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大为

（安徽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陶渊明恬淡自然、情韵醇厚的诗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诗文创作，其任真自得的人格倾倒了古往今来众多的仰慕者。他才华横溢，却归于田园；贫困潦倒，又固穷守节；病苦缠身，却又能进行精神自救。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不但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哲人。

一、早年的贫病和自我本性的发现

公元396～405年年间，陶渊明曾先后多次出仕。在其诗文中，他把出仕的原因归结为自身的贫困：“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1］（P441），“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1］（P390），“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1］（P246），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从陶渊明的家庭来看，虽然陶家比不上当时的王、谢望族，但却也是一个有显赫功勋的名门，“曾祖陶侃，晋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卒谥桓。祖陶茂，武昌太守。父敏，曾出仕，不详何官”［1］（P504）。其次，陶家当时的家底也不薄，不但有西田、南畴、下潠田等田产，而且还有房产，“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便是最好的证据，不但如此，当时其家里储备也颇丰：“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春秫作美酒”［1］（P128），其家底由此可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这种言语与事实上的矛盾呢？一方面，陶渊明出仕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建功立业，“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1］（P295），“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1］（P296），“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1］（P54）。他不但有四海之志，而且思考着出仕高飞，想干出一翻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在出仕后，他又发现出仕与自己的性情有些违背，所以这时的贫困就成了陶渊明用来掩饰其不愿出仕的一个借口。“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1］（P231）中的一个“似”字，似是而非，表明贫困是借口无疑。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陶渊明这时说的贫困，或多或少也表现出了一种文人的虚夸，其所谓的贫困只是和当时的望族大家相比较而言的。

除贫苦外，困扰陶渊明的还有生来就与他相伴的体弱多病。据《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1］（P411）及《陶渊明年谱简编》［1］（（P504），我们不难看出，陶渊明是近亲婚姻的结晶：陶渊明外祖父孟嘉娶陶侃之第十女，而陶侃之第四女又嫁给了陶茂之子生陶渊明。这种姑表亲的婚姻，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可取的，颜延之的《陶征士诔·并序》中也提到陶渊明“少而贫病”，可见陶渊明从小体弱多病是事实上存在的。

贫困与多病，使得陶渊明的生活多艰，然而正是在这种艰难中，陶渊明发现了其崇尚自然的本性。这一发现，使陶渊明欣然归隐田园，并在归隐田园中，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二、艰辛的劳作，惬意的生活

陶渊明选择田园生活的方式，是“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1］（P208）的躬耕生活。这样的选择，也给他自己提供了一个体验劳作生活的绝好机会。

回归园田的生活并不都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悠然自得。在归田之初，陶渊明就尝到了农耕的艰辛和劳苦，“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早出晚归的耕种，披星戴月的劳作，结果却是“草盛豆苗稀”，其辛劳清苦由此可见一斑。

在这一时期，陶渊明尽管体味到了劳作的艰辛和生活的不易，但体验更多的则是一种心灵上的愉悦。这种愉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来自衣食无忧的生活喜悦。在这一段时间里的作品中，他很少提到贫困，一则此时家庭还有些家产和储备，二是归田初期的喜悦使之忽略了生活的清苦。“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1］（P77）其二，和家人其乐融融，与邻居和谐相处，“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1］（P83）“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1］（P289）斗酒、只鸡与邻人共享，共享的与其说是一种愉悦，还不如说是一份在出仕中所缺失的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往。其三，其时，收获的还是一种重归自然的自由和一份心灵的闲静。“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1］（P73）那份发自内心的自由喜悦清晰可见。“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1］（P83）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其心灵获得了一份闲散的舒适。

虽然这一时期陶渊明亲身体验到了劳作的辛苦，但坐看风景，闲读经传式的精神上愉悦，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份苦楚，特别是归田后的那一份愉悦，在某种程度上，更是坚定了陶渊明田园生活的选择：“翼翼归鸟，驯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虽无昔侣，众声每谐。日夕气清，悠然其怀。”［1］（P55）

三、贫病的耕夫，睿智的哲人

归田初期的生活是惬意的，但惬意的日子却是不长久的。晚年的陶渊明，步入了真正的贫困生活。因为生活的劳苦和体质的孱弱，病痛的折磨也开始显现出威力，而他也在病痛之中，沉思冥想，最后看破一切，超然于物外。

陶渊明既然选择了这种荷蓧丈人似的田园生活，就必须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一时期，陶渊明的贫病与归田初期相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缺衣少食。衣食是摆在首位的生活条件，虽然陶渊明有着“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1］（P311）的清晰认识，但是天灾人祸往往出乎其预料，使得其对生活的惋叹和感慨更加深沉而有力。公元408年6月发生的火灾，不只烧得陶家很惨，也烧出了文人的无奈。《乞食》这首诗就是对这种极致贫困的真实描写，一“来”一“去”描绘出了这种饥饿的窘况，“驱”是身不由己的一种表现，好不容易有同旨趣之人“遗赠”，却无以报答，贫困如斯，只能许以来世相回报，生活至此，言有尽而意无穷。

其次是酒不足饮。基本的生活条件都常常得不到保障，酒这种奢侈的生活调味品当然也是难以常备的。酒饮到酣时，是可以忘忧的，陶渊明深谙此中之道。“酒能去百虑，菊解制颓龄。”［1］（P70）“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1］（P224）从这里也能看出，陶渊明是深谙酒中真味的一个人。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寄情生活的部分，在陶渊明的晚年里，也是不可常得的。就连在传统的重阳节里，他也无酒可饮：“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1］（P70）有这样的传统和习俗：“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1］（P71）在这等重要的日子里，陶渊明的所作所为有悖传统和习俗，然而并不是他不想遵守这些传统习俗，而是条件不允许——无酒可饮。在陶渊明的晚年，尚友古人已成其精神支柱，虽然其晚年贫病潦倒，但在精神方面却是一个十足的富翁，而且越到晚年，名利在其眼中越是一文不值，“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1］（P98），“百 年 归 丘 垄，用 此 空 名 道”［1］（P295）。而陶渊明是不用这些空名来称道于世俗，留名于人间的，这正是陶渊明独特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靖节先生人品最高，平生认真推分，忘怀得失，每念其人，辄慨然有天际真人之想。”［1］（P474）陶渊明留给我们的，既是在崇尚自然中流露出的任性本真，更是在任性本真中葆有的高风亮节。

［1］龚斌.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