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军，刘艳男，陈 钰

一、概述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师从柏拉图，对柏拉图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地继承，因此有著名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一句箴言。亚里士多德在美学方面的造诣也十分卓越，其《诗学》更是关于美学的主要著作。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在悲剧史上第一次定义了悲剧，给出了系统完整而又深入的阐释，车尼尔雪夫斯基曾称“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以独立体系阐明美学概念的人，他的概念竟雄霸了两千余年”（朱光潜1979）。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六章给悲剧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罗念生1963）。在悲剧的构成要素里面，包括“形象”、“性格”、情节、言词、歌曲与“思想”，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情节，即所谓的悲剧事件的安排，其次是人物的性格。因为以情节为纲，容易见出事迹发展的必然性，即是“符合可然律或必然律”（朱光潜1979）；而以人物性格为纲则容易出现偶然性，因为个人相对于整个历史来说都是偶然的，没有一般规律可循。

《孔雀东南飞》以其深刻性和警示性为后人所称道，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在我国民间文学中熠熠生辉。其文学价值不可估量，与南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为历史上有名的“乐府双璧”。其题材取自于东汉末年战乱纷飞的时代，讲述了一段哀婉凄恻的婚姻悲剧，既是对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的辛辣讽刺，更是对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礼教和制度的无情批判。本诗叙事风格简朴，均为五言骈文，朗朗上口，悲剧情节的安排一波多折震撼人心，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也引发了后世对其乐此不疲的研究（陈靓2009）。

二、悲剧情节

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情节似乎是“情有独钟”，将其列为六大元素之首，他认为 “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悲剧中没有行动，则不成为悲剧。但是没有性格，仍不失为悲剧”（伍蠡甫1984）。在《诗学》第十三章亚里士多德阐释其对悲剧情节的三个观点：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或怜悯；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这里提到“好人”与“坏人”，是从道德方面来衡量的。因为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情节的分析首先是从道德方面着手的（朱光潜1979），悲剧的主角应该是好人而不是坏人，情节的转变不应当引起反感而要满足道德感。那么，对于悲剧的文学批评是不是也就是道德批判呢？显然这不是相同的概念，但是二者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文学批评史上，大多数情况下道德价值的判断一直是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因为“自古以来大量的文学都属于伦理文学或同伦理问题有关”（聂珍钊2006）。

首先对《孔雀东南飞》的主人公焦仲卿和刘兰芝进行道德定位。显然，这二人都属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好人”，焦仲卿忠于爱情，“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忍辱负重，“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善良孝顺，“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不管是以古人还是今人的道德评价标准来说，焦仲卿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而女主人公刘兰芝更不必说，从其自述中可见一斑，“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在中国古代男耕女织的社会下，“织素”、“裁衣”都是必备的，而能够“弹箜篌”、“诵诗书”却是不可多得，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正是因为这样，才显得其知书达礼，温文尔雅。她勤勉劳作，“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都是道德上没有什么瑕疵，因此也是“好人”。因此，这样就满足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情节的前提。其次是要看《孔雀东南飞》在情节安排上是否是没有使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孔雀东南飞》在情节安排上包括起因：兰芝被遣，被逼休妻；发展：无奈相离，夫妻誓别；延续：被逼再婚，兰芝抗婚；高潮：双双殉情，哀婉凄恻；结尾：幡然醒悟，警示后人。其实在文章一开篇，刘兰芝就通过自白的方式向人道明了其在夫家所遭受的待遇，丈夫公务在外，自己常常独守空房，饱尝相思之苦，“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自己虽然勤勉劳作，对婆婆惟命是从，但却仍然遭到婆婆的横眉冷眼，“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无端刁难，“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因此，自篇伊始，我们便可得知刘兰芝并不是处于一个“顺境”里面，而是处于十分恶劣的“逆境”。随着情节的发展，兰芝被婆婆遣返回家，“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被丈夫休掉，含泪而去，“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返回家事小，可是在那个封建礼教甚严的旧社会，被休掉的妇女都是伤风败俗，令娘家颜面无存，“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本是有着美好回忆的家，此时却像一个地狱深渊一样面对着自己。母亲纵然疼爱女儿，却也不免封建礼俗，“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兄长当家做主被逼再婚，自己毫无权力争驳，“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本来已新嫁，自己虽无奈，却也接受了兄长的安排，却不曾想路遇焦仲卿，他不但不明白自己为其所受的委屈和当初临别时所立誓言，“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却横加指责，误会自己“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再苦再难也敌不过自己深爱的人对自己的不信任和挖苦讽刺，此时此刻，兰芝的心理防线已经彻底崩溃，已有轻生之念。最后含恨自尽，“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从始至终，刘兰芝都处于一个十分恶劣的环境，遭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绝望，因此，从情节安排来说，并不是“由好人从顺境转入逆境”，而是一直处于“逆境”之中，所以能够最大化地引起人们的怜悯，对其遭遇的同情。

在《诗学》第十三章提到，“最完美的悲剧里，情节结构不应是简单直截的而应该是复杂曲折的”（朱光潜1979），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里面得到了很好地印证。显然，《孔雀东南飞》的情节安排是曲折复杂的，兰芝被休，遣返回家，不能和相爱的人在一起，后来又兴波折，被兄长逼婚再嫁，其实这样就已经很悲惨了，根本上了断了和焦仲卿复合的可能，没有想到自己日思夜想为之饱受委屈的爱人却不理解自己，出言讥讽，最后在这些重重的折磨下，轻身赴黄泉。这样的情节安排，一波多折，将所能遇到的最惨的事情都集中安排在一个身上，最大程度地引起了人们的怜悯同情之心。另外，《孔雀东南飞》并不是单一的情节线索，而是两条线索一起进行。一是从焦家，一是从刘兄家。两边的遭遇对兰芝来说都是痛彻心扉，绝望的，在兰芝被兄长逼婚的同时，焦母也同样对焦仲卿进行逼婚。因此这样的双重情节线索安排极大地提高了戏剧性和复杂性。

三、悲剧结局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完美的布局应有单一的结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双重情节，不符合悲剧的定义”（朱光潜1979）。这个观点，笔者认为有待商榷，因为固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一个比较圆满的收场，也是众多观众所喜闻乐见的结尾，应该属于喜剧而不是悲剧。但是单一的结局却是不必的，这会让人觉得结局一目了然，没有任何想象的空间，也就让人认为这件事情的结局一定是这样的而不会有第二种。在《孔雀东南飞》中，结局固然悲惋，两位主人公双双殉情，做了封建社会追求自由爱情的牺牲品，这可谓是“悲”；但是死后合葬在一起，生生世世在地连理，在天比翼，“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这种追求爱情的精神却是得到了永存，为后人所称道，也使得两家冰释前嫌“两家求合葬”，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不可谓不是一种“喜”。因此就这个结局来说，并非是单一的，给人留下的想象和思考的空间也更大。

四、结语

本文通过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情节论对中国古代优秀长篇叙事悲剧诗《孔雀东南飞》的情节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得知，尽管没有受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影响的《孔雀东南飞》以其自身的种种特征印证了这个理论，可见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具有较强的适用性，这也说明东西方文化尽管存在千差万别，但是关于悲剧的基本认识是大概一致的，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可谓有一种“英雄所见略同”之感。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也并非就没有其局限性，比如其要求结局单一，笔者认为就有待商榷。

[1]陈靓.性别的个体反抗与社会身份认同——从性别主题视角看《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J].中国文学研究，2010，3

[2]亚里士多德，罗念生译.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3]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道德批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6，2

[4]伍蠡甫.西方古今文论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5]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