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青 杨雅丽

（长江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8100）

《礼记》的作者凭借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渊博的文化素养及对社会生活新颖独到的见解，娴熟地驾驭语言文字，将深刻的礼学道理阐发得如此精妙绝伦。《礼记》的作者并没有刻意地研究修辞艺术，但篇章的字里行间蕴含了作者的修辞意识。在《礼记》中深邃的比喻不仅数量繁多，而且所选喻体十分得体，呈现了深刻的时代精神和文化意义。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要用譬喻，约有两个重要点必须留神：第一，譬喻和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必须有一点极其相似；第二，譬喻和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又必须在其整体上极其不同。”［1］（P75）《礼记》中比喻的本体多为“礼”，作者运用巧妙的比喻阐释了“礼”对于修身治国、维护统治的重要作用；礼学家在喻体的选择上更是独具匠心、新颖别致。观察《礼记》中比喻修辞的本体指向和喻体选择，可以窥见《礼记》文化意蕴和礼学思想的博大精深。

一、《礼记》比喻修辞的本体指向

儒家倡导仁德思想，主张用伦理、政治、社会原则约束和调和社会矛盾，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以外在的形式帮助人们和社会达到和谐的状态。《礼记》篇章中大量使用了比喻修辞来论述礼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作为本体的礼，其本身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在修身进德，还是治理国家、维护等级秩序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礼记》的论者娴熟地驾驭着语言文字，旁征博引论述了礼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对当时社会现状深刻的分析，而且是对后世意味深长的训诫，也是对礼文化最有力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