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北根据地农业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政策探析

2013-08-15李常生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3期

□李常生

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从农村、农业、农民实际状况出发，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政策，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有效地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运行，使经济落后，遭受战争破坏严重，军民衣食不济的社会，转变为物产丰富，军民吃穿有余，社会秩序稳定的模范根据地。晋西北根据地实施的农业人力资源利用政策，不仅在恶劣的战争年代起到了积极效应，对当今开发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一、减租减息，贷粮贷款

减租减息是抗战时期中共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之一，其目的是合理调配社会资源，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因为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所以，抗战特别需要农民积极参加与坚持，同时又必须减轻农民所受的封建压迫剥削。”［1］为提高农民生产兴趣，挖掘农民劳动潜力，1940年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颁布了减租减息条例。基本方法是:地租一般实行“二五”减租，即不论任何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25%，多年欠租，予以免交。利息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如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本息停付。减租减息政策，调整了农村不合理的经济关系，占人口多数的贫苦农民，生活和生产处境得以一定改变，据晋西北行署1940年底，对忻县(西)、静乐、崞县(西)、宁武、神池、保德、河曲、偏关等8县不完全统计，共有5392 家佃户减租1754.4石，平均每户减租3.2 斗。［2］减租减息过程中，因买进、典入和回赎，农民的土地日渐增加。据晋绥边区分局对20个村的调查，1945年和1939年前比较，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数量比重由60%以上降到16.9%;雇农、贫农、中农和小商小贩占有的土地数量比重由不到40%增长为83.1%。［3］农民负担的减轻，特别是土地占有量的增加，使原本集中的地权趋向分散，优化了劳动力与土地资源的配置，为释放农民劳动潜能创造了良好条件。

减租减息解决了农民生活的部分负担，农民生产情绪大为提高，但每年在春耕、夏耘、秋收中，不少贫困农民仍会遇到很多诸如缺乏耕牛、种子、工具等困难。为激励生产，不误农时，除发动农民互借互济外，各级政府及时开展无利息贷粮贷款，以解决农民燃眉之急。如1944年，八分区发放贷款480 万元，贷粮700 石;兴县二区发放春贷、青贷17 万元，给群众解决棉籽1873 斤。［4］各级政府发放贷款，多数以贫苦农民为主，如临县在1943年发放青贷3044000元，其中，中农112 户，贷款28470元;贫农1017户，贷款205380元;雇工3 户，贷款550元。离东1944年共发放农贷260600元，贷给贫农93户，佃农37 户，中农1 户，抗属24 户，退伍军人16 户，二流子6 户，难民19 户，移民3 户，反正伪军3 户，共贷212 户。［4］832得到政府支助的贫困农户，扩大了生产规模。河曲辉塔行政村，往年耕牛缺乏，许多贫苦农民都是人力拉犁耕地，1945年春经贷款全村共买牛24 头。［5］岚县上明、阎家沟等村，1945年春在政府贷款贷粮帮助下，种熟地6377 垧，开荒478 垧，比1944年增加耕地2075 垧。［6］

二、奖励劳动英雄，改造二流子

在抗日民主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和扶助农业生产政策的影响下，根据地农村涌现出不少勤劳致富的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来自群众身边，是群众中普通的一员，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对一般群众的劳动情绪极具感染力。为了奖励这些劳动英雄，使其成为农业生产战线上有创造、有功绩的模范，边区政府专门制定了选拨劳动模范的条件。如1943年晋绥边区行政公署颁布的农民劳动模范条件:一、不荒熟地，开新荒而增加产量者;二、改良土壤，精耕施肥，增加产量者;三、改良技术，改善经营方法，增加产量者;四、参加劳动互助，提高生产效率者。［7］为扩大劳动模范的影响力，从1942年开始，晋西北根据地每年召开一次劳动英模大会。在1942年1 月举办的第一次劳动英模表彰大会上，到会的劳模有100 余人，其中农民劳动英雄第一名，受奖大犍牛一头。1942年12 月根据地召开第二次劳动英模大会，到会10个县的农民劳模共有51人，分别获得农具、耕牛、纺车、布匹等奖品。［8］这些劳模都是生产运动中由群众民主选出，是群众生产的组织者。如劳动英雄温象栓所领导的温家寨村，1942年全村种地1014 垧，收获粗粮355 石，种棉4 亩，收净棉58 斤。而1943年经过温象栓的组织领导，增加耕地200 垧，粗粮162 石，棉田3 垧，棉花182 斤，全村村民的生活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宁武县新屯堡村劳模张初元，在战斗实践中创造的劳武结合形式，开创了晋绥边区生产建设和对敌斗争的新局面。［8］305劳动英雄不仅是组织和帮助群众生产的核心人物，他们在生产中积累的经验，创造的奇迹，经边区群英大会的宣传，成为动员群众生动有力的宣传资料，深刻地刺激了群众的生产情绪。

除实行奖励劳动模范政策外，晋西北根据还实行了改造二流子政策。二流子是晋西北一带，对社会上那些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烟鬼、赌徒、小偷、巫婆、神汉，以及懒汉懒婆等人的俗称。这些人或因穷困而潦倒，或因家财败尽而浪荡，成为一大社会问题。1942年晋西北根据地行署发出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的号召，各级政府实行以村为单位，采取感化教育、解决实际困难、帮助制定生产计划、组织变工等办法，把过去许多不事生产的二流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据1944年不完全统计，晋西北区共有二流子10013 名，经过改造的有6803 名，占二流子总数的68%。1945年据兴、岚等9 县不完全统计，有86%的二流子被改造。［9］二流子的转变，不仅减少社会财富的靡费，而且增加了劳动力，推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兴县募强村被改造好的19个二流子，种熟地198 亩，开荒地67 垧，种棉田21 亩。［10］有一些经改造而彻底觉悟的二流子，还成为边区劳动英雄。兴县二流子高宝同，原是一个搞迷信活动的神汉，被改造后，种地30 余垧，当年收获14 石粮食，被群众推选为边区劳动英雄，1945年买耕牛一条，扩大耕地48 垧，全年产粮30 余石。［11］

三、组织变工互助，合理调剂劳力

抗战前，晋西北农业生产方式落后，比如种地，就需要一人牵牛，一人打土，一人播种。一个家庭中有足够的劳力、耕畜才能独立经营自己的土地，而那些缺少工具，力量薄弱的家庭，在农忙时不得不与亲戚朋友变工互助，不过变工范围狭小，主要有“扎工”、“换工”、“犋工”等几种简单形式。抗战后，由于日寇对人力、畜力、物力的掠夺破坏，加以疾病的流行，水旱蝗虫的影响，以及大批青壮年脱离生产，直接支前抗战，导致农村生产力状况进一步恶化，民间旧有的劳动互助，呈现出一种衰退状态。因此，开展劳动互助，调剂劳力畜力显得十分必要。1942年春，晋西北行政公署在《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信》中指出:“劳动力组织，是补救劳动力不足的唯一办法，适当的组织可以减少劳动力的浪费，提高劳动情绪，增加劳动效能，发展生产量。”［4］155各地依照行署指示，动员群众以牛为中心，五家上下为一组，开展变工互助。据十五县统计，有3187个变工组，不过大多数是老百姓按惯例自流组成的变工，集体劳动者很少。1943年，晋西北根据地开展了群众性生产运动，因而劳动互助在部分地区也得到了发展，如临南劳动英雄张德奎，把全村47个劳动力组织起来，参加秋收劳动;宁武劳模刘补换，组织了20 户参加互助变工，从春耕到秋收都互相调剂帮助。［12］1944年后，根据地的变工互助，有了空前发展，在391788个总劳动力中，参加变工互助的已达146550人，即占全体劳动力的37.4%。兴县六个区一个市的农业劳动力共23 466人中，参加变工互助的占43.6%;个别村庄如劳动英雄温象栓村，劳动力组织起来的达到96%。［13］

变工互助的好处是节省人力，比如农民送粪，如果单干，一头毛驴须跟一个人，达成变工组后，一个人就能代管三、四头毛驴。但更重要的是在集体劳动中，通过互相调剂劳力畜力，提高劳动效率。如河曲县樊家沟村，在1944年春耕运动中，组织群众变工互助，使人力畜力互相调剂，克服了过去贫农无牲口使用，富农以牲口赶脚的现象，所有庄稼比往年提前半个月下种，种棉、种菜也较前有很大发展，全村80%以上的人家，平均每户种棉1 亩，种菜半亩。［14］交东县劳动英雄张长栋，1944年春耕中，把全村76户人家，80个全劳动力，36个半劳动力，23 犋畜力，编为9个变工组，适当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困难，各项生产都超过了原计划。如在送粪方面:人工送粪往年平均每人一天送7 担，变工后就能送10 担，计划送粪1 万驮，实际完成22920驮，而且节省了1100个人工;开荒方面:9个组75 天中共用680个工，开85 垧荒地，共节省人工145个。［15］这种组织起来的劳动互助，生产工具未变，生产条件相同，劳动效率却提高了，那些没有耕畜的，没有种子的，春天口粮不足的，有病及劳动力不足的，以及在生产中具有其他困难的家庭，在互助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决。

晋西北根据地所采取的农业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政策，虽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生产技术，农民还是用旧有农具进行生产，但这些政策提高了农民生产情绪，挖掘了农民劳动潜能，充分发挥了人力、畜力、地力的作用，逐步改变了农业生产面貌。1944年全边区扩大耕地面积75万亩，增产细粮16 万大石。多数农民家庭粮食生产可达“耕三余一”，部分地区达到“耕二余一”。从1940年到1945年6 月，全边区种棉已推广到16个县，总计全区植棉25 万亩，相当于1940年的18 倍，棉花产量达到150 万公斤，解决了边区军民3/4 的穿衣问题。［16］事实说明，在农业生产落后，经济遭到战争严重破环的境况下，晋西北根据地社会经济，于短暂的几年内就能得到恢复和发展，完全归功于抗日民主政府实施的人力资源政策。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彭真文选(1941 -199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5.

［2］中共忻州市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山西省忻州历史纪事［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108.

［3］郭裕怀，刘贯文.山西农书［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130.

［4］刘欣.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832.

［5］邬怀德.河曲辉塔村增加耕牛［N］.抗战日报，1945 -04 -16(1).

［6］张庆云.群众生产迅速扩大［N］.抗战日报，1945-06 -26(2).

［7］本报讯.晋绥边区行政公署颁布劳动英雄条件［N］.抗战日报，1943 -03 -20(1).

［8］山西省史志研究院.晋绥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302.

［9］穆欣.晋绥解放区鸟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99.

［10］李荣清.兴县、神府各地大部分二流子彻底转变［N］.抗战日报，1944 -07 -29(3).

［11］《兴县革命史》编写组.兴县革命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207.

［12］刘欣.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