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怀宇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前言

孝文化，是中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文化元素。《管子》关于“孝”的命题，有很多阐述，学术界已有一些泛论。但是尚缺少理论层面的总结，尤其是《管子》关于“孝”的理论应用，专题总结较少。由于《管子》“孝论”和《管子》其它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阐述，糅合在一起，其中关于“孝治”的政治主张，需要梳理，方可看出《管子》引“孝”入“政”的新鲜思想和方略。

《管子》孝治，包含为什么提出孝治？实施哪些方法普及孝文化教育？在选举、民生、法律等制度方面，如何引入孝文化的措施？论述如次。

1 《管子》“孝治”的出发点

春秋时期，社会悄然转型，礼乐式微。各个诸侯国必须顺应历史趋势，改弦更张，才能够发展。管子敏锐观察到形势的变化，精心总结“孝论”，引入政治实践，实施孝悌治国的文化战略，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管子》首先阐明了孝论的宗旨，论述了社会实践的迫切要求。《管子》梳理了“孝悌”的历史渊源，从历史的角度，援引历史上的圣王，履行孝道，事业成功，垂范后人的历史事实。《管子·枢言》篇曰：“尧舜禹汤文武孝己，斯待以成。”

接着，《管子》总结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乱象，诸侯国悖伦乱政的社会现象屡屡出现。《管子》引用当时权威的史册，曰：“《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管子·法法》）这种混乱局面，引发了很多思想家的思考。《管子》“孝论”应时而生，主张引“孝”入政，推行孝治，试图改善混乱的局面，促进政通人和。

因为是历史上第一次尝试“孝治”，《管子》不惜篇幅，从重要性和必要性方面论述了孝治的意义。

1.1 调节君臣关系

《管子·牧民》篇,开宗明义曰：“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踰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表，则政令不行。”这一论述，从“君臣”、“父子”关系切入，揭秘“君臣”、“父子”之间的矛盾，关系到国家“政令不行”的重要问题。如何调节相互之间的关系？途径在哪里？《管子》借用“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形成的“孝道”观念，推陈出新，加以理论阐述，构建了“孝论”，借以加强“君臣”、“父子”关系的道德建设。如何建设？《管子》开出了处方，提出建立新型的君臣父子关系，即：“君德臣忠”和“父慈子孝”（《管子·立政》）。这一新型关系直接涉及“理国之道”，认为“君臣之礼，父子之亲，覆育万人。”（《管子·问》）调节好这一关系，达到“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故主有令，则民行之，上有禁，则民不犯。”

1.2 调节社会关系

《管子》的孝论，总结了社会上十类人物群体，即：父子、兄弟、夫妇、君臣（含君民）、师生（含师徒）的关系，规范了各类人物群体的行为准则。这是人类社会中最具广泛性的十类人物群体，凡是自然人，没有人能够游离上述社会群体而独立存在。国家实施孝治，就是导引社会各类人物群体履行自己的行为准则，社会则“和谐”，国家就能够强大。

《管子·形势解》篇，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意义，曰：“治安百姓，主之则也；教护家事，父母之则也；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尽力共养，子妇之则也”，各个群体人物应该履行自己的法则，不能改变。“主不易其则，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则，故家事办焉；臣下不易其则，故主无过失；子妇不易其则，故亲养备具。”这就像自然规律一样，“地不易其则，故万物生焉。”这些法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用则者安，不用则者危。”

《管子》孝论，阐明这十类人物群体相互之间的常规义务和职责，旨在促进各类人物群体相互之间亲近和谐，形成和睦美好的关系，社会就变成和睦美好的大家庭。《形势解》篇曰：“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和子孙，属亲戚，父母之常也”；“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爱亲善养，思敬奉教，子妇之常也”。这是《管子》为全社会描绘的一幅孝治的美好蓝图。《管子》在这幅蓝图上进一步论述：“主不失其常，则羣臣得其义，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则子孙和顺，亲戚相驩（欢）；臣下不失其常，则事无过失，而官职政治；子妇不失其常，则长幼理，而亲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乱。 ”（《形势解》）

1.3 提高庶民素质

《管子·山权数》篇曰：“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此乱之至也。”所谓“高孝慈”，就是要采取政治方法，提高“孝慈”的社会意识，引导社会崇尚“孝慈”。反之，国民就会“简其亲”，简慢的态度对待父母，出现“子虽不孝，父不能服”、“臣虽不忠，君不能夺”的现象，导致“子有弑其父”、“臣有弑其君”的局面（《法法》），“此亡国弑君之所自生也”（《八观》）。所以说“此乱之至也。”为了证明这不是危言耸听，《管子》胪举很多历史事实，尤其是鲁国的当代史，“鲁有夫人庆父之乱，而二君弑死，国绝无后。”（《小匡》）可见，《管子》提出推行孝治，是具有社会实践针对性的文化战略。只有创新文化，形成孝悌的社会风尚，提高国民素质，才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杜绝邪恶和混乱。

2 普及孝治的教育措施

2.1 宣教孝义

《管子·形势解》篇曰：“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义，以正其臣，则臣不知于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则臣不臣。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义，以教其子而整齐之，则子不知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这里提出了“君臣之义”和“父子之义”，是指“君臣”和“父子”相互之间的关系，即“君德臣忠”和“父慈子孝”的关系。这是《管子》所论述的新型孝文化关系，即《管子》孝论的主题。《管子》认为，“不明”这一关系，“则臣不知于为臣之理”，“子不知为人子之道”，必须“正其臣”、“教其子而整齐之”，即宣教孝论，这是推行孝治的前期工程。鉴于此，《管子·版法》篇曰：“必先顺教，万民乡（乡同‘向’）风”，引导民众向风从化。

2.2 颁发文告

《管子·版法解》曰：“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如此则近者亲之，远者归之。”这里“正”与“饰”，就是要匡正、整饬，要正面发布文件，规范各类群体人物之间的伦理秩序，理顺相互之间的关系。其实，这种伦理秩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早在《管子》孝论之前，社会实践中已经滋生并且形成。《管子》依据社会实践，从执政者的视角，予以“正义”（规范）和“饰义”（宣传推行），把社会上已经出现的思想文化转变成执政者的态度和意志，通过官府贯彻，再转换成社会普遍性行为，推进社会发展。这也标明孝治不仅具有文化战略的先进性，也具有可行性的社会基础。

2.3 奖励“孝慈”

《管子·山权数》篇，提出一系列彰显孝慈，奖励“孝慈”的措施，主张在全国“树表置高，乡之孝子聘之币，孝子兄弟众寡，不与师旅之事。树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这里“高孝慈”的含义，就是要彰显“孝慈”，提高社会对于“孝慈”的认识和重视，而且要生活实践中提高“孝慈”人物的地位。为此，《管子》从政策的层面提出一系列的措施。其一，在全国“树表置高而高仁慈孝”；即是加大宣传力度，树表柱，立高门，表彰孝悌。其二，采取奖励措施，“乡之孝子聘之币”；即以“乡”为单位，对于孝悌之家给予一定礼节（聘）表彰和物质（币）奖励。其三，“孝子兄弟众寡不与师旅之事”；即孝子之家，无论兄弟多少人，一概免除兵役。从精神表彰，到物质奖励，形成万民以“孝慈”为美，促进各类群体和谐、和睦。正如《形势解》篇曰：“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和子孙，属亲戚，父母之常也”，以此实现孝治所期待的“长幼理，而亲疎和”的美好社会环境。

2.4 推广“孝慈”教育

启迪庶民的“孝慈”认识，也是推行孝治的重要环节。《管子》孝论中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以利孝悌付诸实践。

社会教育.如何教民以孝悌？《管子》提出聚会交流、讨论。《小匡》篇曰：“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房玄龄注：闲燕，谓学校之处)，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也就是要提供一个聚会的环境，使士人们居处相聚而集中，聚集到学校，相互交流，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因为居住在一起，大家聚会比较频繁，“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在良好的交流环境中，大家朝夕交流，教其子弟，不会见异思迁。其父兄的教导，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学问，不劳苦也能学会。孝慈之风，蔚然而成。

家教。《管子》关于教民孝慈措施，除了主张公共场所如“学校”聚会交流等社会教育形式，还倡导家庭方式的孝慈教育。《五辅》篇曰：“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 ”其中，“教”、“诲”、“劝勉”都是家庭内部各种成员相互之间的教育，“孝慈”思想由此在千家万户悄然传承、发扬。

联系“礼义廉耻”。《管子》倡导教民孝慈和礼义廉耻教育结合起来。要求教育的过程循序渐进。《五辅》篇，曰：“导之义。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接着，进一步论述，“民知义矣，而未知礼，然后饰‘八经’以导之礼。”通过“七体”、“八经”深化孝慈教育，再辅之以“廉耻”教育。《法禁》篇曰：“圣王之教民也，以仁错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礼义廉耻，是《管子》的“四维论”思想，视为国家的最高思想路线。把孝慈教育和“礼义廉耻”结合起来，一方面体现了孝慈教育的时代性，一方面提高了孝慈教育的严肃性和重要性。

3 孝治框架下的民生政策

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民生”一词，首次见于《管子》。《管子·君臣下》篇曰：“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所谓“本厚民生”，即倡导改善百姓生活为根本，考察民众的祸福及其根源，依据民情“制礼”匡正，改善民生。

推行孝治，涉及千家万户，直接与民生相联系，二者相得益彰。“厚民生”的事业，体现了孝治的精神，孝治为实施“民生”奠定了厚实的思想基础，也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管子》中的“厚民生”，主张实实在在改善人民生活，带给百姓实惠。《形势解》篇曰：“莅民如父母则民亲爱之。道之纯厚，遇之有实，虽不言曰吾亲民而民亲矣。”用“厚民生”架起了“亲民”的桥梁。而推行孝治，提倡“父慈子孝”，千家万户都要赡养年迈父母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长辈以及幼弱子女，直接带来千家万户的社会保障。

《管子》立足于孝治，进一步提出很多惠民措施。著名的“九惠之教”政策，集中体现了孝治框架下的惠民思想。《管子·入国》篇曰，“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管子》详细阐明了这“九惠九教”的具体内容，实际上阐明了实施孝治的民生措施：

第一条是“老老”。所谓老老，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老"的官。其职责之一，分管老人。规定年七十以上的老人，一子免除征役，每年三个月有官家所送的肉；八十以上的，二子免除征役，每月有馈肉；九十以上的，全家免役，每天有酒、肉供应。这些人死了，君主供给棺椁。同时监督、劝勉他们的子弟，细做饮食，询问老人要求，了解老人的嗜好。

第二条是“慈幼”。所谓慈幼，就是在城邑和国都要设有“掌幼”的官，凡士民有幼弱子女，无力自养，官府安排别人代养，养三个幼儿即可免除“妇征”，养四个全家免除“妇征”。养五个配备保姆。官府发给两人份额的粮食。直到幼儿能生活自理为止。这就叫作“慈幼”。

第三条是“恤孤”和第二条类似，所不同者，收养无父母的孤儿。

第四条是“养疾”。即照顾收养残疾人。

第五条是“合独”。即帮助无妻无夫的人介绍婚姻，让他们“合和”，官府给予他们田宅，三年后承担官府的徭役。

第六条是“问疾”，第七条是“通穷”，第八条是“振困”，第九条是“接绝”，给予社会上遇到穷困、疾病、灾难的各类人予以帮助。

上述 “九惠九教”，是官府推行九条惠民政策，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九教”，意味着每一条惠民政策，都需要教育和劝导。而孝治所推行的“孝道”，正好对接“九惠九教”政策，为实施这一历史上最美好的“乌托邦”的民生政策，创建了全社会都能够接受的教育大课堂。

4 引入选举制度

管子相齐，重视选拔人才。推行孝治路线，也把孝悌引入选举人才方面。人才思想、选举制度、考量制度等方面，都增添了孝悌等条件和标准，这不仅是孝治的重要措施，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体现“孝悌”人才思想的理论和实践。

4.1 确立孝悌人才思想

《管子》提出了官府需求的人才有四类，即“孝悌、忠信、贤良，俊材”。其中，孝悌类居于首位。这是《管子》选拔人才的新思想，也是推行孝治的重要措施。这一人才思想的具有重要意义，《管子·君臣下》篇，曰：“选贤遂材，而礼孝弟，则奸伪止。”房玄龄训“遂”为“达”，即选拔人才上达官府之义。“礼孝弟”是新增的条件，旨在杜绝奸诈和虚伪的人入官。

4.2 建立孝悌人才库

孝悌，本质属于道德范畴，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无法设定具体的试验方法或者考试方法。如何选拔孝悌人才？《管子》提出了社会普查的思想。通过基层官员层层考察，登记名单，造册上报。《管子·立政》篇曰：“凡孝悌、忠信、贤良，俊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著于士师。”这里“复”，训为“上报” 之义，“长家”、“游宗”、“里尉”、“州长”、“乡师”、“士师”，属于地方行政机构和社区的官员，他们考察本地“孝悌”人才，造册上报，国家依据“簿册”，选拔补充官员队伍。

这其中值得关注的有两点，其一是，普通“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等群体中的“孝悌”人员，都在举荐之列。体现了选拔“孝悌”的广泛性。其二，国家每年依据基层上报的簿册，规定时间按期考核选拔。《管子·立政》篇曰：每年“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即把孝悌人才著录成册，保存到国家的人才档案库。这说明确立了选拔“孝悌”的常规制度。

4.3 孝悌考察选拔制度

建立了孝悌人才的簿册基础上，国君派遣官员到社区考察，有时候，国君亲自下乡考察。《管子·小匡》篇中，记载了齐桓公下乡考察的实例。

首先是“复事”。正月之朝，齐桓公接见乡长，听取乡长“复事”汇报，桓公“亲问”曰：“子之乡，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同时“又问”：“子之乡，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

其次是“面试”。乡长“复事”以后，“退而修德进贤”，上交书面报告。经过审核以后，即召见乡长推荐的孝悌人才，举行面试，“省相其质”，考察他们有哪些“成功成事”。面试的题目有“设问国家之患”如何应对之类。

再次调查核实。面试之后，命令“选官”调查访问，“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登以为上卿之佐。”

这是中国历史上按照孝悌标准选拔官员制度的萌芽，称之为“三选”（《管子·小匡》）。由于孝悌人才考察考察制度，齐国出现了“匹夫有善，故可得而举也”的良好局面，不仅激励孝悌人才涌现和成长，也激励孝悌蔚然成风。

《管子》关于考察选拔孝悌的论述，得到了历史的认同。汉代已降，举孝廉一直成为选拔官员的科目，列为选拔官员的重要条件。

4.4 纳入官员考量

在位的官员也要接受孝治方面的考察，考察他们对于孝悌的人才了解程度，对于不孝人员有没有处罚措施，对于孝悌事迹了解的程度，凡此等等，《管子·问》篇，列举了十八种问卷，其中关系到孝悌的有二问。其一问曰：“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其二问曰：“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这两问从正反两方面考察地方上孝悌的人和事。激励在位官员关注孝悌，推动孝治。

5 援法护“孝”

《管子》推行孝治，有一个鲜明特色，即是引入法治。提出了立法、执法，保护孝悌、激励孝悌。这一举措，推动孝治向纵深发展，体现了孝治的力度和执政者的意志。

5.1 问罪“三不闻”

《管子·大匡》篇曰：“嫡子不闻孝，不闻爱其弟，不闻敬老国良，三者无一焉，可诛也。”“诛”，训为按照条例定罪。把“孝弟（悌）”纳入法律，确立罪行，量刑处罚，这是立法的新思想，也是法治的新鲜内容。在先秦文献中，仅见于《管子》。

嫡长子继承制，是周王朝的礼法。涉及到周天子和大小诸侯国各级宗法制的继承权问题。《管子》引孝入法，立法维护孝悌，关系到巩固王权、保护各诸侯国君权的重要措施。社会上各个家族中的继承权也同样是嫡长子继承制，《管子》关于立法“诛”之的“孝治”主张，对于社会上大大小小的家族乃至家庭都有一定的法律效应。

5.2 “五刑”定罪

上文已述，孝悌人才被纳入官府选拔人才和考核官员的机制，成为推行孝治的重要措施；接着又进一步引入法律机制，制定了举荐孝悌人才的三条法律，谓“蔽贤”、“蔽才”、“下比”，（《管子·小匡》）用以惩治“五属大夫”以上官员知情而不报的行为。规定各乡长和个五属大夫等官员，及时报告本乡、本属的孝悌事迹，明确宣布“有而不以告，谓之蔽贤”，或者“谓之蔽才”，依法论罪，“其罪五”。“五”，指“五刑”，是当时刑罚的代称。也就是按情节轻重，“入於五刑而定其罚”。[1]反之，各地“有不慈孝于父母，不长弟于乡里，骄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谓之下比，其罪‘五’。”同样要按情节轻重，“入於五刑而定其罚”。

5.3 “三出”“三嫁”法

《管子》孝论，涵盖十大群体人物，夫妻之间的孝道，是其组成部分。[2]《管子》论述了“夫妻之义”，提出“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五辅》）概言之为“夫固妻贞”。在推行孝治中，又在法律层面，制定了一个特殊的条例，即“三出”、“三嫁”法，借以维护夫妻层面的孝道。《管子·小匡》篇曰：“士三出妻逐于境外，女三嫁入于舂谷。”士，即官府的官员。士三次休妻，说明道德不“固”，不符合“夫固妻贞”的孝道，“为政者所忌，所以逐出境外。”妇女改嫁三次，视为“不贞”，处罚入“舂谷”，即捣米的女奴。[3]这一法律惩处方式，虽然具有时代痕迹的局限性，对于惩处混乱婚姻，整顿婚姻秩序，维护夫妻之间“夫固妻贞”的孝道，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其立法维护夫妻之间“孝道”，保护男女婚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婚姻法”思想史的先河。

综上所述，《管子》孝治，内容很丰富，体现了创新精神，其孝治的论述富有理论色彩，带来了治方略的生命力。尤其是把孝治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在历史前进的进程中，显示了先进性。毋庸置疑，《管子》孝治思想、理论，存在很多缺陷而留下了局限性，其思想的火花依然闪烁智慧，其理论的光芒依然带给后人很多启迪。

[1]房玄龄注.管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参阅周怀宇：《管子》孝论，2011年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第六届研讨会论文集。

[3]尹知章注，戴望校正.诸子集成·管子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