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菲

（安阳工学院，河南 安阳 455000）

1 “乌托邦”思想的理论起源

“乌托邦”这个词来源于英国空想主义者托马斯·莫尔的小说《乌托邦》，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长期以来，人们对“乌托邦”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即对其做“实体化”的理解，把它当作完美无缺的理想社会的代名词。乌托邦社会本身的不可实现性，使它具有虚妄性和无效性。因此，在人们的价值判断体系中，“乌托邦”一词便具有了两种相反的含义：一是指任何臻于完美的地方或境界；二是指虚妄的、不切实际的白日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赫茨勒教授在《乌托邦思想史》绪论中写道：“似乎从来没有人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些乌托邦著述，就连学者们对之也不甚重视。”古希腊城邦的平等、民主制度和希腊精神的理性内核孕育了最早的人文思想。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城乡到处残垣断壁，民众流离失所，雅典城邦的衰落和社会道德的溃散引发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当时的学者们把对世界和人生的探索，转向对社会问题和政治改良的关注。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同时也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留下完整著作的政治哲学家。许多学者都把柏拉图看作西方乌托邦传统的鼻祖，他的代表作《理想国》曲折地表达了作者对灾难深重的雅典城邦的关心。

柏拉图生于一个较为富裕的贵族家庭，他出生那一年，正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后的第五年，该战争使雅典走出了全胜时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这一年也是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领袖伯里克利逝世的第3年，在他死后雅典失去了坚强的领导，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较量，雅典王国最终败于斯巴达和波斯的联合力量，雅典城邦的鼎盛时期已经走向末路。这一动荡的年代对柏拉图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柏拉图认为，人类社会要想安固稳定，有力的领导人是关键。在他看来，最适合掌握城邦政权的人是真正的哲学家，或者成为哲学家的政治家。抱着这种信念，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建构了一个“哲学王”统治的国家。柏拉图这种乌托邦主义的基本思路是对现实政治的逆反性构思，理想国非常类似于古代斯巴达城邦，斯巴达是一个高度整合的统一体，在这个城邦中，公民只是城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个人的价值完全依赖于城邦，没有个体的独立性。理想国也是一个公民与城邦保持高度一致、几乎没有分歧的和谐社会，这个国家是和雅典相对立的。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他对现实不满的地方，在他所设想的理想国中进行相反的构思。这样，现实城邦是腐朽的、堕落的，至少是有缺陷的，而理想国则是至善至美的，理想国就是现实城邦的倒影。

2 托马斯·莫尔的人文主义乌托邦的社会文化内涵

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乌托邦文学是由英国的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开创的，由于他独创性地用叙事的文体来描述自己的乌托邦思想，乌托邦文学从此成为西方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托马斯·莫尔是英国最著名的早期人文主义者，他深受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致力于古希腊哲学、文学研究，《乌托邦》集中体现了托马斯·莫尔的人文主义思想。

英国肯特大学教授克利杉·库玛在其巨著《现代的乌托邦与反乌托》中对乌托邦有严格的定义，他认为，乌托邦虽然受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传统的影响，但严格来说，并不存在古典或基督教的乌托邦，“现代的乌托邦——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发明的西方现代的乌托邦——乃是唯一的乌托邦”。库玛在具体的历史、社会环境中考察乌托邦，把其看作是一个现代观念，有自己的特点和传统。他认为，托马斯·莫尔能够在1516年发表《乌托邦》，是与莫尔所处的时代思想——一个是宗教改革，另一个就是文艺复兴密切相关的。

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里，精神生活的一大特点是绝对的统一，对世俗生活的蔑视是当时的一种普遍思想，这种社会环境并不利于乌托邦思想的发展。因此，在中世纪这一时期，乌托邦思想表现得极其贫乏。“奥古斯丁的《上帝城》问世后，在一段相隔近一千年的时期里，甚至连最少量而无足轻重的乌托邦著作的影子也看不到。”“基督教对世界和人类的任何观念都是以谴责因‘原罪’而堕落的人类本性为前提的。”而乌托邦的前提是人性善，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与乌托邦的概念之间是相反的，乌托邦是一个关于人的理想社会，而不是对来世和天堂的幻想。库玛说宗教与乌托邦之间有原则上的根本矛盾，宗教是着眼于来世的，而乌托邦的关注点却是现在。所以库玛认为，世俗性和反宗教性是乌托邦观念的核心所在。

和基督教对人性的悲观看法不同，人文主义承认自然，确信人类的优越性。“人文主义在十四、十五、十六三世纪中，初在意大利继至其他各国所得的成绩是创造了一种理智的空气，在这种空气里，理性的解放得以开端了，知识的进步得以恢复了。”以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艺复兴运动摧毁了中世纪封建思想的桎梏，个人的观念得到增强，社会上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和思想变革。19世纪著名的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曾称它为“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近代欧洲的精神因素或者说文艺复兴的精神是人本位的逐渐回归，并由此导向人性的解放。在基督教会权威和经院哲学的笼罩下，“人”的本质被神本位盖住了。文艺复兴本意是再生，它使罗马帝国衰亡以前的古希腊鼎盛时期的璀璨文明重新获得了生命，人们开始学着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并由此发现理性是属于“人”的，大写的“人”字重新获得尊严和光辉。“出自人文主义而常含着潜伏的或有意识的怀疑思想的世俗主义以专注于世俗人类的态度替代了专注于未来世界的态度”。人文思想的发展加上教会的腐败和宗教迫害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对教会的尊敬，最终导致了新教徒的宗教改革运动。新教的改革使欧洲开始走上世俗化的道路，它打破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因此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观、宗教的世界观从此衰落，而这正是乌托邦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莫尔的《乌托邦》中体现的理性和现实精神正是当时文艺复兴时代的特点。《乌托邦》批评了当时的英国和欧洲社会，设计了一个社会平等、财产公有、人们和谐相处的理想国。这部作品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状况进行严肃思考的结果。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圈地运动”，上演了一幕幕“羊吃人”的惨剧，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一个个血淋淋的缩影。激烈的社会矛盾深深震撼了莫尔，他希望通过研究古希腊哲学和人文主义思想，帮助统治阶层建立一个理想和谐的社会。

由于深受15世纪至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的影响，莫尔运用了游记体小说的表现形式。为了让读者相信乌托邦这个地方是真实存在而不是虚构的，他利用一个“凭空捏造”出来的人物拉斐尔·希斯拉德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在《乌托邦》中，主人公拉斐尔被描述为当时人们耳熟能详的航海家阿美利哥·韦斯普奇手下的一名随从。之后的乌托邦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基本上沿袭了莫尔的虚幻海岛的模式去展开他们的社会构想。《乌托邦》这部小说分为两部分：第一部主要是以主人公拉斐尔的所见所闻来揭露英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第二部重点描述作者的人文主义政治设想。在这个虚构出来的乌托邦岛上，统治者被称为特朗尼菩尔，意思是“受过教育的精英”，由特朗尼菩尔施行开明、民主的法律政策，实践具有人文色彩的统治。后来的很多学者认为《乌托邦》可以被看作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预言，因为它提出了一个财产共有制的共和国的雏形。

乌托邦被设计成为一个“理性王国”。在莫尔看来，社会矛盾应该归咎于人民的贫苦、无知、虚荣和贪欲。因此，在乌托邦社会里，人们不穿华丽时髦的衣服，培养对金银的轻视。比如吃饭的东西用陶器之类，马桶类的用品才用金银制作。乌托邦人也有金项链，但很粗很重，是用来套在罪犯和奴隶身上防止他们逃跑用的。在乌托邦，农业很受重视，每人必须从事至少两年的农业劳动。乌托邦重视国民教育和学术研究，尤其是儿童的学习教育，还重视他们的品德教育和培养。为了避免人们互相攀比，所有人的衣服都是用粗毛线或麻布织成的，款式简单而且类似，仅仅有男女和未婚已婚的区别。莫尔认为，要建立公正的秩序，必须彻底废除私有制，并且实行财产公有制，只有这样才能消灭贪婪和剥削。作者借拉斐尔·弗斯拉德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

莫尔在书中是以一个“大臣莫尔”的身份出现的，他提出，社会只有人人从事生产劳动，物质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如果一个人在不涉及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很容易好逸恶劳，只希望别人去勤苦劳作。当人们生活困苦，而又施行财产公有制的情况下，很容易引起流血和暴乱，所以需要行政长官的权威进行控制。这涉及了实践政治学的一个方面，由于权力的真实——社会在使人们自愿放弃所得或当一切“相当”时放弃特权方面的无能为力，使乌托邦的完美公正不可能实现，这是人自身的弱点决定的。那么为了实现它，就必须使用权力，并且增强能征服人们自然本性的力量或者使用权力改变人们的基本天性，这些是可以在20世纪反乌托邦三部曲中看到。

在乌托邦社会中，权力必须为哲学服务，而不是哲学为权利服务。权力是理性和哲学知识所限制下的权力，乌托邦社会存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道德神话即人性的完善。然而，弗洛伊德的人格观念是人具有两个本能，即以性欲为代表的生的本能，以攻击冲动为代表的死的本能，道德完人无法实现。这种人性完美无缺的乌托邦在现实中同样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柏拉图式的“理性王国”只能在人们的虚构或者想象中存在。

3 结语

尽管乌托邦王国被证明是不可实现的，甚至在20世纪后，被学者们以反乌托邦小说的面貌进行了反证式的嘲讽。但是，由托马斯·莫尔引发的人文主义乌托邦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从乌托邦文学传统的历史维度看，乌托邦小说是针对当时社会的弊端和腐朽而产生的，它表达了作者对当时动乱恶浊社会的厌恶以及对和平安乐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从社会文化性质上说，乌托邦社会代表着一种超越现实存在的未来社会图景，一种人们心目中渴望和追求的完美无暇的社会生活环境。英国作家王尔德曾宣称，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是不值一看的。在某种意义上，只要人们对未来抱有希望，乌托邦就会永远存在。乌托邦文学不仅在西方文学史上，而且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代表了一种人类对现存的超越精神、对社会历史的人文反思和对人类存在的深切关怀。

[1]Ann K..Mellor.“On Feminist Utopias”[M].in women’s studies.Ibid.1991:241.

[2]麦永雄.文学领域的思想游牧：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15.

[3][美]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M].张兆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78.

[4]Barr Marleen and Nicholas Smith.，Women and Utopia:Critical Interpretations[M].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3:1.

[5]贺来.乌托邦精神:人与哲学的根本精神[J].学术月刊，199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