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德芳，雒 娇

（延安大学 西安创新学院，陕西 西安710100）

莫言的《红高粱》与贾平凹的《五魁》是中国当代婚嫁题材小说的两朵奇葩，都讲述了婚嫁仪式的全过程，形成相似的叙事模式：迎亲遇土匪，轿夫（驮夫）救新娘，新婚的悲剧，轿夫（驮夫）寻找与拯救，轿夫（驮夫）最后成为土匪。相同的题材表现不同的主题：一个表现原始生命力的张扬，一个叩问文化道德压抑下生命欲望的变态。无论臧否都指向人的生命欲望和生命意识的思考，顺应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文化寻根热潮。本文试通过婚嫁仪式中的男女主人公殊途同归的命运对比，看寻根小说文化取向中对传统道德与人性的探讨。

一、男性欲望的压抑与张扬

《五魁》与《红高粱》两部小说中的男性，他们的驮夫（轿夫）职业与个人欲望有着强烈的矛盾性，即传统道德观念与男性欲望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要么压抑个人需求，贬抑自我价值服从于传统道德观念，要么背离传统道德伦理约束满足个人欲望要求。小说《五魁》与《红高粱》里男性形象对故事的发展起主导作用，他们不同的解决方式将导致截然不同的生命形式：一个在压抑人性中走向变态，一个在欲望张扬中绽放生命光彩。

（一）五魁的“救人”与“害人”

贾平凹小说《五魁》里的驮夫五魁身材高大，憨厚老实，家中贫困无以娶妻，因年轻力壮做了驮夫，专门靠背新娘为生。五魁在现实生活面前压抑个人欲望，用伦理道德解决了职业要求与男性欲望的强烈矛盾，扼杀个人正常欲望而成为“正人君子”。五魁是传统文化中的圣人、完美的人，他的一切行为符合伦理道德要求。但“圣人”五魁的行为结果往往与其行为初衷适得其反，每一步看似“善”的初衷却最终换来“恶”的结果。

驮夫五魁在一次迎亲途中所背的新娘被土匪劫走，欲让其做压寨夫人，五魁出于道义与责任，从匪巢里冒死救出了女人送回柳家做柳少奶奶，免除了女人做压寨夫人的悲剧。但未曾想到他救女人回柳家的善举反而将女人推入更加悲惨的境地：女人的丈夫因意外而残废，性情异常凶残，对女人百般折磨。为使女人脱离苦海，五魁放火烧了柳家，带着女人逃至山中。结果再次出乎五魁预料，女人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反而寂寞憔悴，逐渐走向死亡。

五魁本意行善，力图挽回新娘的悲剧，不料救人反害人，在不知不觉间促成了新娘的悲剧，得到非善的结果。从传统价值观讲，五魁的行为光明磊落。他的不近女色、不趁人之危的品性也是无可挑剔的。从现代价值观看，他的高尚行为又是很残酷的。他对人性中正常生理需求的漠视与压抑和他狭隘的传统伦理道德观杀死了正常人性象征的柳少奶奶，而女人的自杀又破灭了五魁心中的双重理想：一个是对性崇拜的理想；一个是文化约束下的道德理想。双重理想的幻灭，使得五魁对异性和自身都丧失了信心，人性向善的力量被人性恶的力量战胜。

五魁以传统等级尊卑观念和道德自律意识约束行为，践行传统价值观念中人性之善，但却未得善果。当贫女跳崖后五魁沦为土匪，疯抢女人，显示出道德的虚妄性，人性恶展现出来。五魁是寻根作家笔下灵肉二元对立困境中的悲剧人物，他的行为符合人伦但不人道。

（二）余占鳌的“救人”与“杀人

《红高粱》中的轿夫余占鳌与五魁截然不同，一任自己的生命欲望张扬，释放原始欲求的蓬勃生命力。在迎亲颠轿的途中，余占鳌轻轻地将“我奶奶”的那双小脚送回轿内，便萌发了对性的渴望。为了“我奶奶”的安全，余占鳌杀死了土匪；为了使“我奶奶”免受麻风丈夫的玷污，他杀死单家父子。用传统道德观念衡量这一切非仁非义的行为，余占鳌和土匪无异；但作家却搁置了道德的标准，从生命欲求、人性角度看，他的杀人行为变得无可指责。在奶奶回门之际，他粗鲁地将“我奶奶”劫进了如火的高粱地里。奶奶在将麻风丈夫的羸弱和爷爷充满野性生命力的对比之中，勇敢大胆地与爷爷在高粱地里野合。传统的价值观对于在这高粱地里长大的野性生灵不具有任何规范性，他们要的是朴素的自由和解放的本能，是人性回归的需要。

无论是余占鳌还是戴凤莲，他们都以藐视世俗和礼法的方式大胆张扬人情人欲，在自由、野性、重生不畏死、正义强悍的生命姿态里，呈现着如红高粱般的生存姿态［1］。余占鳌的“杀人”拯救了戴凤莲的肉体，同时也拯救了她的心灵。戴凤莲因余占鳌的出现，生命变得更加饱满和富有意义。因而余占鳌对所爱之人的拯救与五魁相比，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善”。

作家在《红高粱》里用一事一议的方法避免了对人物的单一性道德评价，余占鳌身上没有任何文化痕迹，带有的是原始野性和生命力。余占鳌虽为抗日英雄，但是却杀人抢妻、匪性十足，是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的更符合人性真实的英雄形象。

二、女性生命欲求的缺失与满足

在《五魁》与《红高粱》两部小说中男性个人欲望的压抑与张扬直接导致女性生命价值的缺失与满足。两部小说中女性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相同的生命欲求，却得到不同的生命结局：一个在生命欲求的缺失中走向死亡，一个反抗伦理道德实现生命价值，超越了苦难。

（一）相似的人生经历

《五魁》与《红高粱》里的女性有着相同的出身。《五魁》中的少奶奶出生于苟子坪“贫穷的茅草屋内”，可是却生得如“菩萨”一样，有幸嫁给富有的柳家寨少爷。在她成亲的那天却被土匪劫走，从此命运改变。当她逃离匪窝，重回柳家寨后，迎接她的不是对绝处逢生的关怀，而是婆婆的验明正身和肉疙瘩丈夫的性虐待。现实生活中她仅是丈夫赏玩的工具，在丈夫“像狼一样的号叫声中”被两个粗笨的丫头“请”到房中受尽非人变态的折磨，她失去了作为人最基本的尊严［2］。《红高粱》中的戴凤莲作为一个弱女子，她的父母因为钱财将她嫁给了患有麻风病的单家父子。戴凤莲拜完天地引进洞房后，看到的是“下眼睑烂的通红”，“伸出鸡爪状的手”的“扁头男人”，她“大叫一声，从怀里摸出一把剪刀，立在炕上，怒目逼视着那男人”，一宿未睡［3］。

面对不平等、屈辱的处境，柳少奶奶和戴凤莲没有放弃对生命活力和活着的意义的追求，她们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了男性身上，期望能够摆脱既定生活，实现自我情感与生命的满足。《五魁》中贫女作为柳少奶奶在遭受柳家非人的折磨和柳少爷非人的性虐待，她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冲进了牛倌五魁的房间，想让这个爱她的男人带她走，逃离变态的折磨，找寻活着的意义。可是五魁犹豫退缩了，柳少奶奶随即被冠以“不忠”的恶名打断了双腿；而五魁再次救出贫女后的克己复礼最终导致女人的跳涧自杀。《红高粱》中的戴凤莲与柳少奶奶相比，更多了一份勇敢、自觉和坚定，如果说柳少奶奶是被动地对压抑的人生进行反抗，那么戴凤莲则完全出于自愿，是原始粗犷的高粱地里孕育出的敢于反抗不公正命运的倔强性格使然。因而她在回门途中在高粱地里和余占鳌“野合”，尽一个女人的全力维持着酒坊，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不凡的勇气，最终在给余司令的部队送咔饼的途中被日本人的子弹击穿了胸部，命绝于她生活过的那片火红的高粱地里。

（二）相同的生命欲求，不同的人生结局

《红高粱》中的戴凤莲渴求的是一种朴素的自由和解放，是一种归于自然的人类本性的需要。这点柳少奶奶和她是一致的。柳少奶奶在被五魁救出后曾不止一次对五魁暗示过性的需求，却被五魁迂腐的“菩萨心理”否定了。最朴素的自然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悲剧结局也就注定了。在五魁“这狗子不吉利的，它也是该死的了！”的声讨声中，女人知道原来五魁洞察了一切，她丧失了作为生命个体的最后尊严，丧失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选择了跳涧自杀。

柳少奶奶用无声的死亡给传统伦理道德以有力的回击，而戴凤莲临死前那一声声掷地有声的呼喊，是她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天，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叫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4］这是在死来临之时戴凤莲发出的最有挑战性的呐喊。她怀着一颗藐视人间礼法的不羁心灵敢作敢为，摆脱传统道德的桎梏，最终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

戴凤莲的死使得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梦想灰飞烟灭，可是上演的却是一出悲剧式的喜剧。她的一生因余占鳌的加入而充满激情和生命力。她用力地爱过恨过，生活过并且战斗过。然而柳少奶奶却用自己的含恨跳涧和五魁的堕落，谱写了一曲真正的悲剧，也让我们感受到传统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摧残和戕害。

三、结 语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的“寻根文学”思潮旨在倡导文学的民族性，它并非是对传统的全然接受和因袭，而是将回归本民族优秀传统与反封建结合起来。传统价值观中的“仁爱”和“中庸”赋予了五魁善良、不计较的美好品性，可是其中的“克己复礼”和“尊卑等级”却造就了五魁的愚昧顽固，最终走向了毁灭他人与自我毁灭的双重悲剧。传统价值观中的侠义精神则将余占鳌和戴凤莲塑造成了重生不畏死的果敢英雄。他们并没有过多接受传统价值观中对个体心灵和行为的束缚，他们身上散发着自然原始的野性和不被约束的绝对自由。正是因为没有所谓“文化”的阻碍，他们才得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和自由精神的永生。

传统价值观念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因而我们应本着对传统价值观的理性审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人活着的尊严才会得到更好地维护，个体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才会被更大限度地发现和尊重。

［1］石金焕.人性的张扬与放纵——从《大淖记事》与《红高粱》的比较谈起［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1）：105.

［2］贾平凹.贾平凹文集［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368.

［3］莫言.红高粱家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6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