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平

(湖北科技学院 教育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良友图书公司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奇书”。作为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全面总结，“大系”的重要历史坐标意义自不待言。由于各集的编选者都是当时文学运动的参加者和重量级的代表作家，因而使这套丛书成了不折不扣的经典文献，也成为此后现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划时代的重要参考资料。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精品，将该书各卷名家的导言集于一炉更可谓是“精品中的精品”。因此，早在1940年10月，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就将这些导言汇为一编，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该书的题记中说：“本书乃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册中所载各篇导言而成，故名‘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内计总序一篇，导言九篇，是第一个十年间新文学各部门综合的研究。”自此之后，以“良友版”为基础的“导言集”多次出版发行，有着极为重要的社会影响。2009年，正值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之际，刘运峰先生以编辑出版研究专家的视野，考虑到教学科研和读者的急需，再次在原版的基础上将其重新编辑整理出版，易名为《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一册新版的《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特色鲜明：首先是在每一篇导言的后面，特别附录了该集的入选目录，从而给阅读者以整体感，可以在阅读中进行篇目查阅，使导言本身更显得有的放矢;其次是增加了赵家璧为出版该书所写的回忆文章，告知读者以当时编辑过程的历史感;再次还在附录中增添了数篇其他当事人关于第一个十年的研究文章，均是与此有关，这就更使这本久经考验的图书显得丰满、扎实。

一、“新文学大系”：五四纪念与图书营销

提起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我们就不得不谈到其间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赵家璧。作为五四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代文学新人，他的卓越才华在新文学大系这套丛书的编辑上惊人地显现了出来。其实早在赵家璧的中学时代，他就曾主编过《晨曦》季刊，崭露编辑才华。进入光华大学之后，他曾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主编《中国学生》等杂志。大学毕业之后，他顺利地进入良友图书公司任编辑、主任，陆续主编了《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等，就图书出版而言，不仅体现了良好的艺术品位，也获得了不小的市场成功，因此而深得公司老板伍德联的信任。1936年，他利用自己广泛的文学界的人际关系，开始组织鲁迅、茅盾、胡适、郑振铎等著名作家分别编选出版此后影响深远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在谈到编选“大系”的原因时，赵家璧在《编辑忆旧》中曾这样说到：“五四运动离开那时不过十多年，但是许多代表作品已不见流传，文学青年要找这些材料同找古书一样要跑旧书摊。”在此极为明显地表现了五四一代人对“历史遗迹”行将消逝的焦虑。其实不光是赵家璧这位文学青年，对于五四一代的亲身参与者来说，这种无奈的心态更加明显。阿英曾引用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的话说：“虽只是短短的二十五年内的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已令人起渺茫之感。所以，作为新文学运动初期干部之一的刘半农，在《初期白话诗稿》的序引里，就如此的记着：‘当时所以搜集，只是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到过了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然而到了现在，竟有些像起古董来。’而当他和当时的另一位干部(陈衡哲)说到要印这部书的时候，她的回答是：‘那已经是三代以上的事了，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其实，不仅回想起来，使人起寥远之想，就是在不到二十年的现在，想搜集当时的一些文献，也真是大非易事。”这无疑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细节”，正如刘禾一针见血指出的，它所昭示的事实是：“30年代初五四文学已经衰落并且被迅速忘却”。

纵观整个30年代，“五四”新文学发展到一个关键时刻，新文学内部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批评开始日趋激烈。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五四新文学受到来自多方面的严峻挑战，革命文学的兴起，尊孔读经运动，乃至林语堂提倡的‘语录体’……各种势力都把矛头指向了五四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和出版，恰巧为回应这些挑战提供了机遇。这套书不仅通过对重要的理论、创作的汇集，而且运用具有相当策略性的编辑手法，甚至在文献史料的选择安排上，都力图捍卫‘新文学’的合法性。”也正是为了应对“新文学”的“合法性危机”，三十年代业已分裂的“新文学同人”们团结了起来。因为这个时候，只有“资料总结和作品保存”才能将四分五裂的他们重新团结起来，几路人马，以左翼为主，掩人耳目地拉入郑振铎，后者又邀请胡适、周作人等人;其间又有郑伯奇穿针引线请出鲁迅，鲁迅担心审查官难以通过而有反复，以及阿英提供相关资料等产生了许多故事，终于以回顾和总结的方式较圆满地为“伟大的十年间”作了历史定位。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这群来路不同的编者们凑在了一起。这既是新文学的“挽歌”，也是为他们作为历史剧中人的逝去青春的怀念。如观察者所言的，“《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计划也是近年来少有的伟大企图，全书十册……开头还有蔡元培先生一篇颇长的总序。倘使拿戏班子来作比喻，我们不妨说《大系》的‘角色’是配搭得匀称的。”现在看来，是颇为准确的分析。

其实在现在看来，探究赵家璧编选“大系”的初衷，除了“纪念五四”的“伟大追求”，还应包含市场营销的“渺小动机”。从当时的图书市场来分析，30年代整个社会的左转，加之国民政府对赤色刊物的封堵，有着不错销量的激进刊物不得不寻求一种安全的后撤，如果说整个二十年代的思想轨迹遵循着“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脉络，那么到了三十年代中后期，这种脉络则发生着一种惊人的反转，“白色恐怖”对红色三十年代的冲击，使得整个社会思潮不得不重新回到五四文学革命这一安全的界限之内，这不仅是对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的深情怀念，也是对现实激进思想不得而发的一种替代性满足。就当时而言，五四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一批文学新人，迫切地希望寻找到一种新的社会认同，而五四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国新文学大系》恰恰提供了这种认同的空间。需要指出的是赵家璧此前的《一角丛书》大获成功，深得公司老板的信任，而事实证明，《大系》的销售状况果然不错，通过精装本的“预售”及简装本销售等多种手段，《大系》6个月便卖出8000册，收入大概是7200元，由于《大系》定价较高，利润很高，因此这无疑是一次极为成功的营销实践。

二、《大系》导言：文学史的自我建构

文学史研究者一致认为，最能体现赵家璧的编辑水平和才干的是，他要求《大系》每集的遍选者各写一篇两万字的导言。这样，这每一篇导言，“便是最好的那一部门的评价，假使把这几篇文字汇刊起来，也可说就是现代中国新文学的最好综合史”。而且，“每篇导言其实已是一篇专题论文，一种学术史的梳理和建构了，十篇导言合起来也就成为新文学头十年最富权威的文学史。”就像文学史家黄修己先生所指出的，“参加编选者是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几位作家，他们自身就是新文学创造者，当然非常熟悉头十年的历史，他们又都是当时之硕儒，因此所撰各集导言，便成了很好的历史总结，对于新文学史的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大系导言集》回答了当年阿英的“文学史的冲动”的问题：“自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杂志》创刊，一直到现在，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是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在这虽是很短也是相当长的时间里，很遗憾的，我们竟还不能有一部较好的《中国新文学史》。”因此，《导言集》的生产极为鲜明地体现了“五四”中人文学史自我建构的“欲望”和“轨迹”。在此意义之上，《大系》显示出的编辑学上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方式，把选家之学转变为文学史家之学。”从某种程度来说，《大系》中的作品选其实是为导言服务的，也就是说，不是先有了作品，选编者为了这些作品写导言，而是先有了“导言”——选编者按照自己的新文学观念去选择作品。在这里，“材料”往往是作为证据存在的。

具体到《大系》导言集的具体内容，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蔡元培的总序了，在这篇热情洋溢的序言中，他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提并论：

“欧洲近代文化，都从复兴时代演出，而这时代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文化，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比拟，也经过一种烦琐哲学时期，与欧洲中古时期相捋，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废起衰，‘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蔡元培·总序)

在他看来，二者都是标榜个性的艺术和方言(白话)的文学，对各自的文化都有着伟大的意义。其实当时，胡适、李长之等人也都提出过相似的观点，但总的来看，大多只是一种类比的方式，而非精确的比附。

胡适的《建设理论卷·导言》和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有着不少相似之处，都对文学运动的背景有着详细的描述，清楚地“指出了文学革命的两个中心理论的涵义”：“白话文学”和“人的文学”。然而，作为历史的剧中人和文学史缔造者，三十年代的胡适在撰写这篇导言时包含着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甚至编选了大量自己的理论文章，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的“我当然不能推辞”，其实有着一定的深意。

郑振铎的《文学论争卷·导言》详尽勾勒了新文学发生期间的多次论争情况，对后世的文学史写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其论述结构和方式几乎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文学背景”部分的翻版。关于小说部分的作品编选和导言撰写情况，茅盾、鲁迅、郑伯奇等人各有分工，分别负责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以及新潮、弥洒、莽原、狂飙等其他一些小的文学团体的小说。茅盾主要着重于文学研究会小说，他对“第一个十年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传统”进行了总结。郑伯奇对茅盾的写作进行了参照，有为创造社向文学研究会争取同等地位的潜在心理。而鲁迅的导言则体现了“大师的点评”，对后世的文学批评有着重要影响。

关于散文部分，周作人和郁达夫通力合作，以人为标准划分，各自表达了自己的散文观念。周作人相信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实际上强调的还是传统。为此，他大段引用了自己的文章，如《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杂拌尔》跋、《陶庵梦忆》序等，强调现代散文受外国影响较小。而郁达夫则强调“散文的心”和“个性”，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

朱自清强调诗歌“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梳理了第一个十年的诗歌状况。他按照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的标准划分。在《选诗杂忆》一文中，他曾坦言：“怕空话多，不敢放手，只写了五千字就打住”。戏剧方面，洪深的导言有八万多字，引用了大量文献，“似乎就是头十年的戏剧简史”。而阿英编辑的《史料·索引卷》，其材料的丰富，令人叹为观止，也为后世的现代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奠定了基础。

三、从《大系》到《导言》：文学史经典与文学影响

关于《新文学大系》及其《导言集》对后世的影响，《导言集》的后记中有着清晰的阐述：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都是一个奇迹：1936年，年仅28岁的赵家璧受到日本出版界所编辑的大型文库的启发，得到茅盾、阿英等人的点拨，在短短的时间内，就邀请到鲁迅、胡适、茅盾、周作人、郑振铎、阿英、郁达夫、郑伯奇、洪深、朱自清等文坛巨匠，编选出版了10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编辑出版史上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20世纪80年代以来编辑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20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20卷以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49)30卷，无不有着它的影子。即使将来的人们继续编辑出版新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这部具有开创性的图书也是无法取代、无法忽视的存在。”

这种“开创性”的意义今天已经愈发明显，而具体到《导言集》的影响，则突出地表现在文学史书写之上。坦率而言，关于中国新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史分期、体裁划分以及研究方法等，都是从《导言集》脱胎而来并在后世得到沿用的。比如赵家璧与茅盾所协商的依据重大历史事件的“十年划分”模式，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体裁分类，以及社会历史和审美的研究方法等，这些都在李何林、王瑶等人最初的文学史著作中得到了体现，而作为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的《中国现代三十年》也是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写成的。对此，罗岗先生曾在一篇研究文章中极为有力地论述了这一情况：“譬如郑振铎编选的《文学论争卷》在‘学衡派的反攻’的栏目下选了六篇文章，真正发表在《学衡》上的只有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一篇，胡先肃的《中国文学改良论》(上)则是几年前刊载在《南京高等师范日刊》上的，另外四篇是反驳文章，《新与旧》(西谛)、《四面八方的反对白话声》(玄珠)和《读书》(郢生)都用的是泛泛而谈的杂文笔法，真正有针对性的只是罗家伦的《驳胡先肃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这样充分显示出新旧力量对比的编选可谓‘别有用心’，恰好映证了郑振铎在‘导言’中的论断‘新文学运动已成了燎原之势，决非他们的书生的微力所能撼动其万一的了’。而王瑶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关于《学衡》的材料基本上取自《新文学大系》的《文学论争集》，描述了罗家伦与胡先肃的这场并非直接和《学衡》有关的论争，却没有多少正面触及《学衡》的内容，只是抄录了一大段鲁迅的杂文《估学衡》来代替自己的评说。在言路狭窄的五十年代，王瑶这种‘述而不作’的史家写法当然另有苦衷，不过仅从资料的选择而言，《中国新文学史稿》已经深刻地受到《新文学大系》的制约。考虑到这部‘新文学史’之于‘现代文学学科’的意义和它作为教材所占的特殊地位，可以说《新文学大系》透过‘文学史’的写作和讲授，实际潜在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对‘新文学’的理解。”罗岗的分析无疑是极为深刻的。也就是说，尽管从形式上看，《大系》并不是一部文学史，而只是一部作品选集，但《大系》导言却具备了“文学史”的所有要素。这集中体现在对经典作品的选择，以及选编者的文学趣味和历史立场之上。更重要的是，每部选集的导言都提示了“正确”阅读“新文学”的方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大系》其实是对“新文学”历史观的一次总结，而这种总结则主要是依据“导言”而完成的。

对中国新文学学科的确立，《大系》的确起了奠基的作用，《大系》使“新文学”经典化了，它使一种经典的文本在学者之中代代相传。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中，李杨先生曾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分析了作为“选本”的《大系》的文学史意义。在福柯看来，文献本身是一个必须研究的对象，文献并不是对于历史遗迹的记录，相反，文献本身就是遗迹，就是历史事件。“问题不在于文献说了什么，而是文献为什么这么说。”基于此，他尖锐地指出，“《大系》一直被当作客观、公正且极具权威的‘史料’来使用。其实，这种史料的汇集是为某个具体的历史论述服务的。”也就是说，人们普遍认可了选本的权威性，恰恰掩盖了新文学史家对“文学”所做的审查，忘记了“新文学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将被文献重新建构起来的“新文学”视为“现代”以后的“中国文学”之全部。“新文学史”家的理性被强加于“文学”之上，“新文学”的原则也摇身一变为“文学”自身的原则。

尽管在现在看来，中国新文学大系及其导言集的意识形态动机是极为明显的，这就像刘禾所说的：“五四作家凭借其理论话语、经典制造、评论和文学史写作这样一些体制化的做法，来着力于生产自己的合法性术语……，五四作家和批评家凭借这种象征权威而自命为现代文学的先行者，同时把其对手打入传统阵营，从而取得为游戏双方命名和发言的有利地位。”尽管这种基于“后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窥探是极为有力的解构工作，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厌弃”和“否定”新文学的伟大意义，不应贬低一代学人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无论如何，从大历史的脉络来看，他们“在传统与现代对抗的话语领域对合法性的特定诉求”都是合理的。重温经典既是对那段历史的触摸，也是对一种精神的敬礼，他们开启的新文学传统值得尊重。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提《大系》，再版《导言》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