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薇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601)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人、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他于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起力排众议，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变法运动。这场不畏天命、成法、人言、物议的改革，对北宋后期乃至于南宋的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王安石本人的独特个性和道德素质也在改革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并进而波及变法的进程和成败。他虽然心忧天下，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但为人过于执拗、激进，不懂得变通与妥协，虽自负经天纬地之才，终未展中兴宋室之志。熙宁往事如流水，寒烟衰草凝绿，他和他的政治抱负一起，走过繁华竞逐的壮年岁月，走向了自己谩嗟荣辱的暮年。

一、早年在地方上为官二十五年的经历导致王安石的性格变得执拗又激进

王安石的个性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坚韧执着，却又刚愎自用;清廉正直，却又不通人情。他的性格受到内心深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驱动，但在长期的官场斗争中经受洗礼，变得越来越偏执和激进。可以说，这种个性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日后的变法。

起初，王安石坚韧执着的个性中包含着豁达大度的一面。公元1042年，年满21岁的王安石进京应试科举，宋史记载:“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意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文思精妙、落笔如花的他本被主考官相中为状元，却因卷中的一句“孺子其朋”，引起仁宗皇帝嫌隙，降为第四名。对于这一突变的结果，王安石既没有假惺惺地说我本就才疏学浅，也没有以酸楚不平的一面示人，而是平静大度地接受了这一结果。

从生平第一个职务“淮南签判”起，王安石开始了为期二十五年的漫长的地方为官生涯。在地方期间，他勤读书，尤爱钻研书中的政治对策，考虑为当下的政务所用，其中，一部《周礼》更是卷不离手。在鄞县为官时，他遍访乡邻、考察民生、重视教育、兴修水利，并开始尝试把官库中的储粮以极低的利息借贷给农民，秋收后再还给官府。这其实就是后来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形，并且取得一定的成果。这种小范围内试点的成功，激励了王安石的信心，导致他笃信以《周礼》为蓝本的社会变革一定会实现其内心深处富国强兵的政治抱负。在地方时，王安石曾经上书宋仁宗，针对当时弊端，极陈当时之务，阐述自己要求全面改革的思想与规划。《宋史》载:“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但王安石冷峻犀利的文风和大刀阔斧的改革设想与一向温文尔雅、小心翼翼的仁宗之政治理念不符，遭到冷遇。久等不到皇帝回应的王安石一边专心于自己小范围内的改革试点，一边拒绝了当时朝廷重臣欧阳修、韩琦等人的赏识，很快，由于在地方上出众的政绩和民间流传着的他的高尚节操，王安石成了当时士大夫们的领军人物、精神上的贵族。

直到1067年，年轻的神宗皇帝即位。此时的北宋国库空虚、内忧外患，军队膨胀、不敷支出，边境还总不得安宁。神宗在太子之位时就极其赏识王安石的“万言书”，即位后的他渴望打造出一个比仁宗在位时辉煌的大宋王朝。神宗急召王安石回京，王安石劝神宗效仿尧舜，选对施政的策略进行社会改革。一番恳谈之后，王安石一路官拜参政知事(职同宰相)，在政界大放异彩，长时间权倾朝野、把持政务。在此基础上，他“得君行道”，颁行各种改革法令，熙宁变法拉开序幕。

从1042年到1067年，整整二十五年的蛰伏，我们无从想象这二十五年间王安石内心深处的波澜起伏，空有满腔抱负与改革愿望，却无施展之舞台。但我们不难理解，一旦掌权后的王安石认定手中的权力是实现政治抱负的重要筹码。这段早年的经历虽然是政治资本的累积，也为他今后在改革过程中的独断专行、排除异己、刚愎自用埋下了隐患。王安石在日记里，流露出他对宋仁宗不器重自己的怨念，这与早年间参加科举考试时平静地接受结果已成强烈反差。

二、偏执的性格加上内心深处的极端自信，促使他不愿退让和妥协

从坚决打击混入变法阵营中的投机分子到竭力排挤对变法持反对意见的保守派成员，一意孤行、独断专行的声名，使得王安石树敌众多、众叛亲离，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反对派力量的日渐强大，变法的实施举步维艰。

仁宗时代，庆历新政未能扭转北宋政府积贫积弱的局面，初登大宝的神宗踌躇满志，锐意变法图强。在启用王安石之前，神宗曾向近臣征询过意见。孙固认为王安石文品甚高，但度量与宰相之位不合，处侍从之位，顾问应对、规谏得失较宜。司马光也认为王安石生性执拗，非相才也。《宋史》记载王安石在生活中不讲究仪表，异常邋遢，“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在讲究仪容整洁、大方得体的北宋士大夫中，王安石的形象十分突兀，饱受争议，又以贬低者为多。王安石率性而为，无论语言还是行动极不考虑他人的感受，如包拯很少宴请同僚，但王安石照样举杯不饮。苏洵更是骂其“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与不擅人际交往相平行的是王安石的用人观。王安石并不任人唯亲，除自己外，还反对别人为自己的儿子、女婿谋官，子婿们在他当政期间不仅未居要职，还出于避嫌而辞去各种官职。宋代有恩荫制度，子孙依靠父辈先人获取官职是极正常的现象，元祐年间，文彦博等大臣甚至为家中子弟大肆谋取官职，而王的幼子王旁获得很小的一个恩萌小官，以照顾孤身一人的王安石(当时已经罢相)，都叫他觉得羞愧无比。对于如何选择人才，王安石有自己的一套用人观，总结起来就是“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早在地方为官时，王安石就十分重视教育、兴办学校，后来还设置培养专门型人才的律学、医学等。王安石认为，大小官员只有衣食无忧，才会远离贪赃枉法的念头和行为，因而主张“高薪养廉”，但他同时也主张加强对官吏的思想道德教育，严惩贪赃枉法的官员。在选拔官员方面，他推崇古代的荐举制度，即在征求众人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实践才干来考察此人是否适合某个职位。王安石主张任用人才的标准是贤、才、德俱备，且忌讳频繁地迁调，务求久居其职，更好地发挥功效。即便是在当今，王安石的人才观也是进步的。

这样系统的人才观在实际操作中也因王安石的性格缺陷产生了偏差。他刚愎自用，不能听到反对者的声音，于是有不少善于察言观色的人跑到他面前大肆吹捧新法，获其赏识，成为变法大营中的成员甚至骨干。而他们中的大多数内心深处其实并不认同甚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理念，只是想谋取个一官半职用以捞取钱财而已，更有野心勃勃者。这其中，最鼎鼎大名的当数吕惠卿。早年间，为站稳脚跟、积蓄力量，吕惠卿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理论毕恭毕敬、推崇之极。其实，此人城府极深、充满野心，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对他十分了解的吕惠卿炮制了几起事件损害他的名义，以求达到阻止他复位的目的。王安石返朝后，吕惠卿加大打击力度，甚至将私人书信公布于众，以达到离间神宗与王安石关系的目的，导致皇帝对王安石的信任渐渐丧失。随之而来的是第二次罢相，王安石永远地离开了当时的政治舞台，这也标志变法集团内部的最终分裂，从此以后，形势急剧下滑，变法事业最终化为乌有。

与变法派相对立的是以司马光、韩琦、苏轼等人为核心的保守派。王安石认为，相反的意见会产生不利于变法改革的舆论土壤，从而导致皇帝和变法派内部成员有所顾虑甚至起动摇之心，因此主张政论统一，对于持不同意见者采取果断的、严厉的打击。这在变法初期对于稳定人心和政局，保证变法措施的顺利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北宋的积贫积弱现象起到了成效。但随着变法的深入进行，王安石对反对派或者持有不同意见的变法派内部人士所提出的真诚的、有益的意见也不加辨析，一律视作流言蜚语，这使得他的人际关系继续恶化，本人及其政见都日益孤立、举步维艰。在这个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王安石孤军奋战，但他原本最坚定的盟友神宗皇帝因长期所见所闻都是对变法不利的舆论，信心已然动摇，这对于变法是致命的打击。

三、沉浸在书本中的文人，理想化色彩严重，重愿望，轻方式与手段

王安石首先是一个文章和道德都无可挑剔的文人，他处在古典理想主义盛行一时的北宋中期，当时“二帝三王”的先王观念深入士大夫骨髓之中，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始入神宗朝时，便曰:“陛下当法效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王安石特别推崇《尚书》、 《诗经》、 《周礼》，主持编纂三经新义，是古典理想主义思潮中的重要推波助澜者。

他是一个终日沉浸在书本之中的读书狂，受书中理想化的影响，重理论与愿望，轻方式与手段，导致很多变法的措施在实施的过程当中严重偏离颁布的初衷。以争议最大的青苗法为例，它打着改革常平仓法的名义，实质是以农户占田的数额为依据，综合考虑他们的偿还能力，再由官府向农户发放小额贷款。其本意在于可抑制兼并之家对农户们的巧取豪夺，因为逢青黄不接的灾年，兼并之家便以加倍的利息向农户放贷，贫民们无从选择，往往陷入两难之际。实行青苗法后，官府每年两次发放农户小额贷款，农户在夏、秋两次收成之后偿还贷款并加纳一定的利息。青苗法还规定不得强行摊派贷款。本来，青苗法对于困乏的农户而言，是救急的良法，但由于贷款利息可以较大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青苗法在实行过程中，一些地方官吏故意采取了强行摊派的方式，不论贫富之家，强迫贷款。王安石对此做法非但没有纠正，还似乎作为一种行政经验加以推广。贷款手续的烦琐，也变相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于是“二十年间，因欠青苗至卖田宅、雇妻女、投水自溢者，不可胜数”。因此，围绕青苗法的继续还是废止，朝廷中新旧两派官员展开日趋激烈的争斗。王安石过于自信，无视百姓之疾苦，对于反对派甚至变法派内部的意见，一律漠视或打压，上对官员进行政治大清洗，下封百姓之言论，甚至在都城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他们议论新法利弊，“诽谤”新政者往往处以刑罚。王安石此举书写了以专制手段扼制言论自由的丑陋一面，永远地写进了他的从政生涯。

再强有力的变法也不能以牺牲百姓的生活为代价。青苗法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北宋王朝原本空虚的国库，一时间似乎国富起来。但这种表面的繁华是建立在民生凋敝、人心不稳的基础之上，中等收入的家庭生计堪忧，绝大部分的贫民更是生活得惨不忍睹。朱熹的评价一语中的:“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此外，像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物的市易法，后来居然成为衙门囤积居奇、收购紧俏物资、大肆谋取暴利的重要手段。

总的来说，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具备良好的初衷，最后却都沦为祸民之法。这固然与他在推行变法过程中急于求成的心态、一刀切的方式有关，也和他性格当中的书生意气、脱离实际密不可分。对于富国强兵之路，王安石是定位于“理财”二字上，这在当时一个以自耕农为主分散经营的国家里，是超越了时代发展的空想，没有相应的市场环境和政治制度的保障，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反倒会走向极端的一面。

从总体上来说，王安石的气质属于“胆汁质和多血质的混合型”，性格中有优良的一面:以文章节行高一世，以道德经济为己任;也有着不好的一面:执拗偏激、极端自负，为人情绪化，做事理想化。

王安石生于北宋王朝由盛及衰的阶段，也是士大夫风高涨的时期。受家庭熏陶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少年时期的他就在文学作品中写道:“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可见，年少的王安石已存“矫世变俗”之志，并时时告诫自己从少壮时就要努力，不能一生无所建树却到晚年时悔恨不已。成年后，他步入仕途，为地方官吏时能够时时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适时提出“三不足”精神，这后来成为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口号，也集中体现了他的人格精神。每当变法进程遇到阻力，王安石始终摆出自己变法立言的原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虽然姿态甚高、大义凛然，彰显了其作为改革家的魄力与胆识，但毕竟从一开始，变法就遭到反对派人物的大力抵制，连神宗皇帝也几度动摇，变法派内部成员的关系又不甚和睦。于是，这些人物的态度和作为对于变法的进程和结果是起重要作用的，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不亚于变法措施本身的合理性。基于这个考虑，我们可以基本认定，王安石的个性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是对变法产生了决定性作用的，性格缺陷极大地阻挠了王安石去实现少年时期即树立的政治抱负，成为他的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

唯物史观并不回避关键人物在历史上某一特定时刻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的才干、性格、品质往往对于历史进程有着极大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从而造成历史的偶然性。王安石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吸引到年轻的神宗皇帝的注意，再以大胆全面的改革设想深深地感染了皇帝，成为熙宁变法的主持者，但最终也是因为性格缺陷使得变法走向覆灭。总而言之，忧患意识贯穿王安石的一生，他执着于自己的追求，为国为民是一片丹心，但空有矫世变俗之志，终其一生并未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对他而言，正所谓“成也性格，败也性格”。

［1］］(元)脱脱，等.宋史·王安石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

［3］朱智贤.心理学大辞典［K］.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4］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5］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