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 倩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唐代，是一个大一统、政治昌明、经济发达、文化大繁荣的时代。士人们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走上仕途，实现济世报国之志。同时，唐代又是一个隐逸之风盛行的时代。在《旧唐书》、《新唐书》的《隐逸传》中记载的隐士不过30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士人会为准备入仕而选择习业山林，或者在入仕不第时选择隐居。对唐中晚期士人隐逸生活的深入探究，有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中晚唐时期社会、政治的变化以及士大夫阶层思想、心理方面的变化，有利于更好地把握唐中晚期的社会发展情况。

一、古代隐逸的三个层次——大隐、中隐、小隐

隐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他们与其他阶层有一致和冲突的关系，是具有文化传统和隐含的政治力量，具有批判性和潜在文化的知识分子特定群体。[1]据史料记载，远古时期就已经存在隐士，如：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中国自古就有效法古人的习惯，隐逸之风也如此，所以中国古代有很多不同身份，因不同原因而选择隐逸的人。其中大多是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文人士大夫。按照白居易《中隐》中的说法：“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又可对隐士进行分类：小隐、中隐和大隐。

小隐，是传统意义上的隐逸，小隐之人往往选择幽静的山林居住，写诗作画，饮酒赋诗，不参与社会的你争我斗，不过问他人的功过得失，不为纷繁的功名利禄所牵绊。

朝隐（即大隐），最早由东方朔提出，是一种既选择避世，却又不离朝廷的隐逸。魏晋以来，这种大隐的观念被大多士人接受。这样的大隐是一种不注重形式而注重内心的精神隐逸。

在唐代的初期，大隐仍然是士人隐逸的主要形式。但到中唐时期，政治斗争的激烈已经不能够保证大隐的安全，士人在动荡不定的政治斗争中起伏不定，使得士人迫切地寻找一种在仕与隐之间权衡、协调的出路。中隐，在此时成为了一种能够适应士人需求，适应环境的一种新的隐逸形式。

二、白居易“似出似处”隐逸生活

中隐，是在中唐之后逐渐形成的，在大隐和小隐之间折中的一种隐逸形式。白居易最早在其诗中提出了中隐的概念。他在其《中隐》一诗中描绘了其身为闲散官，少有公事而过着自由自在的“似出似处”的隐逸生活。如果大隐可以看做是“身在魏阙之上，而心游江海之间”的话，那么白居易所提出的中隐就是一种能够在魏阙和江海之间寻求平衡、协调的隐逸的形式。与之前的大隐相比，隐逸行为主体士人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既能使自己的内心得到释放，同时又能保证自己的生存活不受影响，这为这些士人在仕与隐之间能够找到一种折中的出路。所以，中隐在当时已经成为了大部分士人的选择。

白居易生活的时期，正值唐朝中后期政治动荡，国力日衰。白居易的生活也是颠沛流离，这些经历使得白居易产生中隐思想。

元和三年，为左拾遗（谏官）的白居易，为表示自己想要认真践行一个士大夫的职责的决心，向宪宗呈书信《初授拾遗献书》：“倘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遗阙，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2]1187这个时期的白居易，积极入仕，积极地践行着作为朝廷命官的职责以及作为文学大家的责任，践行着“有阙必规，有违必谏”的儒家思想。[3]

宪宗元和十年，白居易因上书请捕刺杀武元衡的凶手，得罪宰相李吉甫，被贬江州刺史。面对挫折，白居易开始对儒家的“兼济天下”产生怀疑，逐渐向“独善其身”转变。此时，在他写的诗歌中，已经表现出归隐的思想：白居易在从长安前往江州赴任途中，见到安南进红鹦鹉的使者时，写诗道“文章辩慧皆如此，笼槛何年脱得身。”[4]211借以抒发自己能够暂时脱得樊笼，过悠闲生活的心情。元和十一年末，其作诗《岁暮》：“已任时命去，亦从岁月除。中心一调伏，外累尽空虚。名宦意已矣，林泉计何如？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5]87这首诗，明显的表明白居易开始不去计较名利权位的得失，而要在林泉之中，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这时的白居易并不能做到完全独善其身，不能够忘记自己一直以来的兼济天下使命。在其诗作《大林寺桃花》中，白居易借桃花来表达自己的志愿：“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6]230这里暗喻自己在静待时机，施展抱负的心理。

元和十五年，白居易奉命还京，迁中书舍人。白居易对这次调任的欣然接受也正印证了其之前的静待时机，兼济天下的想法。

大和元年，白居易拜秘书监，二年任刑部侍郎。因为刑部侍郎，官居正四品下，“掌天下刑法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这是一个不同于之前的秘书监的有实权的职位。[7]187三年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后，白居易又能欣然的接受，并且作《中隐》诗，慢慢的享受做为分司官，似出似处，亦忙亦闲生活。至此，白居易的中隐思想基本形成。此后，白居易定居洛阳，后任刑部尚书等职，但是，大都对任命欣然接受，全身心的履行职责，而在任一些闲职之时，能够将自己的抱负暂时的放下，过闲适自由的生活。

白居易只是唐中晚期众多士人的一个代表，在当时的环境下，像白居易这样仕途坎坷，受党争影响而浮沉的士人比比皆是。而且这些士人选择隐逸生活也只是暂时的选择，他们的志向仍然在出仕。归隐只是暂时的，只是在特殊时刻做出的特殊选择，一旦条件成熟，他们仍然会继续他们的入仕为官之路，来实现他们一直以来的兼济天下的抱负。

不难看出，唐中晚期士子的这种随着自己职位、官职的转变而适时改变的生活方式，是不同于之前大隐、小隐的。这种中隐是更能够很好的实现仕与隐之间的相互转换，更加能够使得士人的入仕之心和面对残酷的现实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之间进行调和。所谓中隐，是一种似出似处的状态。具体的就是士人在有机会一展报国之志时，尽心的实践儒家的经邦济世之志，而当政治仕途遇挫，志不得施之时，又能欣然接受，身居闲位时，饮酒作诗，访佛问道，过隐逸的生活。很明显，这是一种将入仕和隐逸合于一身，将两者做了调和的一种新的隐逸形式。

三、唐中晚期士人的“中隐”动因

中隐的产生，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关的，是当时社会发展中的必然产物。

（一）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利于士人的入仕

中晚唐时期，社会政治环境日益的腐败，中晚唐的王权反复、宦官专权、朝官党争，都成为了士人入仕的障碍，也让士人对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产生信念危机，让他们由一直坚持的“兼济天下”信念慢慢的转向“独善其身”，更多地关注个人的生存状况和心灵世界。政治日益腐败，士人们只能遁入山林，饮酒作诗，与志同者相交游，来慰藉自己的心灵。

（二）唐中晚期的士人大都受释道思想的影响而产生归隐思想

唐中晚期，佛道兴盛，士人与和尚、道士交友的情况非常普遍。佛教要求“逢苦不忧”、“失得随缘”、“无所求行”、“称法行”。道教也主张“忧喜毁誉不为累，乃为贵耳。”可见，在如何摆脱痛苦这一问题上，佛教与道教都主张放弃对名利的追求，主张去享受心灵上的自由。作为当时文化阶层的士人最先接受了这些思想，当动荡的现实环境不允许其内心的儒家思想中报效朝廷志愿的实现时，他们内心的释道思想就站出来起了主导作用，在这些思想的支配之下，士人们有了隐归山林的想法。

（三）受到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士人不能完全将“兼济天下”的使命抛在脑后

儒家思想，在封建时代一直被统治者作为统治思想，历代科举选拔人才都将儒家思想作为必不可少的考试内容。再加上社会对科举入仕的认同，在这些的综合作用之下，经邦济国自然成为了士人心中不可磨灭的信念。虽然在唐代中晚期，政治黑暗阻碍了士人志愿的实现。但一旦有条件实现夙愿时，他们就会全身心的投入到经邦济国的事业中去。所以，中晚唐时期的士人，其本质仍然坚持着儒家的思想和抱负，而中隐，只是在现实环境下，士子为实现毕生之志而做出的暂时性的权宜性调整。

（四）士人出于对自身生存问题的考虑，不允许他们在志不得施时选择彻底放弃仕途

唐代中后期，科举考试是士子跻身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而对于占士子大部分的耕读世家子弟来说，家庭贫困，又无显宦，科举入仕成为脱离贫困的唯一出路。虽然在当时因为政治的黑暗、党争的激烈而影响士子仕途，但是在没有被罢官的情况下，暂时的失意依然能够保障自身的生活。当时士子的出仕，不光是儒家思想的驱动，也是俸禄的驱动，中隐成了唐中晚期士人的最佳选择。

综上，唐朝中晚期，中隐成为中晚唐士人的一种新隐逸形式，是与当时政治环境的腐败恶化，与士人自身生存状况以及士人受到的多种思想的影响之下形成的。中隐这种在大隐和小隐之间折中的选择，也让处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的士人，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在安身立命与坚持信念之间找到了一个可以将两者结合的点。这个结合的点，为唐中晚期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朱丁.盛唐隐逸文化数议［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23（1）：134-138.

［2］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初授拾遗献书，白居易文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杨东明.白居易思想演变轨迹初探［J］.井冈山学院学报，2006，（3）：21-25.

［4］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G］//红鹦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11.

［5］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G］//岁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87.

［6］白居易著，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G］//大林寺桃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230.

［7］王拾遗.白居易传［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