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新霞

（安徽工业大学 发展规划处，安徽 马鞍山 243002）

游仙诗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正式以“游仙”为题进行诗歌创作，始于曹植，但游仙诗的创作可以上溯至先秦时期。《庄子》、楚辞与道教的神话幻想系统是产生游仙诗的三大重要因素之一，《逍遥游》、《远游》与《仙真人诗》是代表性的作品，尽管“游”的特点有所不同，但其中所蕴含的游仙精神都为游仙诗提供了生发的土壤。

一、心灵出游：庄子《逍遥游》

“游”可解释为一种精神世界里的自由的、不受拘束的行为，这种“游”往往在现实生活中是不能实现的。庄子在《逍遥游》中对这种自由的、无拘无束的遨游作了生动的描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1］P14他描述藐姑射山上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事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1］P21由于天是“远而无所至极”的，正如庄子在《逍遥游》中所说“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所以庄子想象神人能“游乎四海之外”、幻想能够“以游无穷”，事实上是任意遨游于天地上下四方，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庄子所倡导的逍遥游实质上属于心游，即精神出游，是一种植根于现实又超越于现实之上的自由的精神活动。

庄子强调的是游仙本身所具有的自由、不受拘束的特点，他并不刻意强调“游”的主体和除“游”这一行为本身之外的其他目的。庄子的心游比起后世的游仙，其目的和动机更多显示出一种终极性的价值意义，他既不像屈原那样明显地由于“悲时俗之迫阨”而游，又不同于曹植因为嫌“九州不足步”或“四海一何局”而游，同时庄子的游不像后世游仙诗那样注重追求肉体的长生。庄子强调的“游”的自由性这一特点在《远游》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失意人有托而逃：屈原《远游》

庄子的心游虽然对后世的游仙及游仙诗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真正意义上的游仙诗则是从屈原的《远游》开始的，所以《远游》应视为后世游仙诗的滥觞。朱乾在《乐府正义》中说：“屈子《远游》乃后世游仙之祖。”他认为《远游》是游仙诗的一个重要源头，这是很有道理的。关于屈原创作《远游》的动机和宗旨，朱熹在《楚辞集注·远游》中说:“屈原既放，悲叹之余，眇观宇宙，陋世俗之卑狭，悼年寿之不长，于是作为此篇。思欲制炼形魂，排空御气，浮游八极，后天而终，以尽反复无穷之世变。虽曰寓言，然其所设王子之词，苟能充之，实长生久视之要诀也。”正因为在现实中感到愤懑，才幻想借远游来逃避。

从对游仙诗发展的影响来看，《远游》对《逍遥游》的重大发展有二：一是把庄子的“心游”发展为屈原的“身游”；二是把庄子的为追求自由的游而游发展为“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的有寄托、为逃避而游。屈原之所以要远游，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得很清楚：“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谗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遂叙眇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可见，屈原的远游是为现实所迫不得不做出的选择。王夫之在《楚辞通释·远游》中解释“远游”为“远尘而游于旷杳”，幻想能够远离尘世，为自己寻找出路。从屈原、庄子之所以要游的心理来看，庄子的游更多地显示出精神指向性和主体能动性，他自己想游，是看透现实一切后所追求的一种超越现实的境界；而屈原的游则明显具有被动性，是为外界环境所逼，因此他希望身体力行，能“游于旷杳”。

把心游发展为身游，再加上屈原生活的楚地有着浓郁的巫术神话思想，《远游》自然比《逍遥游》中多了一些浓郁的神仙气息，如：“朝发轫于太仪兮，夕始临乎微闾。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逶蛇。”“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轩辕不可攀援兮，吾将从王乔而娱戏。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见王乔而宿之兮，审壹气之和德。”在其游仙过程中，通过“羡韩众”、“从王乔”、“召丰隆”、“召玄武”、“右雷公”、“使湘灵”等描写，将自己置身于和仙人同游的境界中，屈原的“身游”比庄子幻想的“心游”进了一步，他欲借此脱离丑恶的现实，是对庄子《逍遥游》中单纯的“以游无穷”的具体化。如果说庄子重点突出了其“游”的自由性这一面的话，那么应该说《远游》在其“游”的基础上则又加大了“仙”的比重，而且他不像庄子那样淡化或泛化“游”的主体，更强调要人、仙同游。“游”和“仙”在屈原的诗歌里第一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屈原《远游》虽然在游仙过程中充满了探索与追寻的欢愉与无忧，但他的游仙是因为在现实中不得志，是有所托而游的，正如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所说：“盖其愤世疾邪，厌时俗之迫阨，而思游仙者。”故此诗还充溢着悲愤之情。此外，《远游》中虽有很浓郁的神仙气息，可作者写神仙的目的是因为羡慕他们能自由地遨游，不受空间的限制，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借以脱离污浊的现实，所以诗的文化内涵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

《远游》在以下两方面为后世游仙诗提供了借鉴:

第一是迫于现实，托词远游以寻正气之所由。“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作者之所以要远游正是感于“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2］希望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寻找生命的归宿。这便为后世对现实不满的诗人提供了一种诗歌素材，创作游仙诗以暂时摆脱现实的困境，为自己寻找精神安慰与解脱，这种游仙精神一直为后世诗人所继承。

第二是诗中使用了许多道家与道教常用的名词，如“虚静”、“无为”、“真人”、“登仙”、“惭六气”、“漱正阳”、“精气”、“羽人”、“不死之乡”、“驾六龙”、“载云旗”等；诗中歌颂了为后世道教所崇拜的一些人物，如“韩众”、“轩辕”、“蓐收”、“海若”、“冯夷”等，充满了浓郁的道教色彩，尤其突出了传统游仙诗中至关重要的两位人物：赤松子与王乔，他们二人向来被视为道教长生不死之化身，在后世游仙诗里频繁出现。《远游》所体现出来的游仙精神和道教色彩这两方面被不同程度地吸收和继承下来，正是基于此，断定《远游》被称为“后世游仙之祖”。

三、高士真切怀想：高士与《仙真人诗》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云：“凡诗中言神仙有二途：高士真切怀想，失意人有托而逃。”“高士”和“失意人”因各自不同的需要而创作游仙诗，导致他们的诗作具有不同的意义内涵。高士创作的游仙诗更侧重于对“仙”的向往，重在追求神仙般的安逸生活与生命永恒；而失意人则更欣赏仙人的“游”，重在追求自由的生存空间，希望通过神游为自己的痛苦心灵寻找一片栖息之地。屈原的《远游》开了“失意人有托而逃”的先河，而“高士真切怀想”的诗作则在秦汉时期开始出现。

这里所言高士是指隐居不仕或修炼得道之人。《说郛》卷六引《读子随时·庚桑子》：“‘高士’注释云：吸日精炼丹而仙曰高士。”渴慕神仙，是希望像神仙那样长生不死，而长生不死的目的，正如葛洪《抱朴子·对俗》所言：“求长生者，正惜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于升虚以飞腾为胜于地上也。”［3］追求成仙并非仅仅为了到达神仙世界，而是希望像神仙一样任意支配自己的时间与生命。渴望像神仙般长生不死之人应该说不仅限于高士，封建帝王甚至是凡夫俗子也可能都有此追求。拥有生命就可以永远享有现世的一切，因此，追求成仙的原因正是因为留恋现世。照此来看，最初“惜今日之所欲”的人应当包括那些封建统治者，他们虽说不是高士，却有着和高士一样的精神追求。

西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记载：“自齐威、宣之时，驺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药皆在焉。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童男女求之。……始皇……并海上，翼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4］P1368-1369

在史书中有多处记载封建统治者寻求仙人及不死药，但尚无把他们的这一期望与追求用诗歌这一体裁表达出来的记载，直到秦《仙真人诗》的出现。《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记载由于“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所行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4］P259。《仙真人诗》现在虽已不传，但从秦始皇对神仙的渴求和令博士创作《仙真人诗》的动机与目的来看，它的内容应是借访仙求药以延长寿命，期冀能长生不死，进而永远保有现世的一切。

《仙真人诗》与《远游》所体现的游仙精神已有很大的不同，二者各有侧重，《远游》开启的是“失意人”的游仙，借游仙以逃世；而《仙真人诗》表现的则是对“高士”般的长生不死的精神欲求，他们游仙是为了保世，追求生命永恒，永远享有现世的一切荣华富贵。《远游》和《仙真人诗》开了后世游仙诗的两大基本精神，或追求生命的长度以至永恒，或借以逃世追求生存空间的自由，或二者兼而求之，不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都为后世游仙诗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1］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朱熹.楚辞集注·远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