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玲

(龙岩学院思政部，福建 龙岩 364012)

1933年11月，毛泽东来到才溪乡，进行了为期10多天的农村调查，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原文《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约10000字的《才溪乡调查》，毛泽东用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总结当时中央苏区才溪“模范”乡的经济建设经验。今年是毛泽东才溪乡调查80周年，对《才溪乡调查》的经济建设思想进行解读更显特殊意义。因此，本文拟对毛泽东在才溪乡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进行探究，对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的经济建设经验进行解读，力图实现以《才溪乡调查》为个案窥见毛泽东在中央苏区领导经济建设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传承党在中央苏区时期经济建设方面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毛泽东在才溪乡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创新

毛泽东针对才溪乡广大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后造成农村生产劳动力缺乏的问题，动员和组织妇女成为生产劳动的主力军，倡导创立苏区第一个“劳动合作社”;并针对合作社资金缺乏的问题，动员群众入股合作社。这些实践创新在中央苏区经济建设中得到了推广。

(一)创建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劳动合作社

1930年6月，毛泽东从江西寻乌途径龙岩武平来到才溪。第一次到才溪，毛泽东边做调查、边指导工作。毛泽东在调查中发现，为了解决劳动生产力的问题，才溪乡人民在传统自愿换工原则上成立了耕田队。耕田队在本村范围内主要是拥护红属和组织群众互助，自带工具、饭包，不收工钱，保证了农忙时不误农活。在耕田队会上，毛泽东听取了耕田队队长的汇报后说:“光是拥护红军家属还不够，要团结起来闹革命，组织起来做生产。我看，你们的耕田队是不是提高一下，叫互助社”［1］。才溪乡人民听从了毛泽东的建议，于1931年创立了劳动合作社，“劳动合作社统筹全局，乡的劳动合作社委员会五人，主任筹划一乡。四村每村一个委员，筹划一村。要请工的，必经村委员，不能私请，否则混乱了劳动力的调剂。工钱，‘雇’‘佣’双方自理，不经委员”［2］343。毛泽东认为耕田队与劳动合作社的性质是一致的，“赞成将耕田队与劳动合作社统一起来”［2］344。

才溪乡劳动合作社的成功经验很快在苏区推广，据《红色中华》登载消息的不完全统计，截至1934年4月，仅在江西兴国县就有劳动互助社1206个，社员22118人［3］。在《才溪乡调查》中，毛泽东强调“本乡劳动合作社，一九三一年开始创设的。现在全苏区实行的‘劳动互助社’，就是发源于此的”［2］344。事实说明，农村互助合作的思想是毛泽东苏区经济建设思想最突出的方面，是毛泽东苏区经济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动员群众集资入股，发展“股份制”合作社经济

毛泽东第一次来到才溪乡调查时发现，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区的药材奇缺，才溪乡的群众缺医少药，而患流感、疟疾的人又很多，于是乡里办起了第一个药材合作社。在与群众专门讨论药材合作社发展时，针对群众提出资金困难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合作社可以由群众自愿入股，每份股金一元，一季度或半年民主结账一次，赚了钱，大家分红”［4］。在毛泽东的启发下，才溪乡的药材合作社迅速发展起来，入股人数由原来的十几人扩大到200多人，医生从2人增加到9人。合作社除了适当补贴医务人员外，红利都分给入股的社员，一份股金年终可分红利4角。才溪乡药材合作社的成功经验很快在全区其他方面推广。

毛泽东让群众集资入股合作社这一经济建设思想在中央苏区首次提出，它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了当时的实际问题，让群众受益，为以后中央苏区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苏区的群众称赞:“合作社第一好。”［2］346

(三)推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发挥妇女劳动生产主力军的作用

毛泽东调查得知才溪乡青壮年男子大部分外出参加了革命，其中上才溪16－55岁的男劳力554人，当红军和做工的有485人，占88%;下才溪男劳力共765人，当红军和做工的有533人，占70%。可见，留在后方的多数是老弱妇孺。大部分青壮年男子上了前线，后方如何顺利进行生产呢?上才溪留在乡村的男劳力只有69人，与女劳力559人比较，男子仅占劳动力总数的11%;下才溪留在乡村的男劳力232人，与女劳力435人比较，男子也只占劳动力总数的 35%。毛泽东认为:“因此，耕种主要依靠女子。”［2］343

在男劳力缺乏的形势下，妇女真正成为乡村生产的主力军，既解放了妇女，同时也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1934年1月，毛泽东在“二苏大”的报告中指出，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争取妇女的解放，必须认识到“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和推动妇女参加生产，是我们农业生产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务”［5］132。

二、《才溪乡调查》中毛泽东领导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基本经验

毛泽东作为中央苏区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对苏区的经济建设实践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同时进行了卓著的理论探索。《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总结和推广才溪乡革命根据地建设经验、特别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经验而进行的专门调查，阐明了毛泽东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思想，体现了党和毛泽东关于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思想。

(一)从农村根据地实际出发，正确处理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是毛泽东苏区经济建设思想的重要指导方针

当时才溪乡的经济建设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革命前，才溪乡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农村一样饱受敌人的剥削和压迫，群众生活异常贫困。土地革命成功后，为了捍卫革命胜利的果实，群众参加红军的热情高涨，这种革命积极性为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保证。二是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经济封锁，使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在《才溪乡调查》中，毛泽东多次愤慨难抑:“反革命使我们的衣服贵到如此程度!”“不打倒国民党无盐吃!”“可恶的国民党的封锁!”［2］348－350这样的形势是当时革命根据地共同的处境。因此革命战争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要不要和怎样进行经济建设的问题就摆在党的面前。

在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关系上，当时党内存在一些错误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派’”［5］119，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了革命战争。毛泽东对党内这两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5］120“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5］123毛泽东指出，一方面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全党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另一方面在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这一对关系中，革命战争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5］123。

才溪乡是怎样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根据地的呢?为此，毛泽东专程来到才溪乡进行深入的调查，认真总结才溪乡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充分解决了在革命战争环境下经济建设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问题。

(二)把农业生产摆在经济建设第一位，发展苏区经济

土地革命后，才溪乡广大群众迫切要求发展生产，改善生活。1930年6月，在毛泽东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闽西特委召开了南阳会议。会议指出解决财经问题对巩固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并号召苏区人民大力发展生产，繁荣苏区经济。针对根据地实际情况，党和毛泽东制定了苏区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5］130－131。并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革命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头等重要任务，“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目日常用品的原材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5］131。

党和毛泽东把农业生产放在了苏区经济建设的首位，并付之实践。关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苏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首先，才溪乡创立了苏区第一个劳动合作社，组织妇女参加生产，解决了广大青壮年男子参加红军后农业生产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中央苏区政府推广了才溪乡的劳动合作社经验，并颁布了《劳动互助社合作纲要》，对劳动合作社的组织、调剂劳动力的方法、工资换算等做了具体的政策规定，有组织地调剂劳动力。其次，为了解决耕牛不足的问题，农村根据地广泛成立了耕牛合作社，动员一切无牛人家自动合股买牛，共同使用。上、下才溪成立了两个耕牛合作社，解决了耕牛困难问题。农忙时，耕牛合作社往往与劳动合作社结合在一起，人力牛力统一使用，在生产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再次，苏区各级政府采取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增加肥料、植树造林等措施，给农业增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根据地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迅速发展。《才溪乡调查》中总结的才溪乡农业生产的发展可以印证当时苏区农业经济繁荣和发展的态势，“在暴动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一年)，生产低落约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年恢复了百分之十，今年(一九三三)比去年增加二成(杂粮如番薯、豆子、芋子、大薯等，则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超过了暴动前百分之十。……全区粮食，暴动前不够甚远(加以那时做粉干的多)，去年已够食，今年则已有余了”［2］344。

(三)关心群众生活，才能依靠群众进行经济建设

毛泽东对群众的利益、生产和生活极其关注。在《才溪乡调查》篇幅最长的“经济生活”部分，毛泽东详细调查了暴动前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物价变动。从报告中近乎“琐碎”的米肉衣盐油消费情况记录中，可见毛泽东心系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生活，如“米:暴动前，贫农雇农平均每年只有三个月吃米饭，其余九个月均是吃杂粮，青黄不接时要吃‘羊蹄子’，更有吃糠的。现在，有了六个月的米饭吃，配合六个月的杂粮，一年就够了。本地产米很少，故还需一半依靠杂粮，杂粮的生产也比以前多了”。正因为关心群众生活，经济建设才能依靠群众。才溪乡经济公债，群众完全是自觉购买，没有强迫，销售了8146元，“因为县贸易局建立，有了盐布买，群众更加认识经济公债的重要了”［2］252。

可见，革命战争、经济建设都要依靠群众。而依靠群众，就要关心群众生活。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的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为了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5］136。毛泽东批评了一些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对其他事情不讲也不管、对群众生活完全不理而导致群众不支持革命的行为。毛泽东以长冈乡和才溪乡政府关心群众生活、取得群众对革命工作的支持为楷模，进一步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5］138。这段论述表现了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在根据地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中的具体运用。

三、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经济建设思想的启示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对才溪乡人民经济建设上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当时整个苏区经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党和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经济建设的时间比较短暂，但苏区经济建设的创新举措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得到了验证，积累了许多丰富和宝贵的经验。党和毛泽东在苏区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对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革命老区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一)注重调查研究，实现经济建设实践中政策制定的创新

从1930年5月的《寻乌调查》、1931年1月的《兴国调查》到1933年11月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可得出结论: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为解决实际问题做过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这些调查，党和毛泽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创造性地建立了劳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商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并推行“股份制”。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繁荣苏区经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要实现经济建设又好又快发展，搞好决策前的调查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需要我们在工作方法上注重调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才能根据客观事实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没有调查，就不了解客观事实，不能遵循客观规律，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就难以实现政策和方法从无到有、从旧到新、从破到立的创新。

(二)从实际出发，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其他工作的关系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的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一般而言，在经济建设与其他工作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关系所构成的矛盾中，经济建设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但矛盾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在特殊的环境下，经济建设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会在彼此的地位与作用方面发生改变。也就是说，革命与战争上升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时，经济建设就必须围绕着革命战争的任务。

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环境已由封闭、封锁转变为开放的、有利的环境，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转变成执政党，领导着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没有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也没有变。因此，社会主义建设仍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既要重视经济建设这个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也要重视其他工作。正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重视农业生产，解决好“三农问题”

中央苏区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虽然当前的经济建设环境与当年中央苏区经济建设不同，但毛泽东关于苏区农业发展的基本精神对当前农村发展依然是适用的。当年，农村革命根据地由于广大青壮年男子参加了红军，造成根据地生产劳动力缺乏。改革开放后的今天，革命老区的青壮年男子大多外出打工，党和政府再次面对如何解决生产劳动力问题，苏区成立劳动合作社与组织妇女成为生产主力军的措施，在当今农村经济建设中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当前，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国经济建设中一个重要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近年来，党中央对“三农”问题从政策上、经济上给予大力的扶持，体现了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农民的关怀，同时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农村的小康、农民的富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三农”问题仍不乐观，与世界接轨仍有差距，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并对解决“三农”问题做了具体指导:“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四)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关注民生

中央苏区在短时间取得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关键在于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要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为群众谋利益。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经济建设时都应该重视群众的利益诉求，才能在经济建设中依靠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一贯宗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其中“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点和人民利益标准;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党要“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论述科学发展观时强调了“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不断在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取得新成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好生活。”

［1］钟兆云.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实［J］.福建党史月刊，2003(11):8－12.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才溪乡调查［C］//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熊吉陵.黄诚.论中央苏区时期的农村合作制经济建设［J］.江西社会科学，2006(10):120－125.

［4］钟巨蕃.毛泽东与才溪乡［J］.政协天地，2003(9):22－23.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