鈇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鈇也;颜色，窃鈇也;言语，窃鈇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鈇也。”所以，侦查人员在刻画作案人时，如果把现场已知的某个特征泛化到其他一系列有关特征上，把现场某一类痕迹和某一现象的某些属性的反映，当成是现场信息的整体反映，那么在晕轮效应的作用下，侦查人员刻画作案人时就非常容易产生以偏概全的认知偏差，给侦查工作带来被动。

如某县发生一起枪杀案，被害人系该县公安局已退休的原刑侦副局长，发案地点在县郊一僻静的小树林里。经现场勘查和走访受害人家属，确认被害人案发时正在小树林里架网捕鸟。因受害人是一个有近30年警龄的退休老民警，退休前又长期担任刑侦副局长，身份特殊又死于枪击，因此，专案组分析刻画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时，认为应是被害人任职期间打击处理过的违法犯罪人员，其作案动机特征应是报复杀人。针对这样的刻画，侦破工作偏重对仇杀线索的排查，虽经大力开展工作，但进展缓慢，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案件侦破后才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极其简单而又特殊。案发前犯罪嫌疑人持枪到县城寻找情敌进行报仇，奔波数小时未果，便到小树林休息，此时偶遇被害人，两人针对捕鸟活动是对是错发生激烈争执，犯罪嫌疑人激情状态下开枪杀人，引发命案［2］。

在这一案件的侦破过程中，侦查人员对作案人的刻画之所以出现认知偏差，是因为侦查人员在分析作案人的动机特征和作案手段特征上出现了晕轮效应。如专案组把被害人的身份特征，即有30多年警龄的退休刑侦副局长这一特殊身份，泛化到了作案人的动机特征上;然后再由作案人的动机特征泛化到其身份特征上，即作案人应是被打击处理过的违法犯罪人员。同时，专案组又把作案人的作案手段特征及犯罪现场偏僻这一现场特征，也泛化到了作案人的动机特征上，即作案人应是针对被害人进行的有预谋的仇杀。这种因晕轮效应所形成的认知偏差，必然会导致侦查人员在对作案人的特征刻画上出现以偏概全的情况。

三、投射效应导致主观臆断

投射效应也叫假定相似性效应，指的是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常用一事物的“代表性特征”去推及另一相似事物也具备同样的“代表性特征”。事实上，在现场勘查中这样的假定相似性推断是经常发生的。当侦查人员在现场发现与犯罪有关联的某一现象或某一痕迹呈现出一定的“代表性特征”时，就会推及与其相似的另一现象或另一痕迹也会具有同样的“代表性特征”。这种推此及彼的认知方式就是依赖以往的经验法则去投射现实目标，依靠人为的假定相似去推断结果。若侦查人员以此方式刻画作案人，很可能会导致主观臆断。

如某县发生一起杀人案，根据现场勘查发现被害人被扼颈致死，现场有明显搏斗痕迹，被害人尸体背部和毛衣上留有作案人的血迹，移尸过程中墙上也留有作案人的擦拭血迹。据此专案组分析死者身上的血迹和墙上的擦拭血迹系在搏斗中形成，作案人的手、脸、颈部应有明显伤痕，于是把发案后手、脸、颈部有明显伤痕的人作为排查的重点。事实上作案人在侦查初期即被专案组列为重点排查对象，但由于在其身上没有发现任何伤痕，因此多次被排除嫌疑。几经周折，专案组才采集嫌疑人的血样。经检验，嫌疑人血样DNA与现场遗留血迹DNA认定同一。案件侦破后方知犯罪嫌疑人在遇到情绪高度紧张或高度兴奋时有习惯性流鼻血的病症，现场遗留的血迹即为其在作案过程中不经意间留下的鼻血，其身体并未受伤［3］。

反思上述案件，侦查人员依据现场出现的“搏斗痕迹”和“作案人在现场遗留有血迹”等“代表性特征”，刻画作案人身体某些部位“应有明显伤痕”的作案特征，这种判断思路就是典型的假定相似性认知。这种认知方式虽然可以得出正确的判断结果，但也有可能导致错误的判断。错误判断结果的形成就是侦查人员凭借自己的经验，把相似案件“代表性特征”出现后带来的结果投射到本案中，把有可能是随机出现的概率当成了一定会出现的规律。这样，侦查人员对作案人作案特征的刻画，就会在不自觉中陷入相似性经验投射的泥潭，导致侦查人员对作案人的判断产生主观臆断。

四、刻板印象效应导致思维定势

刻板印象效应是指人们对某一事物或某一类人形成的一种概括而固定的看法。刻板印象对侦查人员的现场认知会产生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从积极方面看，刻板印象或多或少反映了作案人的若干合理的、真实的犯罪特征，有助于简化侦查人员对作案人的刻画，是一种认知捷径。从消极方面看，由于刻板印象一经形成，便有较强的稳定性，很难随现场信息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它往往会导致侦查人员对现场情况的判断出现较为顽固的认识，对作案人进行刻画时就可能出现思维定势这样的认知偏差。

如某县发生一起杀人案件，被害人系女性，29岁，被人杀死在家中，现场有明显搏斗痕迹，被害人内衣被掀起，乳房外露并有掐捏痕迹，下身赤裸，外阴部毛发被人拔掉。专案组根据上述现场情况，认为作案人有明显性侵害特征，遂将作案人的性别刻画为男性，并将侦查工作重点放在男性人员的排查上。但随着侦查工作的逐步展开，重点嫌疑人却被逐个排除，侦查进程停滞不前。后经进一步的现场勘查，在中心现场提取到作案人遗留的微量血痕，经DNA检验发现作案人应为女性，遂将嫌疑人的排查重点转移到女性，案件很快告破，原来犯罪嫌疑人与死者是妯娌关系，因家庭矛盾而引发命案。

在上述案件侦破过程中，侦查人员对作案人性别刻画出现的误判，最直接的原因是侦查人员在思维定势的驱使下，把“有明显性侵害”的作案特征贴上了男性作案人的标签，对不同性别的作案人分别赋予了不同的作案特征。实际上这就是侦查人员在长期办案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刻板看法。克服这种认知偏差的关键在于能够跳出已有的惯性思维，从现场痕迹物证及检验结论这些“客观实证”角度去审视判断是否存在误区，从而做出对作案人正确的刻画。

五、小结

刑事案件千变万化，作案人形形色色，个人和群体的认知过程极为复杂多变，所以如何全面解释对作案人刻画出现的认知偏差是一个难题。本文采用列举的方式分析了几种影响刻画作案人的认知因素，但事实上这些因素并非孤立地影响侦查人员的判断力，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侦查人员的判断力。因此，分析认知偏差的原因时应综合考量。笔者认为，只有找准偏差形成的症结，才能在相关专业知识的指导下，综合运用比较、分类、抽象、概括等思维方法，自觉排除认知偏差的干扰，在实践中勇于及时纠正判断上的错误，不断修正刻画结果，将刻画作案人出现的认知偏差降到最低。

［1］［2］［3］河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研究中心，河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命案案例精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39，23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