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韶州在利玛窦传教生涯中的地位和价值(上)

2013-08-15孙宇锋

韶关学院学报 2013年9期
关键词:利玛窦传教肇庆

孙宇锋,曾 峥

(1.韶关学院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2.韶关学院 党委办公室,广东 韶关 512005)

韶州在利玛窦传教生涯中的地位和价值(上)

孙宇锋1,曾 峥2

(1.韶关学院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2.韶关学院 党委办公室,广东 韶关 512005)

研究了利玛窦在韶州居住期间所进行的天主教文化和数学文化传播的主要工作及对以后的“学术传教”策略的影响,论证了韶州在利玛窦传教生涯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韶州;地位和价值;“学术传教”策略;数学文化

纵观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大致涵盖了四个不同时期。肇庆期间是利玛窦传教生涯的拓荒时期;韶州(后来改称韶关)期间是利玛窦“学术传教”的成熟时期;南昌和南京期间是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定型时期;北京期间是利玛窦传教政策的收获时期。

韶州是天主教在中国的第二个传教据点,从1589年利玛窦离开肇庆来韶州开辟传教据点到1617年费奇观、黎宁石等人被迫撤离韶州的南雄县止,历时28年[1]。其中利玛窦在韶州传教6年,他的继承人龙华民也在韶州主持过传教事务,可见韶州在天主教中国传教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利玛窦在韶州传教活动的研究及其学术文章和专著并不多见。因此,本文着重叙述利玛窦在韶州的“学术传教”活动,旨在论证韶州在利玛窦传教生涯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一、卧薪尝胆,利玛窦在肇庆传教

据记载,利玛窦在肇庆生活、传教六载。他卑恭谦让,广交官府朋友以求庇护;小心谨慎,展西洋之奇器,笼络人心以传上帝福音。然而,由于基督教文化与中华文明的激烈碰撞和官府当权者的利欲熏心,使他的事业远离理想,最终惨遭驱逐。

(一)甘做助手,全力展才华

1583年9月10 日,利玛窦与罗明坚抵达肇庆。他们在知府衙门中受到礼遇,并解释来中国是为她的盛名和光辉所吸引,请求官府允许他们修建一栋小屋作为住所以及一所敬神的小教堂,在那里度过余年[2]111。是年,利玛窦 31 岁。直到 1588 年 4 月,罗明坚离开肇庆远赴罗马的近5年的时间里,利玛窦一直是以助手的身份来协助罗明坚的工作。

从《利玛窦中国札记》以及其他的传记资料中,我们看到利玛窦和罗明坚在肇庆获得居住许可后,便满怀激情地投入工作。他们在新任总督郭应聘给予的土地上,建造了中国内地第一座天主教堂。由于利玛窦在罗马学院曾学习过欧洲建筑学,且有相当的造诣,所以,从设计、施工到竣工过程中,渗透了利玛窦大量的心血。

为了在肇庆做好传教工作,利玛窦对自己进行了彻底的汉化包装。1585年,利玛窦给自己取了这个中国名字,名字所用的汉字接近欧洲语音。如“利”表示“利奇”,“玛窦”表示“马太”;此外,利玛窦模仿中国人的习惯,取字为“西泰”。利玛窦性情温和、待人宽容和谦让。在处理肇庆民众冲击教堂等一系列事件中,他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和息事宁人的态度,多次平息了危及传教团前途的民事诉讼,初步显露了他实际工作的才干[3]267。

在肇庆安顿好住所之后,利玛窦和罗明坚以高薪聘请了一位有声望的中国学者,住在教堂里做中文教师[2]119。他们日以继夜地钻研中国的学术典籍,并且在家庭教师的帮助下,利玛窦用适合百姓水平的文体,历时四五个月,将罗明坚酝酿和撰写的《天主圣教实录》修订定稿,并在广州刊印发行[3]259。肇庆知府王泮特别喜爱这部书,印了许多册,基督教的原则随着这本中文著作在国内广为流传。

利玛窦倍受鼓舞,又应知府王泮的请求,参考随身带来的标以欧洲文字的世界地图,重新绘制了一幅用中文注释的世界地图。在这幅中文版世界地图上,利玛窦天才地将中国设计到地图的中央。当描述各种不同的宗教仪式时,他趁机加进了基督教神迹的叙述,他知道那和他传播福音的想法完全一致。“实在说,在当时那种特殊环境中,再也找不到别的方法更适宜使这个民族信教了”。中文版世界地图在肇庆刻印之后广为散发,由此为利玛窦和他的传教团队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和赞许。“这份地理研究(指地图),经常加以校订、改善和重印,进入了长官(指知府王泮)和总督(指郭应聘)的衙门,最后应皇上亲自请求而进入皇宫”[2]126。

事实上,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也使国人逐渐消除了对传教士的恐惧感。因为人们在地图上看到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几乎无数的海陆地带而不再害怕外国人的到来,这样有助于天主教在全国范围的传播。

利玛窦绘制中文版世界地图获得巨大成功以后,又开始以铜、铁为原料制作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并且把它们送给各个官员,包括总督在内[2]126。利玛窦谦恭地称这些为琐碎之事,其实在这些貌似烦琐的事务中,已经隐含着利玛窦对未来的憧憬和不同凡响的传教意图;一个富有远见的传教方针(即适应性传教)已具雏形,这个传教方针也正是利玛窦在肇庆期间确立和将其提升到最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开始践行的。“这种完全革新的‘间接的辨证法’,正足以根本表示自从16世纪末始至18世纪末止,在中国传教事业的真正志趣……毫无疑问,这项功绩应该归于利玛窦,而不是罗明坚或范礼安”[3]263。

(二)深谋远虑,广交上层社会朋友

1588年4 月,罗明坚去罗马游说教皇派遣来华使节。由于种种意想不到的原因,罗明坚操劳过度心力交瘁,退隐到那不勒斯的萨勒诺,在那里度过他的余年[2]145,再也没有回到中国。从此,利玛窦单独住在肇庆,他不再以罗明坚“仆人”的身份出现,而是作为传教团的负责人,在开展适应性传教的过程中,越来越显示出过人的胆略和才干。

在肇庆居住的后期,利玛窦开始尝试“适应性传教”的策略。他在教堂展示欧洲物质文明的一些成果,如钟表、数学计算方法、西洋绘画、浮雕地图、西洋图书、西洋乐器;与此同时,他自己动手制作了中国内地的第一座自鸣钟、天球仪和地球仪,这些成就使他赢得了博学的声誉;他谦恭而耐心地接待四面八方来教堂参观访问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使基督的“福音”随教士的名声传扬到了广东之外。

在频繁的交往中,利玛窦结识了后来在朝廷中荣任高官的一些人,如兵部侍郎徐大任、南京总督滕伯轮、贵州总督郭子章(郭青螺)、湖广总督蒋之秀、南雄知县王应麟、钟万录等人[3]272。这些人在以后的岁月里,都给予利玛窦或多或少的帮助。

利玛窦为了能在中国居住和传教,他结交官府和权贵人士以求得人身安全保护;同时,他也广泛接触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寻找融入中国社会的共同语言以保证“适应性传教”策略的顺利实施。他用西方的科学吸引知识分子成为朋友,通过知识分子以获得民众的信任。

据记载,利玛窦在肇庆曾与中国戏剧祖师汤显祖有过倾心交往。1591年,汤显祖因上疏《论辅臣科臣疏》而被贬官到广东雷州半岛的徐闻县做典史。万历二十年(1593)7月,利玛窦带着石方西神父乘船从韶州重返肇庆听候复审韶州教堂被袭击案。在友人的帮助下,利玛窦有缘与途经肇庆北上浙江遂昌做知县的汤显祖相见。一个是学识丰富、涵养深邃的天主教士,一个是文坛骄子、才华横溢的诗人、戏剧家。西江之畔,两位大儒经纬纵横,谈天说地,越谈越投契。从天主教谈到佛教,又从道教谈到儒教,堪称是中西文化的一次友好的交流,也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4]。

(三)告别肇庆,被迫迁居韶州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利玛窦等人在肇庆的传教生活并非一帆风顺。从获准在肇庆居住开始,利玛窦就察觉到存在着反对他们安顿的势力。建造住宅时,他们遭到监督官的反对和刁难,迫使他们放弃了划定给他们的那块地,而选择了另一块地皮[2]115;安顿下来后,神父们又常常受到肇庆民众的仇视和滋扰,房屋经常被作为投掷石头的目标,最严重的一次石块袭击演化成了一场对教士们的法律诉讼;在他们竭尽全力平息各种责难之际,又卷入了另一桩严重的诈骗指责,真是一桩困难的结尾看来只是另一桩的开端;除了教堂几次被盗劫和被暴徒冲击抢劫外,教士们还常常被控犯有严重的罪行。可以说,肇庆成了利玛窦“适应性传教”的一个试验场地。

相对于民众对天主教的外在排斥,国人对葡萄牙等西方殖民者的愤怒情绪发泄到传教士身上,也使得官府由原来的支持转变为对他们的直接驱逐,这是利玛窦如何克制和容忍也不能遏制的。虽然在广州耆宿老人阶层的对传教士的联名控告中,利玛窦凭借他的胆略和才干“一劳永逸地而又巧妙地结束了这场特殊的而且肯定是危险的事件”[2]149,但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者在中国沿海和邻国的非法行径和不良名声,也使得中国的地方官府提高了对利玛窦等传教士的警惕。新上任的两广总督准备对沿海的殖民掠夺者开战,担心利玛窦等人为“佛朗机”通风报信,而寻找了种种借口将利玛窦等人从两广总督的所在地肇庆驱逐出到韶州[5]。

1589年上半年,刘继文责令利玛窦等人离开肇庆,由澳门遣返回国。利玛窦迅速派遣使者去澳门向视察员范礼安报告,得到的答复是“保不住肇庆的住所的话就返回澳门,不要接受另一个驻地的安排”。利玛窦不肯轻易放弃在中国内地取得的传教成果,利用替官府采购商品的机会,专程赴澳门说服范礼安,使其同意他们失去肇庆时到别处开辟传教据点[2]155。

8月初,当刘继文强制驱逐传教士时,利玛窦就此请求前往南雄居住,因为南雄靠近江西省,由此去北京更加便利(这是利玛窦的梦想)。不过,刘继文还是建议他先到韶州的南华寺或韶州居住,并将韶州通判吕良佐介绍给利玛窦,嘱咐吕良佐照顾和保护好利玛窦。

1589年8月15 日,那一天正是圣母升天节。利玛窦等人惜别了生活6年的肇庆,告别了在肇庆因局势飘忽不定而备受煎熬和滋扰的日子,他怀着酝酿已久的进京觐见皇帝的梦想和取得的初步传教成果,怀着由一个普通传教士变为教团负责人的雄心,踌躇满志地向韶州和更高的目标进发[3]274。

二、韬光养晦,利玛窦居韶州治学术

韶州位于广东粤北地区的浈江与武江交汇处,它始置于三国,兴于隋唐,是广东省著名的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是从岭南去南京和北京的必经之地。明清时代,韶州是“帝国中南的‘咽喉’”,在岭南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从踏上中国大陆那一刻起,利玛窦便念念不忘要进入北京,完成范礼安赋予他的首要任务,即“务必先获得万历皇帝的青睐,准许自由传教”,最终皈化千千万万的中国人[6]66。因此,韶州正是他理想的暂时栖身地。

(一)粤北风情,抚慰和点燃利玛窦的新希望

韶州对于利玛窦传教团来说,既是充满希望的据点,又是精神和身体遭受创伤之地。他对韶州的感情是复杂的,准确地说是大悲大喜的。然而,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严谨的学者,他对韶州的描述也是非常客观和充满感情的,他是第一个把韶州详细介绍给世界的外国人。

1589年8 月,利玛窦与麦安东等人来到韶州的南华寺。鉴于天主教与佛教信仰迥然不同,利玛窦只在南华寺参观了一下就向韶州出发。由于韶州城的条件不错,所以利玛窦决定在此定居,而不再前往南雄。神父们在寻找地方修建房屋时,暂时寄居在西河的光孝寺里,并被劝告用80个金币买下光孝寺附近的一块空地修建住宅[2]170。

在地理和气候上,利玛窦描述的韶州城坐落在两条通航的河流之间,一条河流经南雄到江西,另一条河流通往湖广省。城池围囿于一个小岛上,用浮桥与两条河的对岸连接起来。韶州的人口大约有五千户人家,土地肥沃且盛产稻米和水果,肉、鱼、新鲜蔬菜也很充足,就是气候不良。每年的8月至12月,韶州就流行“三日热(疑为瘴病)”或疟疾,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居民染此疾病且死亡率极高。利玛窦到达韶州没有多久,便有两位传教士染上此疾病且情况严重,其中麦安东神父差点丧命[2]169。由此可知,利玛窦并不喜欢韶州的气候。

在人文环境上,利玛窦也得到了韶州府官员的关心和照顾。韶州副长官(通判)吕良佐客气地用自己的船把利玛窦从肇庆接到韶州,并且总是很慎重地处理传教团在韶州的事务[2]166。在吕良佐的影响下,韶州的官员以及附近的显贵人物对利玛窦表现得比肇庆的官员更为彬彬有礼,许多人和利玛窦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比如,学者瞿太素、兵备道邓美政、韶州新任知府谢台卿、曲江知县刘文芳、南雄知府黄门以及英德知县苏大用等等[2]175。

在对韶州传教团的投入上,澳门的耶稣会也是不惜任何代价给予支持的。9月25日,在澳门的视察员范礼安先是派遣使者来韶州,用充满慈父抚爱的信函激发利玛窦他们在新地点对事业的激情;之后,将两名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钟鸣仁和黄明沙)派到韶州,协助韶州传教团的工作;最后,范礼安还把两名葡萄牙籍传教士苏如汉、罗如望从印度召来,增加韶州的传教力量,使得韶州传教团的规模达到10人左右(加上仆人)。

10月4日,韶州的住所动工兴建。住所的房子设计成没有楼阁,样子几乎完全是中国式的,只有小教堂面积大些,希望能容纳相当多的教徒。同时,范礼安还慷慨地给韶州传教团配备物资,并且还亲自来到韶州进行视察和慰问[2]179,以至于在很短的时期内,韶州传教团就已不缺乏继续工作的任何东西。1590年秋,教堂建成后利玛窦在这里安顿下来,韶州便成为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第二个立足点。

应该说,利玛窦和澳门的耶稣会传教团对于韶州传教据点充满了希望并且是信心百倍的。利玛窦“深刻地察觉到在肇庆的经验和使他们受到教训的类似的以往的经验,他们在短期内就有了长足的进步……。看来上帝为了他们名字的更大的光荣,为了基督传教团有更大好处,才允许他们过去饱经艰辛”[2]172。从这里可以看出,对于选择来韶州以及在韶州初期的工作,利玛窦还是相当“自我感觉良好”和满意的。

(二)谨慎行事,避免重蹈肇庆覆辙

也许是肇庆的西洋式天主教堂建筑太过于招摇,引起某些官吏的嫉妒,利玛窦到了韶州以后处处低调行事。在如何建造韶州的住所问题上,利玛窦一改罗明坚在肇庆的做法。他千方百计地“避免产生豪富名声的行为或制造‘拥有超出所能给予’之假象”,他甚至“不显露任何贵重物品,连银质圣爵都不拿出来使用”[3]273。

建造房屋时,韶州的官员希望他们建造一座像肇庆的西式教堂,以给韶州城增光。但是,为避免敌意的指责和避免当地老百姓认为是外国人的堡垒,也为了防止官员们在室内举行宴会,利玛窦选择了中国式的建筑方式。这就是中国的第二座基督教堂,但和所有西欧的基督教堂都不相同,只有一层楼,看上去认不出它是基督教堂。这令韶州知府颇感失望[3]276。

在韶州的6年中,利玛窦完全隐藏了他的传教意图。明末最“离经叛道”的学者李贽(李卓吾)和利玛窦交往颇深,他理解利玛窦带来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思想,不过却对利玛窦远涉重洋的动机大惑不解:“但不知到此何为,我已经三次相会,毕竟不知到此何干也。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续焚书》)。”李贽揣测利玛窦来华的本意是用其“西学”来取代中国的“孔学”,其实已经说到点子上了[7]。

事实上,利玛窦将韶州作为天主教的第二个居住地是为其进入北京作准备的。他们小心翼翼,不主动大张旗鼓地传教。得到英德县令苏大用的多次请求之后,利玛窦才为其父亲解说天主教教义和神迹。并且游览了英德县碧落洞村的美丽洞窟、结交了显赫官职的巡阅官、品味了清冽的山泉和鱼虾、欣赏了宴会上的音乐舞蹈和喜剧,给人们的印象与其说去英德传播天主教倒不如说是去英德旅行[2]176。

1590年正月,利玛窦受到南雄富商葛盛华的邀请,才在瞿太素的陪同下来到南雄。除了与官员打交道外,也与平民百姓交往,宣讲教义和做弥撒,吸引了很多人。特别是葛盛华入天主教后,刊印了各种介绍天主教教义的小册子广为散发,扩大了利玛窦传教活动的影响。他在南雄同时考察了当地的地理环境,为后来通过梅岭古道进入江西省作了准备[2]184。

万历十九年(1591)正月初一,利玛窦正式接纳钟鸣仁、黄明沙两名青年加入耶稣会,他们两人在韶州度过望道期,成为第一批中国耶稣会士。

(三)审时度势,实施“学术传教”策略

韶州是利玛窦在中国的第二个定居点,也是他在中国传教的转折点。在韶州生活期间,发生了几件大事,深深影响了利玛窦的思想,迫使他重新考虑在中国的传教方式问题。

1589年8 月,利玛窦与麦安东来韶州时,便被韶州的副长官安排到南华寺。与其说是让利玛窦受到优待,倒不如说韶州副长官吕良佐的确将利玛窦当作僧人来对待了。因为利玛窦当时身穿僧人的袈裟,传播天主教时也经常用佛教的词汇来解释,使人感觉他们是西僧。利玛窦向副长官表达了不想住在南华寺的意愿,他费了很大力气才向副长官解释清楚天主教与佛教的不同之处,之后被允许在韶州城外西河边上的光孝寺附近,择地建立了天主教堂。

1591年春节,麦安东神父离开韶州前去澳门。利玛窦利用新年之际,在教堂展出一幅从墨西哥运来的圣母、耶稣及圣约翰画像,并以此为契机为韶州居民传教。但当地居民却不认同天主教义,认为在中国传统节日时展出此画有悖风俗习惯。于是,便发生了教堂被邻居夜袭事件,几个仆人也受到粗暴的凌辱。

1592年7 月,石方西神父刚到韶州不久,一伙年青人借着邻居婚礼上的酒力,来到利玛窦的住所闹事,以发泄平时对西洋人的怨恨。他们明火执仗,重伤两三个仆人,用斧头砍伤石方西神父的额头。利玛窦从一扇小窗户跳到了小花园想去报警求救时,也崴住脚踝受了伤。虽然官府要治首犯者死罪,但利玛窦还是出于仁慈宽恕了他们[2]187。

此类事件发生后,利玛窦开始认真考虑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来传播“福音”的问题。首先,他极力撇清与佛教僧人的关系,不再以聚众布道为主,也不以发展教徒多寡为目的,也就是说,不再随随便便地吸收普通百姓为教徒。

其次,他将在肇庆采取的一些做法进行理论化和规范化。他继续尝试展出或制造欧洲的精巧奇器和科学仪器来吸引韶州的达官贵人和士绅以便得到他们的认同;继续与府治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寻求人身庇护;安心静神过起了几乎隐身的修道生活以学习中国的典籍精髓;收徒讲学、著书立说以扩大西方文明和天主教文化的影响;与澳门教区保持密切联系,在重大问题上及时请示视察员范礼安以取得赞成或谅解,严格按照澳门的指示进行教务活动。

所有这些行动表明,利玛窦逐渐更正了在肇庆时的以宗教传播为主、适应性活动为辅的传教方法,而实行了以潜心治学为主、寻找接近民众最佳切入点的学术传教策略。这种主次的变化,喻示着利玛窦将与范礼安制定的学术传教策略进行了具体化和系统化。与肇庆的做法相比,大有退一步进十步之势。

(四)韶州易服,潜心研究儒家思想

利玛窦来韶州后仍以西僧自居,光头僧服。与儒士瞿太素的交往中,他逐渐认识到“以往见官必跪,恭顺备至,却总被帝国官员轻视,主要原因是将自己等同于佛教僧侣,佛教虽然信徒众多,而僧侣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最卑微”[6]85。

利玛窦开始认真研究不同宗教之间的信仰和习惯的差异。他发现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中,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领域里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儒士是登上“仕”的台阶,儒士阶层也是左右中国政治的权力阶层。而儒士的身份取决于自身的受教育程度,耶稣会士个个受过高等教育。因此,以儒士自居是传教士们的最合适方式。

利玛窦此时深感只有尊重儒家学说,附以儒家弟子的身份,才能取得上层阶级和百姓们的尊重、理解与支持。对于这个问题,1592年利玛窦向教区视察员范礼安进行了说明和请示。范礼安经过认真思考并征求澳门路易斯·塞尔克拉主教的意见后,于1594年7月7日派郭居静到韶州参加教团工作,同时带来有关更换服饰、改穿儒家学者服装的授权[8]20。从此,利玛窦及其在韶州的传教士戴儒冠、着儒服、见客时执儒生和秀才礼仪,融入了中国社会。据利玛窦的中国门徒游文辉创作的“利玛窦儒服画像”记载,他头戴四方平定巾,属于当时“儒士生员监生”的冠制;身穿似紫近黑的长袍,当属明代进士的官袍。虽然冠与袍搭配得不伦不类,但是透出了与中国儒生有别的“西儒”风度[6]86。

此时的利玛窦蓄须留发,穿着打扮俨然如中国秀才,走到哪里都文质彬彬。当利玛窦向韶州知府引见郭居静神父时,知府第一次以秀才礼节待之。从此以后,其他官员接见他们也都如此。在中国人心目中,利玛窦成了从西方来的“泰西儒士”。

在韶州期间,利玛窦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进行了研究和学习。他研读中国经典书籍,练习中国书法,了解中国民俗,并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以便为进一步有效地传教打下基础。他在一位饱学秀才的指导下,一天两次奋力阅读他不能全懂的书籍,甚至还做作文。为了便于其他传教士学习中文,利玛窦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还加上许多注释作为来华新教士学习中文的读本。1593年12月10日,利玛窦已经译完《四书》中的三部(第四部是次年译完的)。1594年利玛窦把《四书》的拉丁文译本寄回了意大利出版,成为最先编辑中国书籍并附以注释的西方人。

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的儒学思想相继传到欧洲后,被加以重构成为启蒙思想家的素材直接影响着欧洲的思想界。并且使莱布尼茨、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和百科全书派的大师大受其益,一致认为中国是理想的乐园。在欧洲,几乎所有中等以上城市,都可以见到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不时刷新的《东方书简》[7]。正如赫德逊所说,因为 18 世纪欧洲在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有“欧洲孔子”之称的魁奈认为,中国的《论语》是“讨论善政、道德及美事,此集满载原理及德行之言,胜过希腊七圣之语”[9]。

利玛窦在韶州坚持走上层社会的传教路线,同时采取了主动入乡随俗的适应性策略、并将范礼安的“适应性”传教策略引伸为“易佛补儒”、“合儒”和“补儒”,最后达到“超儒”的境界,这是他获得成功的秘诀所在。因此,利玛窦的“韶州易服”行动不仅仅只是外表和服装的改变,更彻底改变了他以后在中国的传教思想,也为“学术传教”策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授徒讲学,传播西方科学文化

在韶州,利玛窦接收的第一个学生就是瞿太素。1589年10月,瞿太素“听说神父们是在韶州时,他就去拜访他们……,他请求利玛窦收他当学生”。并且按照当时的风俗,身穿传统的礼服,奉送贵重的绸料为礼,邀请利玛窦到他家里吃饭,正式拜利玛窦为师[2]173。

瞿太素聪明好学,他从学习数学入手旁及其它。利玛窦以克拉维斯的著作为教材,先教给他欧洲的实用算术,后教星盘原理,最后教欧几里得几何学。他跟利玛窦系统地学习了两年(相当于硕士研究生)的算学、欧几里得几何学、象数之学(将数学的原理应用到实践中,即用符号、形象和数字推测宇宙变化)、语言、逻辑、物理及天文学等。两年之中,瞿太素不知疲倦地学习着对他来说那些新奇的东西,还自己动手制作了诸如地球仪、天球仪、六分仪、测象仪、星盘、罗盘、象限仪、日晷等仪器。这些仪器有木制的、铜制的,还有银制的,以此受到朋友们的尊敬[2]174。

利玛窦向中国传播的典型的西方文化,莫过于与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那么这本译著有什么价值呢?中国古代有句谚语:“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于人”。这句谚语的意思是做出来的产品可以给世人看,但不会把制作方法告诉世人。而《几何原本》的价值就是“金针度人”,就是将解决问题的方法教给世人。

关于翻译《几何原本》这项课题,其实瞿太素早已在韶州作过了深入的研究。在利玛窦札记中是这样记录的:“他(瞿太素)从事研习欧几里得的原理,即欧氏的第一书(卷)。他(瞿太素)很有知识并长于写作,他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写出一系列精细的注释……,他(瞿太素)日以继夜地从事工作,用图表来装点他的手稿……当他把这些注释呈献给他的有学识的官员朋友们时,他(瞿太素)和他所归功的老师(利玛窦)都赢得了普遍的、令人艳羡的声誉。”[2]174由此可知,利玛窦和瞿太素在韶州已经译出了《几何原本》第一卷,但没有出版,仅仅在学者们之间作为被谈论的对象和被赞美的事物。

虽然如此,此番工作的意义也非同小可。因为利玛窦的第二个学生张养默曾无师自学了欧几里得的第一卷,以至于张养默向利玛窦请教几何学问题时,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将足以达到他(利玛窦)的传教目的了”[2]247。张祖林认为,张养默自学的《几何原本》第一卷,可能就是瞿太素此前给出注释的那个译本(第一卷)[10],而张养默不断地向利玛窦请教几何学问题,或许是要将《几何原本》接着翻译下去[11],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实现。

当徐光启建议利玛窦翻译和刻印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时,他立刻指出:“中国人最喜欢的莫过于关于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一书,原因或许是没有人比中国人更重视数学了”[2]364。他还告诉徐光启,“此书未译,其他书俱不可得”[11]。至此《几何原本》才成为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出版的第一本西方数学科学著作。由此可见,利玛窦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传教”,正是在韶州期间从对数学文化的教授与传播开始的。

此外,利玛窦在韶州期间还通过从事各种科技活动,比如指导瞿太素等人制造日晷、星盘,传播了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几何原本》以外的“非欧几何”知识。这些“非欧几何”的知识主要有圆锥曲线、平行投影、球极投影、椭圆投影、画法几何和透视法等等。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知识的传入,丰富了我国当时的数学研究,也更直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和近代中西数学文化的融合以及现代数学的萌芽与发展[12]。

由此可见,利玛窦在韶州传教过程中学以致用地传播的大量数学知识以及所获得的社会效应,为他后来在北京更广泛和系统地传播西方数学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李晓芳.明末耶稣会士在韶州的活动[D].广州:暨南大学,2003.

[2]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明代:调适与会通: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4]何初树,萧健玲,陈大同.《东土西儒》之利玛窦在肇庆[EB/OL].[2008-01-27].http://www.zqdcn.gov.cn/literatur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121&Page=1.

[5]刘明强.万历韶州同知刘承范及其“利玛传”[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0(11):1-8.

[6]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7]陈若雷.利玛窦:天主教先驱,还是钟表匠的祖师?[EB/OL].[2010-07-28].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b14d180100gqqs.html.

[8]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M].余三乐,石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9]朱大锋.“利玛窦规矩”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J].兰台世界,2009(4):38-39.

[10]张祖林.论《几何原本》在中国的传播及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2):245-249.

[11]徐宏英.利玛窦与《几何原本》的翻译[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8(2):50-53.

[12]曾峥,刘翠平.利玛窦在韶关对西方数学的传播及其影响:下[J].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5):1-5.

The Status and Value of Shaozhou to Matteo Ricci’s Missionary Career

SUN Yu-feng1,ZENG Zheng2
(1.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haoguan Univerisity,Shaoguan 512005,Guangdong,China;2.Party Office,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Guangdong,China)

This paper studied Matteo Ricci’s primary work in the spread of the culture on Catholicism and mathematics during his stay in Shaozhou,and its effect on his later strategy of“Academic Missionization”,which demonstrated Shaozhou’s important Status and value to Matteo Ricci’s career as a missionary.

Shaozhou;Status and value;“Academic Missionization” Strategy;the culture of mathematics

K81

1007-5348(2013)09-0030-07

2013-03-10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学科共建项目(08GI03)及韶关市拔尖人才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孙宇锋(1963-),男,河北邢台人,韶关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数学史研究。

(责任编辑:宁 原)

猜你喜欢

利玛窦传教肇庆
大地回春—肇庆十八年林丰俗作品特展
肇庆学院封
基于指数模型的R = P(Y <X <Z)统计推断
利玛窦伦理哲学作品中的西方古典引证
利玛窦、德里格与钱德明 紫禁城里的西洋音乐家
从利玛窦与“天主教三柱石”交往看中西文化交流
简述明清之际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几个问题
近代英国圣公会在浙江的传教活动
试析传教活动主体的伦理正当性
1922-1953年间甘肃、青海和新疆的“圣言会”传教使团:书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