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爱萍 苏百义 张理峰

朋友是个人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中国是一个注重人情和人际关系的伦理社会，也是一个正处于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工业化与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着的现代社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对中国农村的影响既广泛又在向纵深方面发展。农民的朋友关系作为农村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分支，不可避免地演变并带有时代烙印。研究农民朋友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农民的行为方式、思想变化，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

一、五伦之朋友关系的建构

朋友是古今中外都重视的人际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儒学先后提出五伦之一的朋友关系以及如何相处交往的问题。

《论语》郑注曰:“同门曰朋，同志曰友。”［1］这说明朋友关系最早是指同学、同志、同道之间道德学问的切磋修习。后来不断延伸其含义并发展之。《中庸》提出“天下之达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孟子认为要改变初民社会的民人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的状态，应当“使契为司徒，教以伦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这样孟子就比孔子更系统地论述了有序排列的五伦关系，并把亲、义、别、序、信作为维护关系的准则。

在汉武大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儒学成为官方哲学。东汉官方儒学经典《白虎通》则把朋友列为“六纪”之一。随着儒家思想的发展和影响，朋友关系最终确立为重要的社会伦理。

众所周知，中国乡土社会是以血缘亲缘、家庭家族为纽带的，但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中，朋友则超出政治等级和血缘家庭而体现出诚信平等、自由交往的人际关系。《性理会通·人伦》:“夫人伦有五而其理则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维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一失其序，则天典不立矣。朋友道绝，则此四者虽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然则朋友者，列于人伦而又所以纲纪人伦者也。”［3］

根据象形文字解译，““朋”是两个“贝”，或两系贝(五贝一系)，两贝一样大，两系一样多，是平等的;“友”是两只“手”，左手和右手，也是平等的。”［4］这强调成为朋友的前提基础是相互平等尊重。

儒家提出了如何选择朋友、相处交往的问题。孔子提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损矣”［5］。即慎重选择可交之友，要选择正直、谅解和博闻的人与之交朋友，以利于自身的道德和学识修养;而对谄媚、恭维和夸夸其谈的人则应当不与交往，避免损害自身。孟子提出:“友也者，友其德也”，《孟子·离娄下》:“责善，朋友之道也。”［6］《礼记·学记》:“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7］儒家强调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重情意，轻财利。《白虎通·谏译》:“朋友之道四焉。通财不在其中，近则正之，远则称之，乐则思之，患则死之”。这与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有直接联系。

中国人一直遵循并实践着这些关于朋友的人伦原则、观念。到了20 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观念，即“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8］，“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最基本的(路线)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向另一路线推是朋友，相配的是忠信。‘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9］可见道德要素和伦理观念到了近代社会仍在朋友交往中占据重要地位。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朋友是指“彼此有交情的人”，交情则指“人与人互相交往而发生的感情”。［10］这说明朋友间相互的感情是很重要的。朋友与人情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代学者翟学伟认为在我国传统社会里，人际关系体系是由人缘、人情和人伦构成，其中“人情”是其核心。［11］李伟民在对人缘、人情和人伦研究与考察的基础上认为，人情实质上是关于中国人日常社会交往的社会理念，指导着社会交往的实际运作。他归纳了人情的三种含义:人的情感、互动时用以交换的资源以及交往相处应遵守的规范准则，认为后两种构成了中国人际交往活动的内容和形式。［12］

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农民自然是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遵循中国人的礼治原则，维持着乡间的社会秩序。两千多年来，因为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农民几乎没有接受文化教育的条件，其生产生活也是苑囿于所居住的乡土农村，家族宗族的影响更突出些。也就是说，农民的人情交往以亲戚和自家人为主为多，而朋友关系少，往来也少。当然农民朋友人情关系的处理也遵守着社会公认的原则。

总之，与西方人注重朋友与金钱各归各的契约关系所不同的是，中国人的朋友关系则重情感关系，朋友之间重信义而不是契约、金钱。

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朋友关系的嬗变

到了中国近现代，随着封建制度下小农经济的弱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开放等社会巨大变迁，都对农民朋友人情关系带来了解构与拓展。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先是开展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然后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继而成立人民公社。国家政权建设运动和人民公社新型组织使农民开始摆脱原有家族血缘关系向新的集体经济共同体转变，培养起生产合作和生活互助意识，树立了社会主义集体价值观念。这些对传统家族宗族力量的削弱使得村民有更多的自由来重建自己的私人网络，于是非亲属联系成了个体寻求网络扩展的新领域，朋友和同事等新的特权关系类型也得以形成。［13］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人口流动性增加，导致人际交往的对象开始向外扩展，从而削弱了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14］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使一直几乎与城市处于隔离状态下的农村有了与城市接触的机会，衍生出种种城里人与农村人之间的关系;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进行使许多农民开始从事非农业产业，在此过程中结成同事关系(业缘)，由同一地区流向另一地区的则结成同乡关系(地缘)。［15］

也就是说，经济体制的变革导致中国农村逐步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化。这些翻天覆地的巨变使得农村社会关联形式、内部人际交往关系、农民价值观念随着开放环境和市场力量影响而发生显著的变化，给农民的生产经营和生活方式带来更多发展的机会，从而导致朋友人情关系的嬗变与拓展。

总而言之，传统乡土社会的五伦关系到了现代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有的消失，有的弱化，有的强化了。工作事业关系取代了古代君臣关系;平等尊重成为父子、夫妇相处的影响要素;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独生子女没有了兄弟姐妹;而在现实交往中，朋友已经突破了原有的范围，日益泛化和扩大化了。在现代农村社会里，受宗族家族深刻影响的农民人情交往以亲戚和自家人为主为多的状况也已经发生很大改变。一方面，亲戚、自家人缩小了范围，亲戚主要指夫妻核心血缘关系，以两辈为主，而自家人一般指五服之内的人，五服之外的同姓人则转向容易成为朋友的范围;另一方面，个人更多根据自身的性格兴趣、经济地位、合作投资等向外扩展建立自己的人际交往圈子，以同学、业缘、趣缘为基础的朋友关系日益重要和扩大化。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朋友关系在分工合作、投资销售等生产层面更紧密相关。经济意识强、头脑活泛的农民，其朋友群体会延伸到周围的村庄，甚至乡镇、县市及更远的地区;而小农意识残存多的农民，其朋友大多数仍限于本村村庄中。这样就凸显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朋友在每个农民生活、生命中的作用和价值。即朋友人情是在日常生活中被人们继续频繁广泛使用着的概念。

当然，社会变迁引起的另一个变化是，在当前的农村社会里，纯正的“人情”味儿越来越淡，利益味儿却越来越浓了。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的冲击影响;重利轻义、为富不仁、人际关系等价交换、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观念，直接导致农村人际关系的负面变迁，朋友关系也很容易打上这种烙印。这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转型时期农民思想多元化、碰撞激荡的一个集中表现，一个新趋向，是需要重视的。这也是现代学者对朋友人际关系仍给予高度关注并研究思考的原因所在。

三、农民朋友关系的交往特点及建议

除了坦荡荡的君子之交和长戚戚的小人之交外，大多数人的朋友交往不可避免地是有意识、有目的性的，多是为了生活、工作乃至于事业上的支持、合作、指导，即“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故朋友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的感情寄托、共鸣，注重内心体验，心灵的家园;一种是有形、无形的交换资源，维系群体的重要手段。农民朋友也不例外。表现具体特点上:

一是互惠性。这是朋友交往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学者乐国安提到，“中国人把人情看作是建立人际交往的准则和依据，其中心蕴涵着‘交换’，无论是为了满足物质层次的需要，亦或是精神层次的需要。人情互惠是基于实用主义基础上的，为的是利用这些社会关系获得各种资源”。［16］大致可分三类:在遇到困难、危险时，协同自己共渡难关的人，即患难之交;一般性的人情交往，通过互相交流、走动、请客、送礼行为，来加强彼此感情联络，最终也会实现交换;有目的交往投资，让被受方有亏欠或愧疚感，双方构成人情债关系，以后在被受方提出要求时而不得不回报。“按照社会期待，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恩惠，他不一定或者不应该立即以同等价值的报酬给予回报，适当的时间间隔反而对于维持交换关系起到良好的作用”。［17］儒家强调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重情意、轻财利的观念仍是社会主流。

二是亲疏性。交往有深浅之分、亲疏之别。友情是靠慢慢地积累起来的，感情深厚、关系亲密的是深交。《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西汉杨雄《法言·学行》:“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都强调重视朋友心灵的交融相通、同心同德，即“心交”。随着现代社会快节奏的步伐，农民的生活节奏也变快了，有良好合作机会的朋友交往就机会多，感情自然就更亲些。在当今社会仍然倡导和赞成交朋友要交心。

三是拓展性(选择性)。《白虎通·三纲六纪》:“朋友有旧”。古语曰:“人惟旧，器惟新”。都倡导朋友交往之道，贵在长久，贫贱不改。当代社会的复杂生存环境下，朋友关系是会发生选择、拓展变化，或深厚或疏远或转移，同则交不同则散。原本不认识的陌生人有可能通过各自已有的朋友网络而发展成为朋友，原来有交往的某些朋友也可能渐行渐远，以至于最后疏远、断交而被排除在朋友圈之外。

总的来说，适应当代社会发展，中国农民朋友关系的互惠互利、平等自主、开放包容、理性智慧等特点既继承传统又紧随时代。但不用讳言中国农民朋友关系也存在着心理交往距离扩大，交往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越来越突出的负面特点。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势利之交是建立在彼此利害基础上的暂时互相利用关系，这种人常常利欲熏心，虚情假意。一旦发生利害冲突或者朋友患难失势，则很容易抛弃对方，所以不能算是真心朋友，这也是遭世人谴责和蔑视的，因为它同儒家思想所倡导的无私公正的道义相交是背道而驰的。真正的友情应当是超功利的，应该“面淡如水，心甘如饴”。

朋友人情关系的复杂特点，再加上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心灵的震荡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决定了农民朋友人情关系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农村社会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并需要作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社会文化工程抓好抓实。

一是加强自律，倡导农民提高文化道德素养。人不仅是一个物质的人，更是一个精神的人，一个社会的人。在物质文明达到一定条件后，必须用文化武装农民，让文明修养农民，使其内心灵魂不至于完全被物欲浸黑和占领。要继承传统伦理思想的精华，培植构建新的现代价值观念，弘扬主旋律，建设富裕文明祥和的新农村。

二是加强他律，引导农民提升依法办事意识。传统乡土农村社会是一个伦理型社会，更多的用礼治，靠自觉。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律法规成为最主要的管理手段和控制方式，必须加强法律宣传和普及，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观念，引导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朋友人际关系向正面方向变迁。

［1］(魏)何晏等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M］.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6］(汉)赵岐注.旧题(宋)孙奭疏.孟子注疏［M］.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明)鐘人杰.性理會通［M］.四库全书本.

［4］易中天.闲话中国人［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238.

［5］杨伯峻.论语译注［M］.中华书局，1980:175.

［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9］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7，33.

［10］《现代汉语词典》［M］.商务印书馆，2012:982，646.

［11］翟学伟.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质——本土的概念及其模式［J］.社会学研究，1993，(4).

［12］李伟民.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2).

［13］阎翔云.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4］王朔柏，陈意新.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4，(1).

［15］黄玉琴.礼物、生命仪式和人情圈［M］.社会学研究，2002(3)，96.

［16］［17］乐国安.当前中国人际关系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