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媛

(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系，安徽蚌埠233030)

1933年中山文化教育馆公开征求孙中山传记，这一事件引起了茅盾等关注传记写作人士的思考。茅盾在文章中感叹:“这几年来，除了产生一二种谈不到文学价值的自传外，不见有传记文学的出现。最近中山文化教育馆以重金征求孙中山传，就这一事，已可见传记在中国的幼稚了。”［1］538郁达夫亦对征求孙中山传记一事耿耿于怀，他说:“正惟其是中国缺少了这一种文学的传记作家，所以近来市场上只行了些自吹自唱的自传和带袭带抄的评传之类;但从一代伟人像孙中山那样的巨子，还在登报悬赏征求传记的一点看来，则中国传记文学的衰落，也就可想而知了。”［2］

同样是在1933年，胡适写作《四十自述》，此时距他1914年那篇题为“传记文学”的札记，已过去十几年了，他倡导传记，身体力行，并常劝朋友们写传记，这一年，他不无欣慰地说:“自传的风气似乎已经开了。”［3］3

同为现代传记的重要理论家，他们的表述无疑给三十年代传记的面影蒙上了一层薄纱。三十年代现代传记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茅盾等人的感叹是否是苛责?本文力图就此做一番不自量力的探究。

一

在当下的传记研究中，三十年代被认为是中国现代传记发展的繁荣期。这显见与胡适的自我表述“自传的风气似乎已经开了”关联，胡适在对中外传记的比较中肯定传记的文化价值，由此积极倡导并写作传记，据时人所述，“胡先生的自传，自从在《新月》上陆续发表以来，早已引起一般人的注意”(1933年10月21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四十七期，署名谐庭)。在他的倡导下，越来越多的人打破“生而不传”的传统传记意识来写作自传，当时郭沫若和李季的自传都已出版。

自传风气之行在当时的传记出版市场也有明显的表现。当时的畅销画报《良友》的总编辑马国亮回忆:“从第四十五期开始连续刊载了七篇以《现代成功人物自述》为总题，发表了球王李惠堂、画家徐悲鸿、交际家黄警顽等的自述，很受读者欢迎。一九三五年一月，……我们又组织了一批自传……这次我们把总题目改为《名人生活回忆录》……这一连串的组稿刊出后很自然地受到读者的欢迎，编辑部经常收到读者来信表示赞许。”［4］他的回忆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三十年代读者喜欢阅读名人传记，媒体也致力于推动名人传记的出版发行。除《良友》外，上海第一出版社在1934年出版“自传丛书”，包括《从文自传》、《钦文自传》、《巴金自传》、《资平自传》等。

萧关鸿指出:“进入三十年代，写作自传渐成风气”，随后又说“与自传的蓬勃繁荣相比，30年代一般性他传则相形失色”，［5］似有失察之嫌，据统计当时的他传写作上在数量并不逊于自传。此外，30年代依然存在着中国传统传记的类型，比如年谱，这部分作品有相当部分采用文言写作，在《民国丛书》中收录了许多，如《章实斋先生年谱》、《崔东壁年谱》、《林文忠公年谱》、《严几道年谱》、《弘一大师年谱》等等。若算上它们，及其他诸如短篇的回忆录和名目繁多的各种人物小传等，那么三十年代的传记数目就更多了。如此庞大的出版数量充分表现出当时读者对于传记的欢迎。传记作为一种文学写作活动，其盛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受众，即读者的好恶。因此，三十年代出现“传记热”的说法确实属实。

但是，这种繁荣之相并不能掩埋茅盾、郁达夫等对当时出版传记的“幼稚”、“衰落”的慨叹，朱东润对现代传记亦有同感，“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记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到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6］而且，当人们论及传记作品时，令人交口称赞的往往是外国传记，而绝少本土传记作品。傅雷在重译《贝多芬传》时曾这样表达他的感情:“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增给比我年青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道还有甚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7］巴金在翻译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时亦有类似的感激:“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书，也是在我的知识的发展上给了绝大影响的一部书。”［8］在为现代传记选择范本时，郁达夫首先想到的是西方不朽的传记，如普鲁塔克《希腊罗马伟人列传》、鲍斯威尔《约翰生传》。

因此，对于现代传记来说，30年代或可称为其创作繁荣期，却远未到成熟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在繁荣之初即已面临困境。

二

现代传记所面临的困境，并非仅仅表现为本土经典的缺失，或是停留在传记家们的感性伤悲中，更深的原因或许在于传记理念的种种纠缠。在所能见到的相关传记理念表述中，论述者们对于传记文学的生态空间和本质属性的认识难以一致。

其一，个性吁求与时代规范之间的冲突。

胡适在比较中西传记时，曾指出中国传记只描绘人的性格状态，而不能表现出其动态发展，因此需向西方传记学习表现人格的发展过程。现代传记从一开始便追求传主形象的真实度，并强调其“这一个”的独特性，可以说，现代传记写作鲜明的个性意识是其区别于传统传记的特征之一。

然而，这种个性意识在现代社会中的接受并非一帆风顺，并且会影响到现代传记的发展，茅盾就表示:“描写人物生平的文字，是到了近代个人主义思想充分发展以后，才特别繁荣滋长。……可是在中国，个人主义的思潮，只有在‘五四’时代昙花一现，过后便为新兴思潮所吞灭。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现实压得紧紧的时代中，也不容有个人主义的幻想。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英雄或法西斯蒂领袖;同样地在封建家族思想没落，集团主义思想兴起的中国，也不会有伟大的传记文学的产生。”［1］539他认为，中国一直未曾出现真正的传记作品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复杂情况不适宜个性主义的发展，一是个性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时间不长，并且中国中产阶级的现实处境无法滋生出个性主义;二是中国社会性质的两重性制约了个性的发展，其半殖民地造成民族英雄的缺乏，其半封建性造成个性自我的缺乏。茅盾的认识是深刻而颇有启发的。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个性意识随着“天赋人权”和“个性解放”口号的提出，得到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因而现代传记，尤其是自传在这一理念下一度兴盛。胡适在1933年说:“我的这部《自述》虽然至今没写成，几位旧友的自传，如郭沫若先生的，如李季先生的，都早已出版了。自传的风气似乎已开了。”然而，二三十年代之后，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张扬、工农运动的高涨以及专制国家政体的强化，整个社会渐渐呈现出由强势阶级和集团力量所主导的秩序化和规范化倾向。在这种情势下，个性主义的思想意识不可避免地受到打压、批判。加之1937年后，抗日救亡成为民族和国家的头等大事，除了那些为了激励民心而编辑的英雄传外，传记写作的势头大不如前。因此，现代传记的成长空间就更小了。［9］

对于现代传记来说，如何处理个性吁求与时代规范的关系显然是事关其生态空间的大事。

其二，历史属性与文学期待之间的摇摆。

面对中国传记传统和西方传记经典，中国传记作家想为中国现代传记寻出一条正途。他们意识到中外传记的差异，也对现代传记有朦胧的设想，但这设想却又带有几分混沌，表现之一就是对“传记文学”未曾有过明确的阐释。

依郁达夫说法，是一种“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新的传记，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她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记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要写新的有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则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10］283

茅盾则是从否定层面来谈“传记文学”的，他认为近期出现的传记，“即使有所谓的人物传记，即也不过是家谱式或履历式的记载，那只有列在讣文后面最是相宜，却不配称作传记文学。”［1］538

但在这几篇难得的文章中，对何谓“文学价值”都没有明确表述，如何实现“文学价值”也没有完整论述，因此对“传记文学”的界定缺失了对现代传记特征的透彻说明，而是过多强调个人化的审美经验，在传记创作与评价中过多强调个案性和片段性的审美感受，却忽略了现代传记的本质所在。

另一方面，对于“文学”的随性理解，又常与传记写作的真实原则形成冲突。以胡适为例，写《四十自述》之初他设想可以用“小说式的文字”、容许用“假的人名地名”、可用“想象补充”，［3］然而这三条分明违背了他自己的传记原则，即“传记的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11］也不能达到“赤裸裸的叙述”，［3］7直接的后果就是终回归历史笔法。而这种回归表明，正是由于缺少了对现代传记本质的追问，传记写作才会面临现实的困境。而“传记文学”之“文学”何意，在当下传记研究中仍被搁置。在这种情况下，“传记文学”这一命名并不是对现代传记的真正命名，而是“对符合文化期待的一种强迫性尝试”。［12］

这些困境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传记在理论建构和理论诠释上的两难，既无法忽略多重的理论资源又难以找到创造性融会贯通的道路，既无法回避现代传记的现代性又无法找到实现这一新质的有效途径，因此它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传记能否寻求到新的出路、跟上世界潮流的问题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如何理解“传记文学”、如何应对传记理论的危机和生存困境等复杂问题，在这种情形下，茅盾、郁达夫和朱东润的慨叹表达的是一种对现代传记发展之路的焦虑意识。

三

对于现代传记文学来说，虽然面临困难，但这十年亦非等闲过，还是有一些传记家对此进行了持续地探索，提出了种种尝试，做出了突围的努力。

其一，传记体例。

传记，在众多的解释中，它被赋予了一种共同的认识，即个人生平的全纪录。中国传记形式年谱亦是对人的一生的叙写，但极易给人带来一种刻板、僵硬的感受，现代传记则对此进行了有意识的探索。郁达夫以“活泼泼”来表述他对现代传记的理解，并在对传记进行分类时强调不要写成刻板的行状，绝非年谱式。

梁遇春在介绍西方新传记时谈到他的见解，“将主人翁一生的事实编成像一本戏”要富有情节有冲突，摆脱纯线性传记的束缚，具体技巧在于“熔化”，即“先把关于主要人物的一切事实放在作者脑里熔化一番”。［13］

胡适在作自传时考虑“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排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3］6许钦文“以为自传，最紧要的是表现出整个的我来，这要从我的个性和我所经历的事实来表达”，所以他没有完全采用时间脉络，而是“以‘事情’做主体的‘经’，只以时日为‘纬’，为的是因果的联络”，他的自传共十章，第一章“出狱”，第二章“不浪舟中”写牢狱生活，而到第八章才补叙儿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嵇山鉴水间”，完全突破传统传记的时间脉络。他将这种传记体例称为“倒叙的”，是把“认为重要的放在前面，以后逐步补充说明”。［14］

在传记体例方面，现代传记家一改传统传记的线性叙述，敢于尝新，敢于选择，敢于取舍，其中的依据就在于是否有利于突出传主形象。在她们看来，传记材料的堆积只会造成驳杂的印象，“活泼泼的”传记需要并非材料的加法，而是减法更适合。

其二，传主描写。

对这个问题，现代传记家们有种共识，那就是要写出传主的个性，唯此才能造就出生动形象的传主，突破传统传记的呆板。

胡适曾赞西方传记“读之如见其人”，许钦文主张自传要“表达出我的个性”。这种个性论十分贴近法国传记学者菲利普·勒热内在《自传契约》中的阐述:“写作重点须放在某个人生活，尤其是个性的发展史上。”

具体到如何表现出传主个性，他们的回答不一而足。

梁遇春主张客观的“从一个人的日常细节里看出那个人的真人格”，［13］日常琐事常有烘云托月之妙处，他称赞“这种客观的写法既忠实，又有力，实在是传记文学的一条正路。”［15］他期望中国传记多做些研究性格的工作。

郁达夫在评刘半农《赛金花本事》时建议:“若以弗洛伊特的分析，再加以唯物的社会条件，来写成赛金花传，成绩一定还要比《赛金花本事》好得多;我豫想着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坛必有一位新作家出来做成这一起步工作。”［16］据此原则，他进一步表述“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应同时写出传主“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这样才能“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要写出美点和缺点。［10］

其三，审美标准。

从传记体例、传主描写方面，现代传记表现出对西方传记的极大推崇，传记家们所期望的现代传记是一种具有新质的传记形式，他们对此有共识，也有努力。但谈及中国现代传记的写作状况，他们多少都感到些失望，这失望在于现有传记距离他们心中的标准相去甚远。

传记的审美标准因此成为现代传记理论中的一部分，当时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显得较为随意。

郁达夫提出“趣味”说。他认为莫洛亚的第一部传记杰作《雪莱传记》正在于“有趣”，［10］爱弥尔·罗布味希的作品好在“趣味性”。［10］趣味，正是他称赞的外国传记的共同之处。

胡适的《四十自述》在《新月》上刊载前三章后，刘大杰写信给胡适，称赞其中第二篇《九年间的家乡教育》，他说“最成功的一点，是在纯朴的家园的生活里，反映出来一个聪明的孩子和一个慈爱而又是孤苦的母亲相依为命的活泼的面影。”［17］“活泼”正是刘半农最看重的一点。

在当时不多的传记理论文章中，梁遇春的见解是极为独特的，表现出鲜明的西方影响痕迹。他评价传记的优劣在于能否博得读者的同情。在他看来，西方旧传记的传主往往是完美的英雄，了无缺点，“呆呆地站立在柱础上的雕像”，［18］读者对他们“绝不能有贴切的同情，也无从得到深刻的见解了。”而新传记文学“很能够博得我们的同情”，［13］就在于两个方面做得好，即普通与命运。“处处注重伟人的不伟地方”，这样，伟人也就变做“和蔼可亲的朋友”，不会拒读者于千里之外。认同“命运的神秘”，［13］使传主的经历带有愁闷的调子，令读者有如感同身受，产生同情，这样才能领略他们真正的好处。

可以看出，上述几方面对传记写作理念的表达都极具个人性，且表现出向西方传记借鉴的共同倾向，如偏重西方作品的阅读感受，研究对象都是源自对西方传记的阅读等。这给我们提供了两种启示:一是现代中国传记的评价是以西方传记为参照的，二是这种由阅读感受而形成的评价标准对应的是中国传记者们的读者心态。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发生受到西方文艺的启示，并在借鉴中走上自新之路，因此在初期表现出对西方文学的仰慕是容易理解的，但在这种仰慕与感激中所显现出的是中国传记家的一种读者心态，或可称为前创作心态，唯有习作者式的阅读心态才能促进独立的创作。

现代传记审美中的读者心态，可能就是造成现代传记在30年代虽实践众多而经典不足现状的原因之一，也构成现代传记面临的困境。与当时成绩斐然的现代小说或诗歌相比，现代传记的现状令人遗憾。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现代传记正处于初期阶段，从写作到理论尚处于对西方传记的学习中，这是文学发展初期的共同特征。

在三十年代传记繁荣的表象中，困境依然存在，这种困境不仅来自现代传记文体理论期待与现实文化经验的疏离，还在于中国传记者们的理论观念和思维方法。这些困境一方面影响了现代传记实际创作，另一方面也影响了理论问题本身的探讨，但是，所谓“精神还仗精神觅”，现代传记突围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传记者们的心态建构，幸运的是，这种突围的努力始终在进行，他们呵护着中国传记文学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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