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睿（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71）

《尚书》，即“上古之书”，原称“书”，是上古中国的文献集成，也是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相传为孔子编定，被奉为儒家经典，记载了我国从原始社会末期一直到商、周时的重大活动和事件，尤以政治人物的言行、政治活动为关注点。现存的《尚书》有两种，分别为《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学术界普遍较为认可的为《今文尚书》28篇。实际上，无论是《今文尚书》或《古文尚书》，其中包含的史实和思想都成为了现今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故而，在本文的阐述和例证中，笔者以通行的阮元校刻本《十三经注疏》作为支撑，并不专特指出其所属《今文尚书》或《古文尚书》。

“天人”观是中国传统观念与哲学思想的重要体现，至今影响着炎黄子孙的生活与心态。《尚书》与其他经典一样，作为现今可见的最早文化典籍之一，较为完整地阐发了“天人”观念，从天与人、人与人的关系中指向了“和谐”。其中，无论是天命、天兆，还是关乎人自身的道德、德政、孝亲、礼乐等，都从各方面构成、丰富了《尚书》“天人”观。相对于“天人合一”、“天人和合”的描述，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笔者更倾向于“天人和谐”来看待《尚书》的“天人”观同眼下中国的良性互动。既然《尚书》所构建的“天人”观不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面貌和心态，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内质，那么联系到今天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中国梦”，二者的内在关联和亲密交流必然值得注意。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到以“社会和谐”为最终目标之一的“中国梦”，不仅可以从《尚书》之“天人和谐”的天、人及天与人的关系三方面找到共通之处，更应该从中汲取营养，充分体悟《尚书》“天人”观的科学思想，最终在“天人和谐”与“中国梦”之间架起桥梁。

一、天

毫无疑问，“天”从古至今都受到人们的注意和重视。在过去，无论是以种植为主的农耕文明，还是以放牧为主的游牧文明，由于生产力落后、生产技术较为原始，收成的多少绝大程度上都受到“天时”的制约和影响。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与“天”和“天时”有关的制度、文化，如历法等。这种对“天”的依赖甚至敬畏的思想，从古至今，或多或少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中国作为农耕文明占据主导的历史悠久的国家，《尚书》中对“天”的描述、记载和内蕴就反映了整个文化传统对“天”的构建。

在《尚书》中，对“天”的叙述首先起于《尚书·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一句中，不仅明确指出了人要依据天的运行规律来活动，并且还提出了“人时”即人的历法。同时，对于天所显示、教授给人的历法，还必须“敬”。于是，在上古时候“天”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了。《尚书·大禹谟》言，“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要“为天下君”首先必定取得“皇天”即天神的庇佑，这也可以推至中国古代的帝王都认为自己“受命于天”、是“天”的代言人，从《尚书》中就可以找到支撑。当然，在古代典籍中记载的水旱、天灾等都可能被理解为“天”的惩罚和威压，使人尤其是国君、帝王产生敬畏。不过，除了这样的直接反应，“天命”被人用祭祀、卜筮、舞蹈等充满神秘色彩的方式了解到，并且作出自己的回答。《春秋左氏传·成公十三年》曾言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道理，“祀”不仅是人的活动，更加是人为了祈祷、祭祀与“天”有关的神明。

虽然《尚书》强调“天”的重要性，但从一开始就更强调“人”的主体性。《尚书·尧典》提到“曰若稽古”，意味帝尧的身份是可以考证并且经过了作者考证的，那么并不暗含着“天造”、“天设”一类的意思。不仅如此，从《尚书·尧典》开始便一再强调“人”的品德，既有共同性、也有对应着不同身份而具备的不同之处，这也就是说“人”具有独立性。笔者赞同把“天”理解为“天帝”、“天神”，但这里的“天”绝不包含创造人类、主宰人类的意思。《尚书·大禹谟》里也有关于占卜的语句“敕卜功臣，惟吉之从”，可见上古先民便开始用卜筮来体察“天意”、“天命”。《尚书·酒诰》言“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这表明周公在当时已经通过思考，运用各种手段体察“天命”，把人事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与“天”的威力紧密结合起来。

总的来说，《尚书》中对“天”的阐述非常全面，涉及到了其自身、与人的关系以及同社会发展、历史变迁的交互作用等内容。虽然，现今的中国人不必再利用卜筮、祭祀等其他神秘方式来体察“天”的意思，却能够运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来把握“天”的内涵。整体上说，《尚书》中就出现并确立的对“天”的重视、人独立于“天”却作用于“天”等思想，完全符合科学思想中对“天”的理解。“天”并不是迷信，也不同于西方所谓的“上帝”，《尚书》中的“天”是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笔者认为，准确理解《尚书》“天人”观中对“天”的认识，有利于在当前的局势中把握中国的走向，更好地为实现“中国梦”而奋进。用科学的眼光看待“天”，用正确的方式与“天”沟通，才能真正实现“天”与“人”的和谐。

二、人

《尚书》最值得注意的地方之一，正是从“天”出发，通过与“天”沟通又将目光转到“人”自身。对“人”自身的关注，主要可以从德、孝、礼三个方面加以认知。联系到实际生活，“中国梦”要全面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归根结底还是要从人、人与人的关系出发。从《尚书》“天人”观中对“人”的重视出发，摸索出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中“人”的观念，必定是与“中国梦”的实现紧密结合、息息相关的。

《尚书》中表达了对“德”的高度重视。有学者认为，《尚书》中将“德”理解为“道德”的意义比《易》要早。《尚书·尧典》首先就提到，“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瞽子，父顽，母，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这里先提到了帝王的德行，后又提到了普通人的道德，虽然后者后来成为了帝王，但这里谈到的“德”仍然可以推而广之为广大群众的“德”。正因为舜有这样的德行，后来才能够得到尧的禅让、成为帝王，再用“德治”统帅天下。如果普通人都具有舜这样的道德，那么天下自然也能够获得大治。其次，《尚书》也强调失去了“德”便会导致严重后果，《尚书·微子》里这样谈到，“我祖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那么殷商的败坏、国家的倾颓便不是毫无道理的了。把握住了《尚书》“人”的观点中的“德”的思想，有利于实现人本和德政，最终才能激发起人民筑梦的热情，实现“中国梦”。

《尚书》里包含了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观。《尚书·舜典》直接提到了“慎微五典，五典克从”，“五典”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中华传统文化中极其重要的伦理道德。值得注意的是，《尚书》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人”本身除了要受“德”的约束之外，还有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的规范。因为同“德”这个方面类似，“人”不可能无限制的张扬，不能违背“天时”、“天命”，也不能背弃“德”的方向，否则就会受到惩罚、招收恶果。伦理道德是组成中国传统家庭、社会的重要元素，“孝”就是伦理道德的基础。《尚书·尧典》中对舜德行的描述，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克谐以孝”；《尚书·酒诰》中也有注重“孝”的言论。可见，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观贯穿于《尚书》中关于“人”的思想的始终。从“孝”出发，才能够做到父义、母慈、兄友、弟恭等其他方面，再而推及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一步将个人、人民、民族和国家的“中国梦”变为现实，绝对离不开以“孝”为核心的传统伦理道德。《尚书》所谓的“五典”，事实上也为当前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提供了标杆。

作为儒家的经典之一，《尚书》自然也没有忽视“礼”的重要性。对“礼”的描述，最广为人知的是《尚书·舜典》中的“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不仅是“诗言志”的源头，还将“礼”与“乐”结合到一处，埋下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教与乐教合一的伏笔。《尚书·洛浩》有言，“享多仪，仪不及物，惟曰不享”，这又说明，“礼仪与礼物相比，礼仪更为重要”。这里的“礼”，并不完全与儒家思想所说的“礼”相重合，更倾向于“人”本身。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在当下追逐“中国梦”的过程中，应抓住“礼”对“人”品行、道德的约束，争取成为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所谓的完整的“人”。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找到通向“中国梦”的道路。

三、天与人

通过《尚书》对“天”与“人”的阐述，不难发现“天”与“人”均在这个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作为当代“中国梦”的追梦人和践行者，绝不能强行把二者割裂开，应辩证看待二者的关系，同时找到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同时一步步实现“中国梦”。

《尚书》的“天人”观，除了重视“天”、强调“人”之外，还必须要落脚到“天”与“人”的关系上。有学者主张把《尚书》和《易》作为我国古代“和谐”思想的两大源头，笔者亦在开篇将《尚书》“天人”观中“天”与“人”的关系归纳为“天人和谐”。《尚书·洪范》通过五行关系，点明了“天”自身的和谐：“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折，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而《尚书·洪范》中所提到的“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整体观之则是顺天而用事，通过这种种要求以达到“天人和谐”。《尚书》中的“天人和谐”，既要求“人”要发挥主动性和独立性，也注重了解“天”的道理，顺着“天”的轮廓，核心在于构建“天”与“人”和谐的互动关系。这与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划清了界限，也与人类历史上的“工具理性”等思想拉开差距，是中华民族独具智慧的创造。

回顾过去，我国曾经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了对“天”的尊敬与尊重，也忽视了对“天道”即规律的把握，盲目以消耗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而发展经济。事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发展方式是行不通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式的单纯高扬“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是错误的。当然，《尚书》所展现的“天人和谐”与道家思想中老子的“道”和庄子的“天人合一”也有一定区别，更富有积极意味。“中国梦”所要求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和谐”沟通了科学发展观以及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所总结出的思想、理论，既有历史连续性，又有指向未来性。《尚书》中的“天人和谐”观念，不仅是“中国梦”的理论来源、历史支撑，更加是中华民族追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指导思想。

另外，在全民族为使“中国梦”成为现实的过程中，在不断践行“天人和谐”的路途上，还应注意“人”的主导地位。中国始终强调“以人为本”，也积极使过去的“民本”向“人本”转变，高扬“人”的价值。在《尚书》构筑的“天人”观中，“人”不只是独立于“天”、具有主体性的存在，在与“天”的交互作用中也起到了主导作用。本文曾引《尚书·酒诰》阐述殷商之灭亡与“酒”的关系，其灭亡虽然昭示了“天”的作用和运行规律，但其具体结果的实现还是要依托于“人”的行动，而不能独立呈现。《尚书》中不断出现了“人”通过卜筮、祭祀、舞蹈等方式沟通和把握“天”的行动，也体现了“人”所具有的主动性。笔者认为，牢牢把握住这一点，对于“中国梦”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只有走出了神秘主义宿命观的消极影响，才能够最终实现伟大的梦想。

“天人和谐”是“中国梦”的理论来源和智力支持，也是经过了历史实践不断验证后的“中国梦”的现实依据。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厘清“天”与“人”的关系，梳理“天人和谐”思想的理论脉络和现实枝干，将其结合并运用到追求“中国梦”的每一个环节。

四、结语

《尚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明确提出了以“天人和谐”为主体的“天人”观，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尚书》的“天人”观属于科学思想的范畴，经过历史的洗练而具有新的活力。在新时期，中国迎来了以“中国梦”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目标与新任务，这不仅是当前中国的奋斗目标，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联的前后相继的发展。《尚书》通过天、人和天与人关系三部分的建构，揭示出了“天人和谐”的观念，同“中国梦”的奋斗不断呼应、互动，在现实上指出了从“天人和谐”到“中国梦”的科学路径。

[1] 毕天璋.《尚书》的德治思想及其对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2] 林炳文.《尚书》民本思想初探[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3）.

[3] 马士远.《尚书》中的“德”及其“德治”命题摭谈[J].道德与文明，2008（5）.

[4] 毛建儒.论和谐思想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J].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1）.

[5] 潘兴.《尚书》中的天及天人关系问题[J].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

[6] 王灿.《尚书》天人观念与春秋战国人文思潮[J].长江论坛，2012（4）.

[7] 王灿.《尚书》中的天人关系新探[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8]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9] 孙熙国.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两大源头——以《易经》和《尚书》为中心的考察[J].理论学刊，2008（8）.

[10] 陶岩平.《尚书》中的道德观[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4）.

[11] 吴培德.《尚书》之伦理观[J].孔学研究，1999.

[12] 朱家亮.浅谈《尚书》中的巫术文化[J].学术交流，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