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俊勇

（湖北大学，湖北 武汉430062）

“圣贤气象”一语最早可见于二程子，“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得圣贤气象”［1］（P238），那么什么是“圣贤气象”？一言以蔽之，“君子之德风”（《论语·颜渊》，以下只列篇目）。这句话需从两个层次理解：一者源起；一者结果。从源起上说，君子之德有风，风者，君子修德涵养于内而显于外者。具体来说，见其人则感其气者，闻其事、语而其人自现者，即是说风是人举手投足、言谈话语及其思想文字中透露出的一种气象。从结果上说，君子之德如风，如风自化天下，即是说风有一种无形无为的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就像老子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君子之德风”，总起来说就是君子修于内而显于外的对人有一种向上向善作用的感染力、震撼力与影响力，也就是圣贤气象。

一、孔子圣贤气象的表现

要探论圣贤气象，莫过于探论孔子的圣贤气象。对于孔子圣贤气象，二程子说，“仲尼，元气也”“天地也”，“无所不包”而“无迹”［1］（P360）。二程子对孔子气象的描述很抽象，大概在二程子看来，孔子圣不可知，不可限定，所以对其描述只能诉诸于“元气”“天地”这些大而化之的根本性的词汇。但这无疑是单纯神化孔子，圣人固有其深不可知的一面，可是圣人一样也有常人之情，有情绪，有对错，圣人不是不可亲近，而是久而敬之的。

那么对于真实而有人情味的孔子，其圣贤气象是怎么样的呢？观《论语》，一语“夫子温、良、恭、俭、让”（《学而》），其形容已可见矣。朱注说，此“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辉接于人者”，“今去圣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见其形容，尚使人兴起”［2］（P63）。

《中庸》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文章就从仁者、智者、勇者3个角度分别论述孔子圣贤气象的具体表现。

（一）仁者气象

仁者要达到的境界是“不忧”。对于仁，孔子是“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孔子体仁，似乎性与天成，行仁而了无痕迹，自然而然。了无痕迹，自然而然则不忧，孔子于仁呈现的是一种“温润含蓄”［1］（P197）的气象。这表现在3个方面，首先表现为一种浑厚、厚重与安详。“君子不重则不威”（《学而》），孔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其次表现为待人以宽。《卫灵公》篇记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可以说在孔子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致于责人话语亦不迫切，《宪问》篇记子贡好较人长短，孔子并没有严词批评他，只诉诸于自抑的话语，“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谢良佐说：“圣人责人，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如此。”［2］（P203）最后表现为乐天知命、从容不迫。《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被困于陈蔡，“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孔子处困境险境仍泰然处之，安之若素。又记宋国司马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离开宋国，弟子们希望他走快点，而孔子仍然不徐不疾，不慌不乱，因为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孔子乐天知命，从而从容自在，自然行仁而不忧。“不忧”让孔子呈现出一种“温润含蓄”的气象。

（二）智者气象

智者要达到的境界是“不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怎样才能避免己之一失？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入口上方写着：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说：“我知道我一无所知。”这是一种很谦卑的态度。元人胡一桂研究《易·谦》说，“《谦》一卦六爻，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3］（P143），这在六十四卦中是唯一的一卦，其他各卦皆有吉凶转化，独谦没有转化，可见谦之用大。由此可见，最高的智慧乃是谦让守柔之道。

孔子于此呈现的就是一种谦柔，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象。孔子不好为人师，以人为师，“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孔子本于事实，不自高，“我非生而知之者”（《述而》），“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子罕》）；孔子也明白承认有所不知，“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孔子还卑以自牧，“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程子于此说道，“圣人之教人，俯就之若如此，犹恐众人以为高远而不亲也。圣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则不亲”，程子又拿孟子作比，“贤人之言，则引而自高，不如此则道不尊。观孔子、孟子，则可见矣”［2］（P142）。孟子英气毕露，故以作高，以致程子以为孟子为贤不为圣了。

（三）勇者气象

勇者要达到的境界是“不惧”。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述而》）勇者是不惧，在这里，孔子却“惧”，怎么理解这个“惧”呢？朱注：“惧，谓敬其事。成，谓成其谋。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2］（P121）这样可知孔子的勇是一种敬慎而有节制的勇，孔子的勇一方面要恭敬谨慎，“居处恭，执事敬”（《子路》），“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颜渊》）。孔子的勇另一面是礼而有节，“勇而无礼则乱”（《泰伯》），勇必须有界线，有仁礼引导，勇不可莽为和盲为。孔子勇的这两方面，让孔子呈现的是一种长者浑厚而儒雅的气象。

总起来说，孔子“温、良、恭、俭、让”，是长者之风，先生之行，为仁则自然而然，勿忘勿助；教人则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为事则如穿石之滴水，持久而有柔韧力的美。孔子气象让人久而敬之。

二、孔子圣贤气象的成因

孔子之所以有如此圣贤气象则是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生长背景（2者合为存在背景）、儒者异质、思想境界有关的。现从这3方面一一论述。

（一）孔子的存在背景

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4］（P12）孟子也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所以要清楚孔子气象何以如此，必先清楚孔子所处的时代怎样，论世以知人。

要论孔子的时代，又必须论孔子的生长地鲁国。对于鲁国情形，胡适先生在其《说儒》里引傅斯年先生的考证，“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殷之六七百年之情形尚如此”［5］（P9），这即是说孔子时的鲁国有双层文化，一者殷文化，一者周文化。

先说殷文化，胡适先生指出，“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这种宗教根本上是一种祖先教。祖先的祭祀在他们宗教里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5］（P13），因为祭祀的重要，所以应运出一批从事祭祀的专门性人才，他们就像西方主持婚丧礼庆的神职人员一样，他们是那个时代的神职人员，他们的地位很高，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但是殷最终还是覆灭了，这批“教士”地位也随之改变，变成了亡国遗民，这必然波及他们的心理与性格，他们变得更加谦卑，“彬彬有礼的亡国遗民，习惯了犯而不校的不抵抗主义，所以得着了‘儒’的浑名”，他们的人生观也变成了“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人生观”［5］（P15），胡适先生进而断定，“这种柔逊谦卑的人生观正是古来的正宗儒行”［5］（P55）。因为文化具有保守性，时代越古，这种保守性表现得越深厚，所以到孔子时这种“殷礼”及其遗风依然大大存在。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为礼容”（《孔子世家》），即是耳濡目染“殷礼”。这是殷文化给孔子留下的遗产。而孔子本身又是殷人贵族后裔，“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这样他对殷文化又多了一种身份上的认同感，从而使殷文化的“殷礼”及其“柔逊谦卑的人生观”对他的影响无以复加，使他日后趋向温良恭俭让的性情。

鲁国的另一种文化——周文化对孔子的影响也是根深蒂固的。鲁国的统治者是周公，周公对鲁国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影响，一者周公功勋卓越而使鲁国有较完备的甚至拥有天子祭天的礼，二者周公承文王之志，制礼作乐，发展“周礼”，使鲁国成为各诸侯所向的“礼仪之邦”，“周礼尽在鲁矣。”（《左传·昭公二年》）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更为重要的是周文化的内核是“德”，所以“周礼”不再是单纯的祭祀祖先的丧葬之礼，“而是注意追求礼仪的意蕴，特别是深层意蕴，究礼之大本，从而把握先王之道，并希望实施于天下”［6］（P57）。孔子时，周室虽衰微，礼崩乐坏，但是周文化遵王大义依然存在，因此孔子重视拓展“周礼”内涵，“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孔子进而独创性地提出了“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孔子的成长环境对孔子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孔子3岁丧父，家庭条件不好，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从小就从事各种“鄙事”，“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些“鄙事”包括“年少时所从事的种地、放牧之类的活计，也包括后来担任‘乘田’‘委吏’时所从事的各种职事”。而“通过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在锻炼体魄的同时，使他经受各种各样的交往、体验。特别通过野外活动，与大自然接触，融进自然，体味和感受自然，使少年孔丘不仅受鲁国浓厚传统文化气氛熏陶，而且受自然的陶冶，心里充满感动与激情，会把心灵培养得丰富、温暖、纯洁。”［6］（P42）

（二）孔子的儒者异质

孔子是儒者，但孔儒中含有“道”。以《论语·先进》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为例。

孔子赞叹曾皙“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向，历来各家对此“曾点气象”异说纷纭，以刑昺对《论语》疏为例：“夫子闻其乐道，故喟然而叹曰：吾与点之志。善其独知时而不求为政也。”［7］（P1054）刑昺要表达的是孔子有一种知时不我与而归隐的思想，但孔子“笃志好学，守死善道”（《泰伯》），“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他怎么会因为不得志就要隐退，特别是要像魏晋人士一样独自游乐山水了呢？何况孔子让弟子们各言其志的前话是“如或知尔”，即如果你们能被用于世，所以可知孔子根本还是要入世，并没有归隐遁世之意，孔子在知时这个问题上，只是有“道”的出世精神而已，出世而不逃世，隐而不退，继续著书以求其志。

其次对于“曾皙所展现的安详、悠然自得的生活图景”与孔子一贯所主张的“大同世界”是“不期而遇”的，也是可以肯定的［8］（P215）。只是这种生活图景含有“道”的旨趣或魏晋风味，“在感受大自然的无限生机中，在无物无我的境界中，体认到了人生的最大快乐”［9］（P32），孔子是在“大同世界”的根基上谈乐的，所以孔子的这种乐不是魏晋的个人之乐，而是天下人的共乐。孔子理想仍是儒的“大同世界”，只是“溶摄了道家的价值追求”［9］（P33）。

孔儒中含有“道”，还有另一层次的意义。据胡适先生研究，被后人指为道家的“老子也是儒”，“老子的教义正代表着儒者古义”［5］（P55），而孔子正是在古儒的基础上开创出后来儒学的，这即是说孔子儒家思想中存在着许多后来被指为是道家的思想，如“无为而治”，一贯为道家所据，《老子》有浓厚的“无为而治”思想，但“无为而治”并未在《老子》中直接出现，反而出现在《论语》，由孔子明确提出：“无为而治者，其为舜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这是孔子与老子相通的地方。另老子善柔倡不争，以水为至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七十八章》），这在孔子思想中也是明显的。孔子讲恕道，又谦卑以自牧，这与老子思想是相通的。孔儒中含有“道”，这影响了孔子温良谦逊柔下的性情。

（三）孔子的思想境界

二程子曾比较孔孟言语之不同，“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实事”［1］（P76），程门弟子范祖禹也有类似的表达，“盖孔子之言，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时之急务，所以不同”［10］（P278）。与孟 子 更 多地着眼于实事，着眼于当前急务，不得不言辞激切相比，孔子能够着眼于道，着眼于永恒，在思想上高屋建瓴，《论语·子路》篇有这样一段记录孔子思想的话：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在孔子看来，为政的根本在于“正名”，不“正名”则一切不成，这就是说，在孔子看来思想问题是核心，孔子站在思想高度上看待各种问题。而孔子的“正名”学说还有一个更高更纯粹的源头，胡适先生说，“孔子学说的一切根本，依我看来，都是一部《易经》”［11］（P213），这就是说，孔子看 问题完全 是哲学 化的，而一个致力于哲学与思想的人，他的内心多是平静、自然而温和的。

总而言之，孔子因其所处的时代，进而他所接收的文化遗产、他要面对的时代问题，以及他在儒者思想上的异质“道”，还有他本身的思想境界，让他有一种“温、良、恭、俭、让”的性情，从而使他呈现出温润含蓄、有容乃大、长者儒雅的圣贤气象。

［1］（宋）程 灏，程 颐.二程集：上册［M］.王孝鱼，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2］（宋）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上册［M］.金良年，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4］（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胡 适.胡适文集：第5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张宗舜，李景明.孔子大传［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3.

［7］黄怀信.论语汇校集解：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8］姚式川.论语体认［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9］冯达文.“曾点气象”异说［J］.中国哲学史，2005（4）：28-34.

［10］（宋）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下册［M］.金良年，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1］胡 适.胡适文集：第6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