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艳芳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七夕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其形态丰富，影响深远。［1］《迢迢牵牛星》所描绘的情感世界，以大胆而瑰丽的想象，为原本毫无浪漫色泽的七夕节浸润了诗学之光。［2］自此，文人骚客加入到其节日的诗意与情怀的建构之中，为节日平添了较为坚实的情人节逻辑。这一逻辑，正是传统节日建构的两条主线：一是民间生活逻辑，一是文人想象逻辑。二者互为渗透，将节日的意义与形态不断充实、编织和丰富，最终构成了节日强大的文化力量。

当代社会，七夕作为女儿节的色彩逐渐减淡，而以爱情为主题的七夕节则迅速发展。随着西方情人节在中国民俗生活中的普及，从民间到官方，都开始着力打造中国的情人节，这个节日，首推对七夕节的改造与建构。［3］七夕节传承的当代取向中，情人节倾向有两个明显的动力要素，一是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七夕情人节传承；一是商业社会中企业主导的情人节取向。政府主导的七夕情人节活动不断增加，民间力量也积极地参与，发挥着推动作用。两种力量的融合，使得七夕节传统内涵中的爱情元素得以强化，并成为都市文化中七夕情人节传承的主要路向。七夕节的情感取向，一个正能量应该是，唤起人们对爱情的崇仰，对美满自由的向往，对婚姻幸福的追求，对人生理想的坚持，而不是让大家在娱乐中享受感官的刺激，最后只留下沉浸于商业消费之中的快感，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七夕文化变成了一种政府与商业运作的对象，七夕节传统失去了丰富多样的习俗形态，从而走向单一化与表面化。对于节日的生命力而言，这将给其带来长久的伤害。

一、当代七夕情人节内涵

当代七夕显著的情人节取向，与当代文化的总体面貌密切相关。那么，情人节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被界定呢？我们从两个维度讨论：一是从文化语义学维度，考察汉语传统中情人的寓意；二是从解释民俗学维度，考察节日语境下当代七夕情人节的内涵。

（一）文化语义学维度：情人的多重语义——知己、恋人、婚外情人

感情真挚、志同道合的人生知己。鲍照是较早使用“情人”一词的诗人。其笔下的情人指彼此情感相重、性情相知、往来密切的知己，没有性别指向，也没有两两对应关系，更没有性关系的寓意。其《玩月城西门廨中》述诗人赏月之时与知心朋友酌酒甚洽，尽管时间已晚，仍留连难返，希望继续与好友知己对饮闲聊，共享良辰美景，真情深沉互动，以消解忧愁无奈的人生意绪。“留酌待情人”，情人即知己，可以倾诉最隐秘的情怀，可以时刻对酒长聊，还可以接纳其他人不可能理解的心境、理想。此后的唐诗与宋词多沿用这一词义。这一词义的形成，其实表达了古代文人的人生理想。文人重性情，往往寄寓其理想于浪漫想像之中，然而，这种与现实多有抵触的诗意情怀，常也成为文人苦闷的根源。如此际遇下，文人寻得一二知已，常可达成其解惑、逸情、舒心的多重诉求。所以，情人之情，实为情感与志趣兼重，甚或可以说，志趣相投是情感共鸣的基石，没有志趣之合，情感不可能建立，更不可能长久。

两情相悦，情深意笃的未婚恋人。随着社会文化观念的日益开明，制度环境越来越宽松，两性关系得到文人的大胆表达和诗意想像，于是，情人一词出现了从知己的义项中分离更精微语义的可能，情人的词义狭义化，专指未婚异性之间的情感及其性关系。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的《子夜四时歌之春歌》，较早使用了未婚恋人意义上的情人：“光风流月初，新林锦花舒。情人戏春月，窈窕曳罗裾。”诗人把自己眼中独特的春意视为情人的化身，情人就是春天的女神，不仅情深意笃，而且貌美如仙，纯洁无瑕。

突破伦常，追求情性的婚外情人。婚外情人现象由来已久，但是作为情人所对应的语义而言，其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唐宋一些诗词中情人的语义就是已婚的外遇。现代汉语中，情人又称作情妇、情夫，从狭义的恋人概念向更小的语义发展，即合法婚姻以外的男女关系的代称，含有性关系的指向。

（二）解释民俗学维度：七夕情人节的多重内涵

七夕情人节的这种取向，与节日的起源意义和时代的文化理想都密切关联，尤其在文化交流深度开展的背景下，强势西方文化中的情人节观念巩固了这种取向。当代七夕情人节内涵主要有：轻聚重情的爱情观念，天人合缘观念。这些观念并存于节日仪式中，显现出西化情人节的外在特征。

轻聚重情的爱情婚姻观念。这一观念，早在宋代即已成为七夕爱情叙事的重大主题了。秦观的《鹊桥仙》将原本痛苦悲怨的两地之思，升华为“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寓意博大的理想爱情观，成为中国理想爱情的经典观念。《鹊桥仙》所建构的艺术世界与爱情观念，成为当代七夕情人节超越婚姻，追求自由情感的逻辑基础，进而形成了婚姻与爱情分离的观念，是浪漫主义思潮在节日发展中产生主导影响的一个典型例证。

天人合缘观念。七夕的仙妻叙事形态较为丰满，侧重于现实矛盾的幻想性达成，以及救弱自立的朴素价值。经汉代天人思想的渲染，故事逐渐传说化，与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家庭结构关联，与中国古老的天文经验与想象结合，将牛郎定格为善良村夫，仙女定格为贤能织女，叙事主题发展为中国传统社会嘉勉贫穷善良者可获良缘的美好祝愿。这份祝愿，既是无缘家庭温暖的牛郎们的自我慰藉，也是中国社会平衡现实矛盾的叙事策略，更是中国家庭价值观的生动表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七夕的仙妻叙事，成为七夕节影响深远，家喻户晓的民间叙事主体。［4］正是基于这一传说的叙事记忆，当代七夕情人节逐渐形成天人合缘观念，同时受到佛教情缘信仰的深刻影响。这种天人观念，推崇情缘的无功利性，强化情缘的自然与巧合，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婚姻的人为制度与利益关联。

二、当代七夕情人节的主要成因

节俗传统的演化，既与内在的起源意义有关，也与后起的文化理想相连，二者的互动影响，成为传统节日不断变迁的动力结构。七夕节在当代的演变，最为重要的取向是情人节形态越来越典型。这种取向，与节日的起源意义和时代的文化理想都密切关联，尤其在文化交流深度开展的背景下，强势西方文化中的情人节观念巩固了这种取向。其主要动因除了上文提及的政府制度与商业资本外，还有以下四个因素。

第一，节日传统固有的爱情因素，决定了七夕情人节取向的生成。七夕节因为与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关联一体，因此必然内涵了爱情因素，正是这一因素，为中国情人节的形成奠定了决定性的内在因素。牛郎织女传说构成了中国人理想的生活模式，虽然以婚姻为其背景，但后来的天河守望，则与爱情建立了深刻联系，并在秦观的文学想象中将其升华为中国文人的爱情理想。这种提升，将过于简单的婚姻悲剧哲理化、诗意化、爱情化，在牛郎织女传说的历史流变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原有的传说突显的是婚姻结构中的强权与抗争，善良与报应，而唐宋以后的传说则将爱情作为传说的核心主题之一，隐藏了悲剧婚姻的历史影响，将浪漫爱情移置到原本僵硬的婚姻之间，使牛郎织女的悲剧不再只是生活悲剧，更不是婚姻悲剧，而是考验人生爱情的美好传说。七夕节正是在这样的浪漫主义传说的改造中，内在地生长了爱情理想，为当代中国情人节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二，崇尚个性情感的时代因素，催生了七夕情人节取向的发展。节日是一个民族传统经典的活态文化遗产，在历史实践中，对于族群认同、价值建构、文化交流以及文化传承都是最为重要的生活方式之一；同时，这种文化遗产，也是民族共同体进入当代生活之后继承其娱乐享受，促使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因此，节日文化是特定民族的文化象征。节日作为当代社会依然延续的生活文化现象，除了自身来自传统的重要习俗之外，也必然受到时代因素的深刻影响，因为人们生活的时代性关注，无时不在地要进入节日传统，这也成为广大民众关注节日的焦点路径。其实，政府组织也在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强化着节日的时代性变化，因为节日可以完成对传统与现代、官方与民间、民族与国家等诸多重大问题的协调与处理，所以，节日的时代性因素，成为节日变迁的重要动力。根植于传统的节日能否在当代继续生存，最根本的选择在于节日对时代精神的接纳与消化。当代中国社会，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个主流的价值引导，就是崇尚个性、自由、民主等西方观念。当这些启蒙观念不再担负阶级对抗与制度创新的紧迫任务时，个性情感与自由选择等与爱情有关的观念，就成为最为人们所推崇的观念了。这一观念与七夕节内在的爱情因素结合，便很快碰撞出强烈的变迁火花，快速地推动着节日向情人节取向的发展，从而得到了在新时代以年轻人为主体的社会群体的接受。他们还创造出了节日的新载体，新方式。他们快乐地改造节日，使其与洋节相近，对七夕这类传统节日也多了一份温存和热爱。

第三，西方情人节的文化交流因素，决定了中国七夕情人节取向的深度接受。西方情人节从爱情出发，扩展到对真挚、纯洁、深厚的情谊的珍视，因此，情人的概念是以广义为主，爱情为辅。这种背景，却在中国文化的交流中发生了变异，接受了中国情感的分层过滤。广义的情感，在语词界定与伦理框架中都有相对的指向，而情人则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由于2月14日情人节的强势影响，情人节在中国年轻人中间最终凝聚成为与恋情、婚外情有关的节日，而与其他情感无关。这种偏向性传播，又最终进入中国七夕节的建构之中，固化了其爱情主题，从而决定了中国七夕情人节取向的深度接受。

第四，高度技术化的穿透性的大众传媒因素，巩固了七夕情人节的影响与广泛传播。近年来，全国各地围绕传统的七夕节，兴起了炒作中国情人节的热潮，几乎所有媒介都在报道中明确七夕是中国情人节。［6］在大众传媒风起云涌的不断推动中，七夕情人节最终得到广泛传播。可以说，没有大众传媒对中国情人节极尽能事的宣传与策划，七夕节的情人节取向很可能就渐渐消失了。大众传媒是节日当代演化中的生力军，它们突显的方向，一定会在时代生活中响亮地表达出来，尽管也可以将七夕传统习俗引向回归之路，然而，青春的时尚，已定格了大众传媒的选择，那就是爱情，或者说情人节的传播。

在我们结束当代七夕情人节取向的讨论时，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被称为中国情人节的七夕，如何区别于西方情人节的问题。这种区分，严格而言，不仅是一种文化态度，更是一种生活需求。事实上，日常观念中的节日，在大多数普通人的思考中，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必要做出区分，因为，不管是我们传统的情人节，还是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情人节，作为一种行为方式，都只是一种文化符号，不具有特别的差异，于常人而论，可能没必要去做本质上的异同分析。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文化融合现象。也就是说，当文化交流进入到深层次融合的时候，文化来源本身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些文化所带给人们的实际影响。然而，从文化心理学的行为理论上讨论，这些差异总是潜在地存在着，尤其当一些重大事件出现时，这些差异将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如，西方情人节对于整体社会结构中个体情感的崇尚，并不限于恋人或婚外情人，更扩展到了真挚情感世界的每一个领域，使情人节成了一个广义的在社会诸多领域可以被仪式化的生活方式；但是在中国，当代七夕情人节的取向显然是狭义的，它在社会整体情感中只属于一个小众范畴，其行为的仪式化也就显得浪漫而多与社会规范相冲突，因此，这种区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尤其是当文化交流越来越普及的时候。我们如果片面地忽视这种差异，或者说只借用西方情人节的部分内涵来接受中国七夕节，就会造成节日的扭曲，最终把中国七夕节的文化传统引向不归路。

［1］钟敬文，萧放，郭必恒，等.中国民俗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苑利，顾军.传统节日文化遗产保护价值和原则［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

［3］王霄冰.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文化遗产保护［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1）.

［6］孙正国.中国想像中的女性恋人［J］.文化月刊，2011（8）.

［7］顾晓鸣.如何看待“七夕”成为“中国情人节”——兼谈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方法论［J］.文汇报，2006－08－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