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婷

翻译活动曾一度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对翻译的研究也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但事实上，翻译活动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字转换过程，它还涉及两种语言各自所特有的文化沉淀，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媒介。因此，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文化的差异无疑给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之间的交流带来了困难，突破语言的囚笼，挣脱文化的束缚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永远与文化脱不了干系，永远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而脱离文化的翻译理论不可能是全面可靠的翻译理论研究。尤其是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提出“文化转向”以后，使翻译研究从语言层次的规定性研究转向文化观照下的描述性研究。摆在翻译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不是只满足于语言的分析和文本之间的对照转换，而更应该把翻译研究置于更为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之下，考察影响甚至决定翻译产生的社会，历史及文化根源等外部因素，有助于人们从总体上把握问题，使翻译理论研究能够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

从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到翻译文本跟读者见面，开始其新的生命历程，会涉及到文本的选择，文本的研究，文本的理解与阐释，文本的生成，文本的接受等紧密相连，环环相扣的过程。在整个翻译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的过程中，无不存在着对翻译文本、翻译策略、文本意义以及具体语言操作等诸多方面的选择。换言之，选择贯穿于文学翻译的全过程。本文拟从文化立场，意识形态，社会背景等方面讨论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选择的影响。

一、文化立场

在一定的文化语境和文化空间中，译者会形成一定的文化立场，而这种文化立场直接影响着翻译策略的选择。译者作为跨越两种文化的使者，他所面临的有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面对这两种文化，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译者至少可采取三种文化立场：一是站在原语文化的立场上；二是站在译语文化的立场上；三是站在沟通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立场上。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认为，文化立场的不同与其说是译者的个人行为，还不如说是由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所处的特定状态和地位决定的。这里涉及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划分标准问题，一般说来，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多是以该文化所属国家或民族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弱为划分标准的。当原语文化强于译语文化时，即当弱势文化翻译强势文化的文本时，大多力求原原本本地将原著呈献给译文读者，不仅注重意义的传达，还重视再现原语文本语言和文学样式的特色。因为弱势文化的读者往往更喜欢原汁原味的译作，译者一般多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当原语文化弱于译语文化时，即当强势文化翻译弱势文化文本的时候，强势文化自认为自己的文化比弱势文化更自然，更进步，更具普遍性，倾向于用归化的翻译方法，对于弱势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往往用自己文化中的东西去取而代之。在行文上往往追求译文的流畅，注重透明地传达原文文本的意义，而对原文语言方面的特性则采取一笔抹煞的做法。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译者本人的文化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中外翻译史上的许多例子都可以印证这一点。公元前4世纪末,罗马在军事、政治上征服了希腊,但希腊文化仍高出一筹。因此,罗马译者在翻译希腊哲学、政治、文学、艺术等方面著作时“亦步亦趋,紧随原文,唯一目的在于传递原文内容,照搬原文风格”。在我国晚清译者用中国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去翻译外国小说，用国人所熟悉的“且说”“再说”等套语来淡化西洋小说带给读者的陌生感，虽不免有点可笑，但显然这是受到中国传统诗学惯例的制约。

有的译者受到本族文化中心主义的影响，以为自己的文化是强势文化，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原语文化。在翻译的过程中擅自用自己文化中的一些特有的文化意象和表达手法去取代原语文化中的文化意象和表达手法，对原文随意进行增删修改。加拿大魁北克的文学翻译就反映出了这一特点。在民族文学的崛起和争取文化独立的过程中，归化的翻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把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到法语中的时候，为了抵制英语的侵扰，刻意用法语中固定的表达方式，表达手段等去传达英语作品中的差异性，其目的是刻意强调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有一种本能的排斥。

二、意识形态

文化学派代表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勒弗菲尔(Andre Lefevere)将意识形态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视野，“翻译为文学作品树立何种形象很大程度取决于译者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身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Lefevere,1992）意识形态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影响译者的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翻译的本质：翻译并不是一种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纯粹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在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话语中的改写、变形或再创造。

在政治敏感的社会里,译者一般会自觉地避免译入那些有可能触犯政府或主流政治的言论或描写。荷兰语原著《安妮日记》,以揭露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为主题。与原著相比,其最早的德语译本在语义和文化价值上发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形。原文中很多有悖于德国主流政治意识的言语,不是被删掉,就是被进行了中性化处理。试想，如果当时译者完全忠于原著而拿出带有抨击德国言辞的译本，伤及大多数德国人的感情，德国当局会坐视不管吗？那样的话，即使译本忠实，通顺，再现原文风格，是篇文学意义上的佳作，也可能会因政治原因而遭到封杀。因此这种不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决不是由于译者在理解上有偏差,而是译入语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所致。

译者对翻译中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消极顺从,不少翻译家也常常“藉着各种操纵手段,利用译作表达自己的一套意识形态”。林纾翻译的狄更斯的小说《The Old Curiosity Shop》(中译本有《老古玩店》)时,把书名改为《孝女耐儿传》。其实,这部作品并没有宣扬“孝”道,林纾在译文中始终突出一个“孝”字,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清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孝”道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林纾这样做,无疑是顺应当时的政治文化,使译作带有鲜明的中国封建伦理道德色彩，希望更容易让读者所接受。

同时文学翻译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译者乃至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国近代文学翻译家们大都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梁启超、严复、林纾、苏曼殊等，他们所翻译的小说体现了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拯救祖国危亡的爱国主义思想，追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爱情自由的进步思想，反对种族歧视、欺凌弱者的人道主义精神，通过这种异域文化和进步思想的译介，引导人们了解他译著中的西方进步思想,可以达到改良社会和政治，实现社会革命的目的。

三、社会背景

一部译作能否在目的语环境下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其影响力，特定的现实社会背景也是影响文学翻译选择的重要因素。就拿我国来说，翻译事业与社会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在中国近代史上，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震动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历史事件。这一时期的翻译家，以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为代表，怀着“吸彼欧美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心志”的民族精神唤醒同胞，大都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意识和策略。反映在外国文学译介中，关注民族命运、反抗外国侵略、讴歌民族独立和解放，就成为一时译介选择的风尚。新中国成立之初，在50年代中苏“蜜月”时期，对许多译者来说，选择怎样的译本进行翻译，这个因素是不得不考虑的。因此这段时期也成了俄苏作品译本出版的黄金时代，大量的苏联作品像托尔斯泰等大文豪的作品在我国都得到了译介。但到50年代末起，中苏分歧公开后，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的当代作品也被当作修正主义作品而打入冷宫，中国文化界对苏联文学的介绍也冷却下来。发生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得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翻译界百花凋零，文学翻译领域受到极大创伤。很多享有盛誉的老翻译家受到迫害，被扣上“崇洋媚外”、“反动权威”的帽子，进行思想改造。当时的翻译界大部分精力都用于马恩列斯及毛泽东著作的翻译。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也推动了翻译理论的研究，但这些翻译实践只是当时社会背景影响的结果。就在我们译学窒息的“文革”十年间，国外的研究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到了80年代，全球信息时代降临，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在文学翻译方面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外国文学译本的种种禁锢一一打破，社会为文学翻译的选择提供了宽松而自由的空间，中国由此而迎来了历史上又一个新的翻译高潮。

结语

近三十年来，翻译研究的视点已从语言文本转向翻译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人类历史的大语境中加以认识。正如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所言：“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通过分析文化语境因素对文学翻译择取和译介方式制约和影响，不仅能够使我们对文学翻译的认识有所加深，而且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今天，还能够促进不同民族思想交流和对话，使各种文化互相学习、互相融合、交流共铸，最终实现人类文明的丰富、发展和提升。

［1］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2］许钧，宋学智.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

［3］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4］孙会军.普遍与差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葛校琴.后现代语境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李霞，权利话语，意识形态与翻译［M］.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

［7］许钧，论翻译之选择，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