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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白话语言观及其白话诗学的形成过程

2013-08-15

长治学院学报 2013年3期
关键词:白话诗诗体白话文

常 华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外语系,山西 太原 030031)

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化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次新文化运动中,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充分译介更是发挥了巨大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正如庞德曾说:“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必定也是一个伟大的翻译时代。”[1]102纵观历史,无论哪一个国家的文化兴起都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发轫与1919年“五四”学生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中,大批留学人员积极地向中国读者译介了数量相当的多种体裁的外国文学作品,这种译介活动,有非凡的历史、文化,以及革命意义。在这场文化运动中,胡适先生积极提倡用白话文创作文学作品,成为中国用白话文翻译并创作新诗的第一人。

胡适的诗歌翻译及创作不仅仅是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可借鉴之力,更重要的是,胡适诗歌翻译体现了“提倡反抗封建传统,张扬生命和人的价值,再造文明的武器”。[2]52目前已有不少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胡适诗歌翻译对中国新诗形成及发展的影响以及胡适诗歌翻译的社会功能及文学意义,但仍鲜有文章深入探求深受中国古典诗学规范影响的胡适先生,是在什么时期,如何形成了白话诗学规范?本文将从胡适先生对中文诗歌的英文翻译,及其英文写作中深入探索胡适先生的英文翻译及英文写作对其白话文语言观及白话诗学形成有何影响?

一、胡适以古诗英译建构其白话语言观

胡适先生在美留学七年,康奈尔毕业之后,在哥大师从哲学大师杜威先生,1917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美期间,胡适广泛接触西方文明,大量阅读西方诗歌作品,对其新诗学观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美期间,胡适和许多留学生,提出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中国通用语言,并积极进行中英诗歌的互译探索,于1918年首创性的翻译了第一首白话新诗《老洛伯》。不到一年,胡适又将女诗人Sara Teasdale的诗采用白话文诗体翻译,并称《关不住了》为“新诗”成立的纪元。

虽深受中国传统诗学的影响,但胡适尝试性地,开创性地用白话文翻译诗歌。那么,胡适的白话文语言观是如何形成的?通过深入研究胡适对中国诗歌的英文翻译,笔者发现英文的白话语言观对胡适的汉语语言哲学观的形成有重要意义。下面为一首胡适诗歌翻译,翻译的是胡适自己创作的诗歌,题目为《春潮》

叶香清不厌,

鸟语韵无嚣。

柳絮随风舞,

榆钱作雨飘。

何须乞糟粕,

即此是醇醪。

天地有真趣,

会心殊未遥。

Amidst the fragrance Of the leaves comes Spring,

When tune fully the sweet birds sing,

And On the winds oft fly the willow—flowers,

And fast the elm—seeds fall in showers.

Oh!Leave the“ ancients’dregs”however fine,

And lean that here is Nature’swine!

Drink deeply,and her beauty contemplate,

Now that Spring’s here and will not wait.

译于1914 年5 月

胡适的原诗为典型五言律诗,每行韵脚为“iao”。但英译中,诗歌节奏为典型的英文诗歌节奏aabbccdd,除了“oft”之外,其他词汇都不属于生僻晦涩难懂的词汇,均属于英文中的白话词汇。在胡适原诗中,“不厌”和“无嚣”,在笔者看来,并无特殊诗意,只是为了满足音韵需求,因此胡适并未对此进行翻译。在这首译诗中,笔者还注意到每行长短不一,这固然是受英诗音步的决定,但对深受中国古典诗歌影响的胡适,这种长短不一的诗行必定是一个很大的视觉冲击,也对胡适新诗体观点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

继春潮翻译之后,胡适选择了一首中国经典古诗,诗经·木瓜。此诗的翻译意义非同小可,它不仅仅在于胡适实现了中国古典诗歌西渐功能,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古典诗歌的诗体特征,更重要的在于这首古诗的英译是胡适诗歌语言哲学形成过程的具体写照。通过将中国古典诗歌以英语的白话诗体英译,胡适尝试并体验了白话诗歌语言的语体特征,为摒弃中文古文,采用更质朴,更简单的白话创作诗歌,提供基础,最终胡适形成了一首白话文体的诗经·木瓜。

原文:投我以桃,报之以琼瑶;

非报也,永以为好也。

英译文:Peaches were the gifts which I only you made,

And l gave you back a piece of jade

Not to compensate

Your kindnesses,my friend,

But to celebrate

Our friendship which shall never end.

白话文:你送我蜜桃作礼物,

我回赠你一块美玉——

并非为了报答

你的善意,我的朋友,

而是为了祝愿,

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1914年12月3日)

翻译这首中国最古老的诗歌,胡适没有按照原诗,保留4个诗行的诗体特征,相反创造性地将其译成6个诗行,符合英诗的视觉美感,原诗的韵律为aaba,英译中胡适将诗的节奏处理为aababa.很显然,胡适在其诗歌翻译中遵循了翻译的充分性翻译原则,使其译文能被英文读者接受并欣赏。诗歌的英译文对胡适白话文的语言观形成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胡适在中诗英译过程中,探寻到了新的诗体节奏,不同于传统的五言,七言绝句律诗,不同于文言文体,也不同于词的节奏韵律,完全摆脱了文言文的束缚。在中文译文中,胡适采用了和英译一样的6行诗行,每行长短不一,多则10个汉字,少到3个汉字。这种诗行长短不一的现象现在极为平常,但在当时是极具有创造性的诗行。自古以来,中文古典诗歌的特征之一就是诗行长短一致,典型的“豆腐干”式的诗行,从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开始,诗经中的诗几乎都是四言,排列的非常整齐严谨,后来的五言,七言排列也非常整齐。

西方诗歌则有所不同,由于印欧语中的单词有些字母不发音,有些字母又组合发音,有些音节可能由一个字母构成,有些音节就可能又几个字母构成,这就使得一个单词或常或短,与汉字单音节的构成方式相比,必然显得很不整齐,而且由于西洋诗以音步为诗歌节奏,更加剧了西洋诗的诗行长短绝不可能向中文诗那样整齐划一。

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是所有诗人都愿永远负轭于这种范式之下,也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愿意永远都欣赏这种程式化的,缺乏变化的诗歌。一种诗歌的建行形式一旦被用的过多,过久,就势必产生变异。如此一来,“一种规范形式将必然为另一种规范形式所取代或为另一种规范形式所补充”。[3]114正是这种西方诗歌的诗行特征,为胡适尝试性地将中文古典诗歌分行翻译提供实证。

在这首白话文诗歌中,每行诗行停顿三次,这与英译诗的音步基本一致。胡适尝试性地在第4行和第6行押韵,并在中文译诗中使用了“并非”和“而是”这两个口语化的语言,这种语言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从该诗的英译以及汉译比较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胡适对英诗的掌握,以及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缺点的认识,成功的推动了胡适的汉语白话诗的创作,但由于深受中国古典诗歌范式影响,胡适在初期还是难以用白话文进行诗歌创作,他转向选择用白话文进行诗歌翻译,而在将英文诗歌翻译成中文之前,胡适是通过尝试性地将中文古典诗歌先翻译成英文,再根据英文诗歌范式翻译成中文白话文,是胡适的第一次汉译英翻译过程为其第二次的英译汉提供白话依据,推动其建立白话思维。

二、胡适以英诗写作建构其白话语言观

胡适不仅在中诗英译中探索白话文诗歌的范式,而且在自己的英文诗歌创作中,深刻体会英文白话文的诗体特征,大胆地将其用于中文白话文诗歌的草创中,胡适的诗体借鉴创作行为,为中文白话诗体的形成起到了非常积极地作用。[3]203可以说,英诗对胡适诗体语言观的形成有着非常漫长微妙的影响,胡适所有的对新诗体的实验性创作都源于他在美国留学时,深厚的文学语言积累。美国留学期间,胡适就开始了英文诗歌的创作,下面我们来看一首胡适创作的商籁体诗歌,为康奈尔大学学生会建会十周年所写。

“Let here begin a Brotherhood Of Man, a

Where in the West shall freely meet the East,b

And nlan greet mall as maw--greatest 8s least.b

To know and love each other is our plan.” a

So spoke oar Founders;so oar work began:a

We made my place for pleasant dance and feast,b

But each mall often vowed to serves sunset b

In Mankind’shortly warned lead the Van. a

What have we done in ten years passed away? c

Little,perhaps;no one grain salts the sea. d

But we have faith that come it will-that Day-c

When these Oar dreams no longer dreams shall d

be,And every nation of the earth shall say:c

“Above all national humanity!” d

(1914 年12 月22 日)

英文诗歌根据其诗体可分为商籁体,歌谣。无韵体,自由体等。在笔者看来,胡适选择商籁体这种诗体绝非偶然,而是因为商籁体与中国古典诗歌诗体相似性。商籁体通常为14行,五音步抑扬格,诗歌节奏为abbaabbacdcdcd,商籁体这样严格诗体特征,与古诗中的绝句,律诗非常相似。但笔者认为真正对胡适产生深远影响的是虽然英诗诗行长短不一,但每一诗行都有相同的韵脚和节奏。“这种诗体特征可以给诗人更大空间表达思想和情感”。[4]80胡适非常认同这种诗体特征,同时他越发感觉到中国古诗对思想表达的空间局限性。

由此可见,英文诗歌的写作也给胡适提供了用白话进行新诗草创的基础,正是胡适在两种语言写就的诗歌中互相游走,互相体验,正是胡适尝试用英文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才让胡适在英文白话诗体中发现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的诗体特征,让胡适体会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语体特征,也让胡适寻到了更适合表达诗人情感思想的语言。胡适选用白话作为新诗草创的诗体语言,用长短不一的诗行来表达更丰沛的情感。胡适体会到了白话文的语体优势,积极宣扬要追求诗体大解放,他认为“只有了诗体的解放,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情感才能跑到诗里去。”[5]223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绝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道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情感。

三、胡适的英诗汉译实践及其白话语言观

胡适于1914年翻译的诗经·木瓜是胡适白话诗歌语言观形成的标志,虽然之前,胡适早已开始了诗歌翻译行为,虽也屡次尝试各种诗体,甚至用骚体来译诗,在《胡适留学生日记》中有译后记云:“以骚体译说理之诗,殊不费气力而辞旨都畅达。”[2]124可见胡适尝试新诗体的意愿。虽屡有尝试,但胡适译诗的诗体仍局限于旧诗体范围内,仍表现出因袭性。依照霍姆斯的诗歌形式分类来看,属于类比式诗歌形式,即在目的语诗歌传统中寻找功能基本类似的诗歌形式。胡适在1914年之前翻译的诗歌,如《军人梦》,《缝衣歌》,《哀希腊歌》都是因循了中国古体诗的诗体。

1914之后,胡适更加大胆地探索,尝试新诗体,在胡适看来,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新诗体的草创对于旧诗学规范的破除以及新诗学规范的创建非常重要。经过三年的摸索尝试,1918年4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用白话体翻译了著名苏格兰女诗人林德赛的哀情诗《老洛伯》。这首译诗已完全没有中国旧体古诗的痕迹,诗行分节,长短并不整齐划一,韵式也较散乱,有交韵,有抱韵。自由的韵律,通俗流畅的语言,主题凸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诗中的“作村妇口气”[6]103与五四倡导的“拟车夫语”等平民话语形态,真切显示了新文化运动主体对平民主体的追求。《老洛伯》一经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

以《老洛伯》诗中两节为例,

他去了没半月,便跌坏了我的爹爹,病倒了我的妈妈;

剩下一头牛,又被人偷去了。

我的吉梅他只是不回家!

那时老洛伯便来缠着我,要我嫁他。

我爹爹不能做活,我妈他又不能纺纱,

我日夜里忙着,如何养得活这一家?

多亏得老洛伯时常帮衬我爹妈,

他说,“锦妮,你看他两口儿分上,嫁了我吧。”

胡适随后又在1919年,翻译了堪称中国白话译诗的里程碑,《关不住了》

关不住了

我说,“我把心收起,

像人家把门关了,

叫“爱情”生生的饿死,

也许不再和我为难了。

但是五月的湿风,

时时从屋顶上吹来;

还有那街心的琴调,

一阵阵的飞来。

一屋里都是太阳光,

这时候“爱情”有点醉了,

他说,“我是关不住的,

我要把你的心打碎了!

在这首译诗中,胡适探索到白话诗诗体的基本范式,白话诗的诗歌节奏,胡适在这首白话译诗中,试用了阴韵。译诗沿用了原诗的排列形式“既不是五言七言旧诗的音节,也不是词的音节,也不是曲的音节,而是“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7]127使得白话诗的创作成为可能。

译诗对中国白话新诗以及新文化兴起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胡适在期间更是以中国第一首白话译诗的发表,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白话新诗创作,开创了新的诗体和诗歌范式。而胡适能开创性的提出诗体大解放,能摆脱中国古典诗体范式的束缚,尝试性地运用民间白话文体,作为诗歌创作的载体,很重要的原因是胡适从英文白话诗歌中获得了诗体启发。胡适的中诗英译和英诗写作无不都是以英文白话诗体范式为创作依据,为胡适的白话语言观的建立发挥积极作用。

[1]孔慧怡.翻译.文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廖七一.胡诗诗歌翻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中国翻译文学史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5]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6]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和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7]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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