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赟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89;四川外国语大学 德语系，重庆 400031)

一、文学化空间

“空间转向”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引人瞩目的理论范式转型，深刻影响了历史学、社会学、城市学以及文化学等诸多学科。各学科之间形成相互交叉或渗透的空间理论和研究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也赋予文学研究的空间思考以极大的阐释性。受其启发，空间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到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就研究思维来说，莱辛在《拉奥孔》中将叙事文学的空间性置于绘画和造型艺术之下的理念失效，线性叙事的时间性不再是传统文学理论研究中具有垄断地位的唯一维度;空间也不再被仅仅视为文本内部事件情节的发生场所或文学人物的表演舞台。取而代之，它成为一种对日常生活空间、都市景观空间、政治权利空间、民族国家空间、主体身体空间等方面拥有话语权并层次多样、内涵丰富的表征形式，正如德国空间问题专家古策尔的观点，文学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审美意识和表现形式的语言文字艺术，其虚构性的创造和对空间关系的建构在空间转向的影响之下，必然有待于重新发掘和考察。［1］以空间问题作为视角切入点，近几十年的西方学界在后殖民主义文学、女性文学、空间叙事学、文学地理学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拓展和深化。一方面，文学中的地域空间描写，不应该仅被视作情节发生的场所和背景，而本身就是一个承载着作家关于地理、社会、文化、政治认知和想象的丰富多彩的资料库，也创造和生产出多样的差异性空间;另一方面，探究作家如何使用不同的文学体裁和文学手段，将不同的地域空间作为书写对象并加以变形、间离或重塑，以在虚构空间和现实空间上达成清晰逻辑的关联，也日益成为文学研究者们的新策略。任教于瑞士巴赛尔大学的当代德语文学地理学者芭芭拉·皮亚蒂(Babara Piatti)博士曾提出“文学化空间”这一基本概念。在她看来，文学化空间是指运用诗歌、戏剧、小说及游记、日记、书信、自传等不同文学体裁，将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各种地理空间，包括国家、地区、城市、乡村、部落等作为文学书写的对象加以呈现和建构。在对文学文本的空间性进行研究时，“文学化的空间”是一个起总领作用的概念。在它之下包含“虚构化的空间”和“虚构的空间”两类子概念。前者是指一切真实存在的地理空间在虚构的文本里通过文学的手法被塑造和建构，而后者书写的空间则主要依附于作家的想象性创作。［2］可以看出，对以皮亚蒂为代表的研究者们来说，其研究角度之一就是关注地理空间在文本内外的表征和指涉关系。在他们看来，文学中的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交织徘徊、具有多种变数与多重意义的要素，也必须在现实与文学的双重条件下进行考察。

二、地图之争与美国再现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著名文化学学家西格丽德·魏格尔(Sigrid Weigel)在论述当代空间转向与文学研究的互动影响时，是从一份与美国有关的地理史料展开的。在其《论“地形学转向”/文化学中的地图学、地形学和空间概念》一文中，她从2001年美德两国争夺一份古老地图的事件入手，介绍了美国与德国文化学研究对“空间转向”理解的不同侧重点。该事件起源于一份由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制图学家马丁·瓦尔德希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在1507年绘制的木质世界版图，上面明确标有“Amerika”字样，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使用此称号代指美洲大陆的珍贵文献。在这场争夺战中，德方以原著版权为由坚持享有绘图，美方则作为地图所绘对象的代表，责求德国予以归还。最终，德国总理默克尔于2007年将这幅地图正式移交给美国国会图书馆。魏格尔指出，美德两国在新世纪初的这场地图争夺战可视为后现代空间问题凸显的一个重要依据。而就该起事件来看，使用“地形学转向”这一术语与“空间转向”相比，具备更加明确的指涉性和代表意义。就研究领域和方法的差异来说，美国学界主要集中在后殖民、人种学等领域展开考察，而德国文化学界则采用跨学科的角度关注文学、媒介学中的空间和空间性。［3］无独有偶，十年前的地图之争刚刚落幕，去年夏季，笔者在访的德国慕尼黑大学再次发现一份意义非凡的缩略版地图。这一事件再度引发了美德两国人文学界的高度关注。这张由慕尼黑图书馆工作人员无意发现的小地图，同样出自马丁·瓦尔德希米勒之手，与大地图一样，绘于五百年前，被认定为美洲大陆的“出生证”，地理学界的专家迄今为止只见过四个版本，慕尼黑大学图书馆发现的是第五张。这一古老地图历经几个世纪的风云变幻，最终得以重返现代人类视野。一张地图受到如此关注，不仅仅因为它浓缩了几百年前的那场宏伟壮举，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类史上第一份关于美洲大陆的凭据，它也见证了人类文明自身的变迁和发展。就德语文学来说，新大陆发现的意义或许在于，不论作为新兴地理空间的代表，还是与古老文明发源地之欧洲形成“他者”的对比角色，美洲社会的典范——美国，以其大洋彼岸的异域形象，跟随哥伦布的航行一道，一触即发地突破文学话语空白，作为重要的表征对象进入德语文学的创作领域。自15世纪以来，德语文学便以不同体裁和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进行书写、塑造和建构。与其他空间国度相比，美国成为德语文学中一个典型而又独特的“文学化空间”，随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演示着其丰富多样的文学图景。借助这份古老地图的回归，我们也可对美国这一空间国度在德语文学中的形象进行追述和回顾，在现实和文本的双重层面上来重新审视和考察有关它的“文学历史”。

三、德语文学中的美国图景

德语文学评论家汉斯·加林斯基(Hans Galinsky)曾用美国图景/图像(Amerikabild)一词来指代由德语作家“直接或间接传递的、与读者的前经验形成平行或对照的、关于时下的美国政治领土的一种图像”［4］。从本质上来说，这一概念是芭芭拉谈及的“文学化空间”的延伸和拓展，也直接指涉和显示出美国这一地理空间在德语文学中所享有的话语权。

15世纪末的航海旅行让哥伦布坚信自己发现并踏上了一个崭新的乌托邦世界，也开启了欧洲和德国人对于新世界的图景勾勒。富足的黄金和宁静安乐的生活使得美洲大陆很快便成为世人幻想的伊甸园和理想国度。在哥伦布着陆美洲后两年，德语文学中就出现了关于“黄金岛”的描写，如1494年由圣巴斯蒂安·布莱特(Sebastian Brant)所著的《愚人船》(Das Narrenschiff)一文。随后的两个世纪内，美国作为新大陆的代表，大都以一种神秘的、原始的、充满异国风情的形象出现在一些翻译文学和游记文学中，散发出充满自由、野性、不受神权控制的自然特性，与当时宗教至上的欧洲形成了一定的对比。17世纪初期开始，英国殖民者来到美洲东北大西洋海岸开辟并新建殖民地，欧洲殖民侵略和文明开拓的重心逐步由南美移向北美。

哈诺德·简茨(Harold Jantz)曾就欧洲和德国历史上有关美国形象的认知进行总结。他认为，存在四个阶段性的认知特征:黄金的原始主义、怪异另类的神话、文化浪潮中的历史神话——西进运动，以及承载着社会希望和政治未来的国度(不论这种希望实现与否)。［5］毫无疑问，简茨的总结也体现了文学领域几世纪以来对美国形象的书写史，概括了美国图景于不同阶段的变化和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均以其辽阔、富足的自然形象出现在以旅行游记、旅行报告为主的德语文学作品中。而它作为自由希望的代名词真正引起德语文学家们的关注源于17世纪末。1683年在美国费城建立的德国城(Germantown)不仅是德国移民的第一个主要定居点，也成为德国教徒躲避宗教及政治迫害的避难所和流亡地。随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和在政治上摆脱欧洲殖民统治所做出的努力，它进一步成为德国人眼中承载着政治希望和前景的先行模版。而德语中的“Amerika”一词自此时开始也逐步指涉北美地区(更大层面上代指美国，因为此时的加拿大仍依附于英国殖民的统治之下)，从而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南部地区有所区别。如今，人们惯用德语“Südamerika”一词代指南美洲。

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受启蒙的理性光芒影响，欧洲文化的发源地意大利成为德国文人们首先青睐的对象。此外，那些与德国相异的、陌生新奇国度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也尤其吸引德语作家的目光。这其中既有资产阶级大革命的发生地法国，也有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而大洋彼岸的遥远国度——美国，则因其逐步凸显的政治希望而受到德语作家的追捧。独立战争的爆发和胜利，让那些因本国改革失败而沉沦于萎靡绝望情绪的德国作家们看到一线曙光。美国作为地理意义上的新世界，逐步转变成为旧世界文明和美德的继承者或开拓者，充满原始风情、荒芜野性的异域形象也逐步被其发展过程中所散发出的政治和人文气息所替代。然而，德语文学对于美国的认识和书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历史的进程出现不同的、阶段性的倾向与态度，可以说，美国这一他者的形象在德语文学家的笔下，不断的游走于希望与失望、肯定与否定之间。

19世纪初关于美国的记载仍然主要限于一些由士兵、传教士和移民所著的旅行报告，但这些报告已渐渐失去往日流于极乐世界或原始风土人情的异国元素的记录，而是以优先展示美国在政体制度上的先行者形象为主。在一些作家如卡尔·麦(Karl May)的小说中，美国除了被描绘为一片原始的自然和文明之地以外，还被作家赋予诗意般的精神寄托。对晚年歌德的一些谈话录、书信集和科学文章进行考察，会发现歌德对美国这一新兴世界的人文地理、经济社会制度也表示出了一定的兴趣和见解。他曾说:“遥远世界的另一端有同样方式的(人物)入场。大家祝愿美国人好运吧。富兰克林和华盛顿这两个名字开始在政治和战争领域闪烁发光。”［6］在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漫游时代》两部作品的某些情节上，似乎也存在对美国元素的关照。如《学习时代》中按照美国共和制的自由选举模式对剧团演员的组织结构进行设置的情节。对于另一位德语文坛大人物海涅来说，自他的第一部叙事作品《来自柏林的书信》起，美国这一空间国度就在他的文本里有所持续涉指。海涅的美国观在其创作生涯前期呈现出肯定、褒扬的态度。“自由的国家”、“实现了人权的国家”、“没有出版限制的宽容”等看法让美国一度成为海涅心目中极度推崇的国家。而自海涅1831年的《法国的状况》一书，美国社会承载的积极意义便被逐步消解，他对美国一度出现了厌烦情绪。在海涅的后期诗集如《罗曼采罗》(Romanzero)等作品中，也有对美国的现行社会制度和状况进行质疑和否定的论调。他甚至一度直呼美国为一所“自由监狱”和“商人的学校”，“一个无钱便无法运转，自由只存在于贸易中的国度”［7］81－86。

海涅对于美国看法的转变一方面是源于其自身在文学创作和生活经历中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作为新兴的共和制国家，在它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的一些社会问题，使得欧洲文人们的美国情结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新的批判说辞。这一趋势首先由从美国归来的德裔移民作家们发起。他们以身在美国的真实经历，撰文记录在美国社会的种种遭遇，如约瑟夫·格容德(Francis Josef Grund)的《美国贵族》(Die Aristokratie in Amerika)一文就揭示了移民者在美国受到的不公待遇。对他们来说，美国只是一个享有共和体制噱头的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国家，民众并不能真正享有民主和权利。奥地利作家费尔迪南德·库尔贝尔格(Ferdinand Kürnberger)在1855年发表小说《美国疲劳》(Der Amerika－Müde)，更是直接明了地向德国人指明了一个现行的美国模式——一方面以其革命式的独立斗争成为不同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乌托邦;另一方面则是一个物质和利益观念至上、机构沦为商人工具的现实国度。对于库尔贝格来说，美国曾经享有的那些美好、正面的乌托邦图景已经化为一副反面形象展示于世人面前。［7］154－178至此，关于美国社会的种种现实问题如日益扩张的物质主义、宗教伪善、政治腐败、文化根基缺失以及人种问题等，通过不同的表征形式出现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的德语文学作品中。

对于现代德语文学爱好者来说，比较熟知的应该是卡夫卡的著名长篇小说《美国》。虽然作品也以《失踪者》为名，但这种直接引用情节发生地命名的做法显然在观众和评论家层面都获取了更大的认同感，作品自问世之日起也一再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得以阐释。对于大部分评论家来说，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是一个陌生、混沌、充满了挣扎与妥协的国度，是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在放逐与排挤的无奈中，体验着无尽苦旅的人生大舞台。虽然也有批评者指出，小说虽然以“美国”作为书名，但书写的却不是真实的美国，而只是卡夫卡用来抗拒布拉格的梦幻世界、以想象的范畴赋予小说情节的一种构造。［8］但无可否认，作家正是借用美国社会这一特殊空间来展现现代人的异化危机和人生百态。

除此以外，我们还注意到，在二战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里，美国与德语文学也有某种微妙的关系。由于法西斯的迫害，美国再次以其标榜的民主自由恢复了独立战争以来的政治声誉，充当了一些德语作家的政治避难所。托马斯·曼(Thomas Mann)、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茨威格(Stefan Zweig)、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等人均先后流亡至美国。作为庇护地的美国虽然暂时为作家们提供了栖身的场所，但大部分作家仅仅保持一种避难心境，即使是后来加入美国国籍的托马斯·曼，也对战后美国的发展表示出失望的态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德语文学作品中，有关美国图景的刻画主要集中于对城市和城市生活的展现，并以小说为主要写作体裁，其次是日记和游记。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奥地利女作家英格伯·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多次以美国作为背景，将自己小说的主人公放置其中。作为二战后首批前往美国旅行的作家之一，弗里施在其代表作如《能干的法贝尔》(Humor Faber)、《我的名字是甘腾拜恩》(Mein Name sei Gantenbein)、《施蒂勒》(Stiller)中，多次对纽约、曼哈顿等美国城市和地区进行书写，但充斥这些场景背后的，多是一种人物身份的迷失与内心世界的彷徨，以及个体生存与现代技术碰撞所产生的危机等经验现实。其次，在通俗文学领域，美国也一度成为描写对象，受到大众读者的关注。如1964年由女作家吉塞拉·富兰肯贝格(Gisela Frankenberg)所著的小说《纽约61号街》。作品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详细刻画和记录了纽约的街头场景和生活体验。作家甚至动用详细的数据，让德语读者了解到，每三分钟内的美国纽约，有一个婴儿出生，3400辆垃圾卡车通过，1400位读者使用国立图书馆，百场火灾发生以及曼哈顿种植着282万多棵大树等诸如此类的信息。［9］在这里，作者避免直接传递自己的社会观点或政治期望，而是采用纪实似的写作手法，将一个活生生的现实美国交付给读者，给予读者自行判断和反思的机会。然而，60年代末，随越战爆发和美国日渐加重的社会危机，它所蕴含的“西方共和制的始祖”［10］这一完美进步的历史政治形象终于彻底瓦解，以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为代表的一批德语作家公开表示对美国现任统治阶级的失望，认为其整个阶层都处于异常危险的境地。［11］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当代奥地利作家彼得·汉特克(Peter Handke)于1972年发表的旅行小说《为了长久告别的短信》(Der kurze Brief zum langen Abschied)。与20世纪初以来德语文学带有消极批判论调的美国图景不同，汉特克在文中隐去对于美国社会政治事件和观点的直接涉入。他通过一系列详实旅行站点的勾勒和人物旅行故事的推进，将由酒吧、商场、饭店、报亭、旅馆、电影院、公园等各类空间构筑的美国都市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文中处处充斥着现代社会强烈的消费气息并呈现为一种流动的、多变的、充满异质性和符号性的空间图像，引导和影响着人物的感知体验以及旅行经历。如下列引文所叙:“我们越靠近纽约，就有越来越多的广告字被图片所代替:巨大的冒着泡的啤酒杯、像个灯塔似的番茄酱瓶、一副画有云端飞翔的喷气式飞机的硕大无比的图片。我身边的人们吃着花生，喝着啤酒，虽然禁烟，但暗地里却一口口地吐着烟雾……”［12］美国图景在汉特克这位现代作家的笔下，具有了某种更加开放、多元的后现代特质。

四、结语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随着社会历史的进程，美国这一首先在地理意义上异于欧洲和德国的空间国度，在德语作家的文学演示中出现了阶段性的变化特征:自哥伦布远洋开启的遍地黄金、原始自然的新大陆形象，历经18、19世纪作为“革命自由”、“民主进步”精神与梦想的代名词而备受推崇，再到20世纪化作“一场可怕的噩梦”［13］153，直至多元异质的现代符号社会。这种变化体现了美国在不同阶段彰显的历史和社会意义，而借助于对美国这一他者形象的建构，德语作家们通过文学的方式，徘徊于梦想与现实、肯定与否定之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其自省意识和民族意识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本文在此仅仅采用综述的方式对德语文学中的美国图景进行梳理。在后现代艺术理念和创作手法盛行的今天，文学中的美国形象理应获得更加开放的表征空间和阐释可能。而将美国作为一种“文学化空间”进行考察，立足于现实空间的历史语境和文本空间的艺术性两个层面，来探讨美国这一特殊地理空间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中的设置与建构，其意义也许与重新考察那份珍贵的美国地图同等重要。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挑战的命题，也是空间转向视阈下对文学进行“空间性批评”的一种实践性尝试，有待进一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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