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彩霞

（吕梁学院汾阳师范分校 中文系，山西 汾阳 03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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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逃离婚姻围城：单翅飞翔

陆焉识的第一次逃亡是离家赴美留学，其动机不乏渴求新知的驱使，更有逃离包办婚姻的姿态。父亲去世后，年轻无嗣的继母软硬兼施，迫使陆焉识娶了自己娘家的侄女冯婉喻，这段柔情操控下的婚姻有一个女人的无奈：膝下无子，为巩固自己的家庭地位，须套牢继子，深处却是封建家长制隐然的权威。［1］陆焉识屈从于恩娘对自己人生的安排，有对寡母怜悯的良善，也有骨子里挥之不去的怯懦。十九岁的陆焉识之所以要跑到美国去留学，正是为了可以获得“暂且的自由”：跟冯婉喻结婚的是另一个陆焉识，没有自由，不配享受恋爱，他挂着糖精一般的笑容，应付继母给他硬塞来的婚姻，不入洞房，不碰新娘。陆焉识一只脚踏入恩娘为他设置的婚姻围城，另一只脚却带着他的身子暂时逃亡万里，到了大洋那边的华盛顿。陆焉识是只单翅飞翔的鸟儿，五年的留学光阴赋予的自由可供他三生开销。他在留学期间与意大利女子望达相恋，却又意识到可以把激情、诗意、头晕目眩的拥抱和亲吻给望达，而必须把其余的一切给婉喻、恩娘那样的女子。于是，他诚实地告诉异国恋人望达：他是不会离开自己的中国妻子的。如同被放上天空的风筝，焉识终要回归地面，留学中的恋爱风流，拿到博士学位后美国教授的挽留，都曾给过他刹那逃离的念头：留下来，彻底逃离继母和那个塞给他的妻子冯婉喻。但他还是被一种冥冥中的力量牵引着坐上了归国的邮轮，他在舱房里“滚出两行泪”，心里充溢着对留学生活的凭吊，也有一种如丧考妣的痛切。

《围城》里的方鸿渐，与陆焉识境遇有相似的地方。他们均不乏真诚善良，亦同有性格懦弱之处：有自己所爱的人，但缺乏勇气和果断，所以不断地失去机会。在他们身上，深存对封建文化与秩序的绝望，也受到古老社会和传统精神的影响，善良正直，但病态腐朽的社会也造就了他们的迂腐与软弱。陆焉识在美国与望达相恋，有暂时撇清前头发生的一切，且执我所想的戏谑玩世，但终是“玩世的态度不够彻底”，复又回归到传统文化下恩娘为他所圈筑的貌似温情的围城。中国传统封建文化是偌大的摇篮式的围城，恩娘、婉喻与焉识，均是围城里的线偶。

二、再度逃离婚姻围城：又见倾城

陆焉识的第二次逃亡是在抗战时期。陆焉识与一名重庆女子相恋，以暂时逸出的婚外恋继续着他对继母包办婚姻的抗拒和逃离。1936年，焉识只身一人随着任教的学校被迫由上海迁移到陪都重庆，恩娘和婉喻带着三个孩子留在上海。在重庆，他与艳丽、性感、厉害的韩念痕相识相恋，焉识对韩念痕经历了从身体到日常的迷恋。焉识写给妻子的信，打消了念痕跟焉识在一起的妄想，她选择结束这场情爱。焉识的信说明了他对妻子、孩子、继母的责任心，他在意他们，对他们守时、守信用，这样的男人是不会跟他的家庭分开的。实际上，念痕的思虑是对的，是战争导致这场“混账”的相遇，战争结束，焉识还要言归正传地生活，和妻子、孩子、继母把命定的日子过下去。

陆焉识与韩念痕在炮火硝烟中爱得热火朝天，表面上是战争成就了两人的相识相恋，继而演绎了又一版本的“倾城之恋”，实则是焉识意识深处对继母包办婚姻的再度反抗。“倾城之恋”呈现出来的是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颠覆，战争之下，可以暂时撇开秩序、联系、价值及真理，时间倒置，逻辑混乱，意义缺失，焉识似又回到了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光。韩念痕与望达亦有相似之处，勇敢、热情、奔放，是一个鲜活、婉转的新女性。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一书中指出，女人的历史性压制了女人的自然性，使她仅仅成为依附于男人的“第二性”或“次性”。如果说冯婉喻是“历史性压制了女人的自然性”的一种，那么，韩念痕则是女人的自然性保存完好的喻征，恰恰是这类女性能协助焉识完成对家庭围城的逃离，弥补他性情深处的懦弱与无助，这也是陆焉识爱上韩念痕的深层原因。但是，这次对婚姻围城的逃离又是一次不彻底的反叛。

三、浪子越狱，只因蓦然回首

第三次逃亡是已成为陆犯的焉识从西北荒漠监狱逃到上海去看发妻婉喻。建国后，仍然坚执自由理念的陆焉识，在一场声势浩大的肃清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抓捕，服刑时间长达22年。从监狱出逃的念头萌生于陆焉识看过电影上的女儿冯丹珏之后，他猛然意识到多年来一直疏忽了对发妻冯婉喻的爱情。［2］他想要到上海找到婉喻，当面告诉她，他什么都记得，正因为记得，他现在知道那么多年他自己误了自己，也误了婉喻。正是为了跑回上海看一看冯婉喻，亲自向她讲两句推迟了四十年的情话，六十二岁的陆焉识才下定决心不惜做一个逃犯，他怕再不回来就太晚了，太老了，老得想爱都爱不动了。

焉识选择了千里越狱探婉喻，这一情节有浪子回头的况味。焉识对婉喻的“掉头情感”是对“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最佳演绎，这一回头具有传奇色彩，也成了整篇小说的高潮和动人之处。这次逃亡是对有形围城——监狱的逃离，老浪子焉识在这次逃亡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坚定。他成功地从青海的监狱中逃出，辗转到了上海，在贴满通缉令的街上，远远地看着婉喻从任教的学校下班回家，看婉喻跟女儿、孙女在点心店吃东西，看儿子冯子烨带着一双小儿女与他擦肩而过，他没有上前惊扰家人宁静的生活，而是选择了远远地观望。他又做了一次风筝，选择在西宁自首，终结这次逃亡，复原了他的“罪犯”身份，继续在荒漠里服刑。越狱——相见——自首，监狱是一座有形围城，焉识此次“出城”与“回城”，均是为了回应婉喻对他的爱。

四、千帆过尽，物是人非境遇下的毅然逃离

陆焉识的第四次逃亡是“文革”结束后，他回到了上海的家，却发现物是人非，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苦苦守候他归来的婉喻，却在他回家前突然失忆了。他陪婉喻走过了人生最后的日子，这是他作为丈夫最尽职的一段时期。婉喻去世后，陆焉识成了女儿和儿子推来搡去的拖油瓶，一个尴尬的多余人。终于有一天，陆焉识选择了离家，他带走了自己的衣服和妻子的骨灰，那是他的草原余生中对过去最珍贵的凭吊。小说以陆焉识的再度逃离做结，这次逃离会不会再度回归，不得而知。小说戛然而止，陆焉识在读者的想象里终于做了一次彻底的逃离。

纵观陆焉识的一生，他经历了由希望至失望，由追求至破灭的层层转回。他朝思暮想，向往并追求自由，但他生活于20世纪的中国，从来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那个不可逾越之城在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普遍存在，陆焉识只是其中的一个。他生于旧式家庭，却接受了新式教育，深受五四自由主义思潮的熏染。在五年的留学时光里，沐西风，栉美雨，这样的成长背景，让他一方面秉持着自由理念，另一方面又有挣不脱的封建旧式文人的影子。他相信新理论，但又必须顺应环境，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若不是对爱情的幡然省悟，便没有那样的救赎致使陆焉识转向，也许他会在婚姻不幸的牢笼里郁结终生。但人生无处不围城，一环扣一环的事件出奇来袭，婉喻的失忆，儿女的怨怼，物是人非的窘境又形成新的围城，结局无疑具有传奇性。严歌苓让陆焉识再度逃离，在一次次的逃离中，我们可以窥见知识分子对自由的向往及其自身固有的局限性。

［1］王海燕，邓安庆.严歌苓《陆犯焉识》评介［J］.文学教育（上），2012（5）.

［2］窦薇.挣不开的情网恢恢：你焉识那样的时代［J］.中国图书评论，20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