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赵国“一都独大”现象及其出现的原因

2013-08-15潘明娟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3年4期

潘明娟

（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安 710065）

关于战国时期赵国的都城，论著涉及较少，赵树文、燕宇著《赵都考古探索》（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从考古角度对赵国都城的位置及布局进行了探讨；沈长云《赵国史稿》（中华书局，2000）也只是在第九章“赵国的经济与经济制度”第四部分“赵国的交通、城市与人口”中叙述了作为经济城市的赵国都城；张午时、冯志刚著《赵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介绍了邯郸发展情况，惜篇幅较少。涉及赵都晋阳、中牟、邯郸三座都城的论文较多，其中不乏创新之见。从都城体系的角度来看，战国时期赵国的三座都城是前后相继的迁徙关系，这是为学者普遍认可的。但少有论文从都城体系的角度对赵国都城现象做出解释，李久昌《论战国赵都中牟的历史地位》（《史学月刊》2005年第4期）涉及迁都中牟的原因思考。我们看到，在战国七雄当中，赵国与魏国、韩国的都城体系较为特殊，从建都时间上看，各都城并非同时并存，而是前后相继的迁徙关系。与战国时期秦、齐、楚、燕各国继承夏、商、西周的都城制度，实行多座都城同时存在的多都并存现象相比，赵、魏、韩三国出现了都城前后相继的迁徙现象，笔者称之为“一都独大”的都城现象。

一、赵国的“一都独大”现象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三晋之中，不仅赵国的都城是“一都独大”，魏国、韩国也是如此①魏氏在悼子时，治霍邑（今山西霍县），到魏绛时，治安邑（今山西省运城市安邑镇附近）。直到三家分晋，魏一直以安邑为都，大约200年左右。到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魏国徙都大梁，直至魏国灭亡。韩开国君主为韩景侯，公元前403年被周威烈王承认为诸侯。韩国位于今山西东南角河南中部，介于魏、秦、楚三国之间，是兵家必争之地。韩原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因地处平水之阳而得名。韩武子时迁都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南临洛水。韩正式立国后，先后有阳翟和新郑两座都城。。这就为我们研究都城体系提出了一个问题：赵、魏、韩同为晋国客卿，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春秋时期晋国的诸多政治制度及文化传统，为何没有继承晋国的多都并存制度（笔者另一篇稿子《晋国都城体系及各都城地位探析》观点），反而出现了“一都独大”的都城现象？这当然可以解释为三国对晋国都城制度（晋国都城是以主都绛和陪都曲沃同时并存为主要特点的，然而曲沃作为陪都并未对晋国政局产生较大影响和推动作用）反思后产生的结果，然而，战国时期赵、魏、韩三国“一都独大”都城现象的出现还应该有更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鉴于魏、韩两国资料较少，不足以说明问题，因此，笔者选择赵国相关资料，说明赵国的“一都独大”现象，分析“一都独大”在赵国出现的原因。

赵国都城主要有三座：晋阳、中牟、邯郸①孙继民（《赵桓子都代考》，《河北学刊》，1999年第1期）认为赵襄子之弟赵桓子驱逐献侯，以代为都，献侯复位后，立都中牟。赵桓子为赵初割据政权，不为赵人认可。因此，本文不以代为赵都。。三座都城依次作为赵国政治中心存在，没有经历同时为都的现象。其中，晋阳为都经历了赵襄子、赵献侯两君，为都时间五十余年；中牟经历献侯、烈侯、武公，为都时间三十余年；赵敬侯继赵武公之后即位，始都邯郸，此后，直到赵国灭亡，赵一直以邯郸为都。

（一）晋阳

晋阳为赵氏封邑，杨光亮认为，晋阳建于公元前479年，赵襄子父赵简子在位时期。[1]公元前475年，赵襄子在晋阳即位为诸侯。公元前455年，晋国智氏联合韩、魏攻打赵氏，赵襄子不退守城郭完备坚实的长子与粮食充足的邯郸，而选择了“民必和”的晋阳。[2]襄子之后，献侯即位（前423），迁都中牟。则晋阳为赵都的时间并不长。

晋阳地望，在今太原市，其遗址就在今太原市南郊区古城营村西面的古城旧址。[3]

（二）中牟

《史记·赵世家》称赵“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关于赵都中牟地望，《水经注·水注》称其“解说纷歧”。有学者从古代文献考察，认为战国时漳河以南尽属魏地，自然也包括今河南汤阴西在内。同时，今鹤壁老市区以南发现的战国中晚期古城应是战国魏谷邑，而非赵中牟。从出土遗物和战国地名变更情况分析，中牟故城可能即今河北磁县讲武城。[4]

中牟作为赵国都城的时间并不长，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献侯“治中牟”后，“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国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攻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重新即位的献侯可能仍以中牟为都。《汉书·地理志》赵国邯郸条记载“赵敬侯自中牟徙此”，说明在赵献侯之后、敬侯迁都邯郸之前，一直是以中牟为都的。

赵敬侯（前386年即位）迁都邯郸之后，中牟地位大降。战国中期，赵国曾以中牟与魏国的魏邑交换，《水经注·水注》载 “自魏徙大梁，赵以中牟易魏”。既然可以作为交换的对象，说明中牟已不是政治中心，对赵国来说已经无关紧要。到战国后期，中牟又回归赵国，《史记·赵世家》悼襄王元年（前244），“大备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此后，直到赵亡，中牟之名不见于史籍。

（三）邯郸

赵敬侯时期赵国迁都邯郸，此后直至赵国灭亡，赵一直以邯郸为都。

邯郸为赵国都城是史学界公认的，它具有都城所必备的要素，有宫殿、祭祀场所、大量居民区等。现代邯郸市西南的赵王城遗址即赵邯郸遗址，规模宏大，其布局可分为两大部分，由宫城和郭城组成。宫城由东、西、北三个小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总面积达505万平方米。郭城，是居民城，位于宫城东北方向，平面为不规则长方形，东西最宽处3240米，南北最长达4880米，总面积近1400万平方米。

赵都邯郸时期，仍是实行“一都独大”的都城制度，没有设立陪都。孙继民认为这一时期赵国设立信宫为陪都。[5]信宫所在，《正义》记载“在洺州临洺县”，即今邯郸北部永年县。《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元年“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赵武灵王十九年“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文献有以信宫为都的记载，《太平寰宇记》卷五九载：“赵孝成王造檀台，有宫，为赵别都，以朝诸侯，故曰信都。”笔者认为，此信宫当为赵王行宫，间或朝会诸侯、处理政务，但是信宫不是赵国陪都。

如何区别都城与行宫呢？笔者认为，都城是特殊的城市。因此古代都城有古代城市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如城市居民、城市规划等，除此之外，还要有都城特有的要素，如宫殿、祭祀场所等。不管是主都还是陪都，必须首先是城市。行宫或称离宫，一般是帝王出巡时居住的宫殿。则行宫应该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离宫的位置通常不在都城内部，而是在都城的外围，一般与都城有一定距离。如秦汉的上林苑、隋的万寿宫、唐的华清宫等。第二，由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与帝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帝王长期居住之处就是一个王朝或政权的政治中心。如果帝王长期居住在某一行宫，在此处理政务，此行宫就可发挥一定的政治中心作用，如晚商的朝歌。但是，由于行宫处于都城外围，它不可能有大量的普通城市居民，因此，行宫不是城市。进一步说，行宫虽然可能成为政治中心，但它不会是陪都。

目前没有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信宫有大量城市居民，因此，笔者认为信宫是赵王行宫，赵都邯郸时期，可能没有设置陪都。

二、赵国“一都独大”现象出现的原因

都城的设置、发展、变化与废省，关系到许多方面，有自然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方面的因素，政治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文化基础的不均衡都有可能导致多座都城的同时并存或多座都城的前后相继。

有些学者业已提出，国都定位属于区域空间现象，是区域空间权衡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国都的选址需要同时考虑“对内安全指向”和“对外发展指向”[6]。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都选址问题上，区域空间权衡实际上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多都制的实施，二是首都位置的迁移，这以赵国“一都独大”都城现象为代表。

（一）有利的空间权衡是“一都独大”现象出现的地理基础

都城所在地区既便于制内，即镇压国境以内的叛乱，又利于御外，即抗拒境外敌人的入侵。这样都城的地理位置最好是地理上的几何中心，至少应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或有便捷的交通线，便于同全国各地的联系，便于统治。

赵氏立国初期，其政治中心在晋阳，这与春秋战国之际赵氏的统治疆域是相适应的。在简子之前，赵氏虽多主晋国政，但始终未有太大的施政空间，其政治中心也没有固定的地域。到赵简子、赵襄子时代，赵氏势力迅速膨胀，赵氏与晋公室及其他贵族的争斗，主要在今山西境内进行。赵简子、赵襄子认识到了太原盆地在政治地理上的重要性，假借天神意志，编造以太原盆地为依托，北征群狄，内灭诸卿的谶言[7]，实际上反映了赵氏以太原盆地为中心，争取局部统一乃至向西北发展的愿望和战略部署。为适应这一发展战略的需要，赵氏势必要加强在盆地内的经营，其中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在盆地北缘营造这一地区的中心城邑晋阳，并以此作为赵氏统治新的大本营。

到赵氏迁都中牟前，其领地已从太行山以西发展到太行山以东，拥有今鹤壁到邢台之间的千里沃野，地跨晋、豫、冀三省。自此赵国的疆域开始和魏、韩、齐、燕、中山等国接壤。面对扩大后的赵氏新疆域，晋阳明显偏于赵国西北一隅，继续将晋阳作为赵的政治中心，显然既不利于其加强对新扩张领土的控制，也不利于从整体上控制赵国全国的形势。更为重要的是，进入战国以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各国对于土地人口的争夺已转移到中原一带，争夺的重点在黄河中下游的赵、魏、卫、齐、楚等国接壤的中间地带。面对列强兼并土地、逐鹿中原的新形势，各国纷纷进行战略调整，迁都，将政治中心前移，便是其中的重要举措之一。出于新战略的考虑，赵国需要选择一个靠近中原，便于东向发展，方便赵北部广大领土与“河内”乃至晋东南地区的联络，同时又拥有一定经济文化基础和优越地理位置的城邑作为新的都城。这样，迁都中牟就成为赵国实施向中原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也是赵国实现其战略转变的必然结果。

赵敬侯之所以迁都邯郸，虽然有其直接原因①促使赵敬侯迁都邯郸的直接事件是武公子朝反叛未遂，逃至魏国。中牟距离魏国较近，而魏国在战国初期经过改革后，逐渐强大起来，若支持武公子朝，会对赵敬侯的地位构成重大威胁。，但从当时赵国疆域与邯郸之间的空间权衡来看，也是必需的。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常山、中山，又得琢郡之高阳、郭、州乡。东有广平、巨鹿、清河、河间，又得渤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西有太原郡、定襄、云中、五原、上党。上党本韩之别郡也，远韩近赵，后卒降赵，皆赵分也。”（注：班固在这里所举的都是汉代的郡县名）陈昌远认为班固所谓赵国疆域不是赵初为诸侯时期的疆域，而是赵迁都邯郸之时的疆域。[8]以现在地理来说，班固所记赵国疆域，东至渤海湾，南边越过恒水，北边到易水，西边到内蒙古西部阴山以南，邯郸正在其中心偏南，便于对四方进行有效控制，同时可以向南逐鹿中原。

邯郸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处在太行山东的南北要道之上，同时，邯郸滏口陉是从西向东穿越太行山的天然峡谷之一，与南北大道交汇，对社会经济军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标志着赵国正式加入了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这就要求赵国必须制定以参与兼并战争、逐鹿中原为主要内容的新的战略方针与政策。要实现赵国东进的战略方针转变，必须选择一个地近中原、物质基础丰富的城市为都城。邯郸进可威逼齐、魏，退可凭险而居，积蓄力量，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战略地位。从战国形势来看，“赵氏，中央之国也”[9]，它处在（南）魏、（北）燕、（东）齐、（西）秦逐鹿中原的关键地带，一直是各国觊觎的目标，但邯郸重要的战略地位保证了赵国的安危。战国时一些重要的战役多发生在邯郸周围②如公元前354年魏国的“邯郸之难”，公元前278年秦赵之战，战国晚期的秦对赵的“邯郸之围”。这一史实也间接表明了邯郸的重要战略意义。

（二）中央集权是“一都独大”现象出现的政治基础

夏商西周时期是贵族君主制时期，君权受到宗法贵族的制约。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君主制逐渐瓦解，“邦无定土，士无定主”[9]，专制君主制逐渐形成。战国末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密切了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客观上提出了打破各国相互分割壁垒，加强其政治联系，逐渐走向地区性乃至全国统一的要求，尤其是这一时期频繁不断的战争促进了专制君主制度的形成，在中央建立的新行政体制已逐步打破了贵族世袭制度。在对地方的管理上，各诸侯国开始停止或限制分封，在地方确立郡县制度以加强集权，郡县制度意味着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权力向中央的集中，势必导致次要政治中心即陪都的消失，因此造成“一都独大”的局面。战国时期，赵国作为一个后起的诸侯国，在中央和地方进行了积极的政治改革，建立了加强君主专制的制度，较早地实现了权力向中央的集中，从而为“一都独大”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赵烈侯时期，赵国在中央建立了由国君任免而非世袭的以相邦和大将军为首的文武百官系统。官僚机构中出现代君主处理日常事务的“相邦”，这是战国七雄中较早设置这一职位的。[10]相邦的职责是“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11]。这说明赵国的官僚机构已比较复杂，同时初具规模。以“相”为统帅的官僚机构是实施封建统治的工具，它表明赵国在一定程度上已改革旧的政治体制，冲击了贵族世袭的行政体制，在中央建立了加强君主专制的制度。

赵国是实行郡县制较早的诸侯国之一。《史记·赵世家》记载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包括赵简子在内的“六卿以法诛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为十县，六卿各令其族为之大夫”。①《史记》中“晋世家”、“十二诸侯年表”、“魏世家”、“韩世家”所记略同。《左传》哀公二年（前493）并记有赵简子语：“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此二事均在赵氏立国之前，可以反映赵国初期郡县制实施的状况。到了战国后期，赵国甚至在少数民族活动频繁的西北地区普遍实行了郡县制，《战国策·赵策》：“齐人李伯见孝成王，成王说之，以为代郡守。”《韩非子·初见秦篇》更详细记载了赵国代郡有四十六县②《战国策·秦策一》张仪说秦王条所叙与《韩非子·初见秦篇》略同，但“代四十六县”作“代三十六县”。。郡守县令由国君派遣，并对国君负责，治理黎民百姓。

这样，中央和地方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统治机构，能够有效地控制整个国家，也不需要辅助性政治中心即陪都的存在，因此造成“一都独大”的局面。

（三）首都控制力的增强是“一都独大”现象出现的社会基础

都城控制能力建立在便利的交通和繁盛的经济两个基础之上。

战国时期，交通网络的形成为“一都独大”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样，在较大疆域范围内也能保证政治信息及各种政令及时下达，不再需要修建次于都城的政治据点和军事据点即陪都。从交通位置来看，邯郸是黄河北岸通往太行山东平原的要津之一，它位处太行山东南部的重要通道，是扼守要冲之地。《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可见邯郸位于太行山东部纵贯南北的交通大道上。加之，邯郸拥有漳水、滏水、沁水等河道的舟楫之利。以此为基础形成遍布全国的交通网络，使邯郸可依恃便利的交通条件保证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封建地主经济的确立，为支撑“一都独大”提供了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各地经济往来、联系增强，导致较大经济发达区域的出现，为支撑一座超大型都城（全国首位城市）提供了经济基础。赵国一直比较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肃侯时曾游大陵，相国大戊午扣马进谏：“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则说明农事比出游重要得多。《战国策·齐策四》也有赵威后问齐国使者：“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可见其重视农事发展的传统。晋阳、中牟、邯郸等各座都城均为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如，春秋以来邯郸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公元前557年-公元前532年间，晋平公与赵武有一段对话：“中牟无令，晋平公问赵武曰：‘中牟，晋国之股肱，邯郸之肩髀。’”这段对话意在说明中牟地位的重要，但也反映了邯郸的重要性。公元前453年，智氏攻赵，赵襄子出走晋阳前有一段话：“邯郸之仓库实。”说明邯郸的经济实力已经相当强盛了。详尽反映邯郸经济状况的史籍当属《史记·货殖列传》“邯郸为漳、河之间一都会也”，邯郸不仅以冶铁业著称于世，而且与当时的中山国、郑国同样以商业繁荣一时，这都从不同角度说明邯郸在赵国的经济首位城市的地位。战国时期地主封建经济的确立更能为邯郸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契机，同时，为支撑庞大的都城提供了物质基础。

便利的交通和繁盛的经济保证了都城对地方的强大控制力，也保证了都城体系上的“一都独大”。

（四）宗教意识、宗法观念逐渐淡薄是出现“一都独大”现象的思想基础

当然，除了以上有利的地理基础、政治基础和都城社会控制力增大的原因之外，赵国“一都独大”现象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如，宗教意识、宗法观念逐渐淡薄是出现“一都独大”现象的思想基础。

夏商西周时期，宗教意识相当强烈，宗教活动在国家政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渗透于国家各项政治活动中。从春秋时期开始，宗教活动对国家政治的影响逐渐减弱，求神问卜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形同敷衍，“卜以决疑，不疑何卜”的声音理直气壮，宗教的神秘色彩逐渐褪去。在国家组织中，宗教活动的地位愈益减弱。宗法等级观念（大宗、小宗的差异）也越来越淡薄。战国时期立国的赵国，就是以列卿的身份与韩、魏二国分割原来的宗主国晋国，被认可为诸侯的。因此，在赵国君臣的思想上，宗法观念较为淡薄。这就导致政权对其先祖宗庙所在及政权发迹之地的关注力减弱。而战国时期，先祖宗庙所在及政权发迹之地一般为祭祀性辅助性政治中心——圣都[12]。赵国君臣对圣都关注力的减弱，就导致都城地位的改变，都城体系中的圣都越来越没有存在的思想基础，其政治地位随着宗教意识、宗法观念的淡薄而下降甚至消失，从而造成行政性都城“一都独大”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