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高萍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东莞523808）

女性主义批评者皮尔森（Carol Pearson）和波朴（Katherine Pope）曾将英美文学中女英雄的追寻划分为三个阶段：“别离家园”“国王的新衣”和“寻获母亲”，每个阶段各有基础意象：“第一阶段的家园对女英雄而言是囚笼或镜子……第二阶段是揭穿不存在的父系文化的谎言……第三阶段女英雄回返家园，初欲寻父，但是最终领悟到母亲才是她渴求的目标。”［1］

把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作品《无名的裘德》中的淑称为“女英雄”不是因为她最终不幸的结局，而是因为她在短暂的“别离家园”后，就敢于公然质疑并用实际行动挑战男权社会的宗教、婚姻和法律，反对婚内妇女被合法买卖的命运，她毫不妥协地向世人揭开父系文化的虚伪外衣，同时探索尝试超越性别差异的反抗。可以说，她的抗议和挑战从公共殿堂穿透到私人床笫，而这更是代表了时代变革期新女性追求自由平等、人格独立的解放呼声。

淑被评论家称为“灵”的代码，这个有着鲜明的个性品质、较强的自我意识、在情感方面注重自身人格独立的女性形象与19世纪末期英国社会兴起的女权运动不无关系，当时的女权运动者要求打破男权社会传统对自身的束缚，争取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权利，追求自我的解放，这与淑的追求有不少相似之处。

淑是一个在时代变革期复杂多面的女性形象。哈代在1895年写给当时的女性好友弗洛伦斯·汉尼克（Florence Henniker）的信中谈到，这部小说是“淑的故事”［2］138。在哈代1912年版本的前言中，有位德国读者说淑是搞女权运动的一个典型，“都是些身材瘦小、面孔灰白的‘单身女’，都是取得知识、获得解放，而且神经极度紧张、心情异常敏感的人，都是现代社会正培养出来的，直到现在，大部分还都只是城市培养出来的；她们都承认，她们同性别的人中间，绝大多数，没有必要，把结婚当作职业来追求，没有必要，因为她们受有许可，能‘在店内’接受男人的爱，就自命高人一等：在这种女人之中，《裘德》的女主人公淑·布莱德赫是头一个在小说中得到描绘的。”［3］4哈代在跋中没有对这种观点表示明显的认同，因为淑与当时的女性主义者还是有区别的，只是在思想意识和反叛精神上有相似之处。在罗伯特（Robert Yelverton Tyrrell）把《无名的裘德》归为性和新女性的小说一类时，哈代则明显持相同的看法。“当他考虑把这部小说改编为戏剧时，他提议把标题定为‘新女性’或‘有思想的女人’。”［4］

一、弱化女性身份

淑对自由的想法源于小时候。她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和自由的分离，就拒绝传统习俗对女孩的限制，表现出她朦胧的反抗意识。长大后，她虽然知晓女性是社会公认的男性的欲望对象，但是她通过淡化自己的性别身份来抵制男人对自己的性幻想，并压制自己的性意识来保持自身的独立和自由。

从小淑就被长辈认为“太没规矩”，挽起裙子，光脚跑到水塘里，这种行为显然是不符合社会对女孩身份所要求的规范，然而她不仅这样做了，还大喊着让老姑太太躲开，称“这不是规矩人看的，别污了你的眼”。可见，她很清楚自己已经超出了女孩应有的行为规范。此外，她净做那些只有男孩才做的事，如和二十多个男孩一起溜冰，当男孩们对她喊“好哇”时，她让对方规规矩矩，不要放肆，以至长辈把她与“野小子”相提并论。

成人后，她的这种有意弱化女性身份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她说“一般人都认为，妇女应该时刻提防男人，怕的是男人对女人不怀好意，时刻想破坏她们的贞操”，但是自己却不怕男人，“男人只是从性别上讲，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所以我不怕男人，也不怕读男人写的书。”［3］151这里已经具有女性意识的淑有了自己对男人的看法，男人并不是时刻都在觊觎女人的身体，所以她也大胆地与男人呆在一起，和男人一起读书讨论。“男权制建立起来的性关系，就其社会的性质而言，是强制的和剥削性质的；在这一性关系中，性行为意味着对男性意愿的屈服。”［5］176她有意拒绝成为基督寺大学生的情人，而选择以“差不多跟两个男人一样”的身份在一起读书旅行，读到了当时女性所不能接触到的书籍。广泛地阅读也让她追求自由平等的萌芽意识得到了加强，而且通过与这个大学生“同志般”的友谊也使她获得了一种教育上的平等，这种自我教育使她在思想意识上高于当时普通平民女子。可以说，她是通过尽可能尝试超越自己性别身份所隐含的意义来从男女关系中消除性威胁，从而追求自己想要获得的自由平等。

“服装既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生理需要，也是一种体现人类社会属性的外在标记，在象征领域里是人类不同社会的文明与文化特征的一种表达……服装的意义体现着人的社会身份，构建着社会结构，并表述出了不同社会形态中的文化、种族与性别差异。”［6］在小说中，当淑从师范学院逃到裘德那里时，全身湿透的她换上裘德的衣服，面对自己挂在炉火前的衣服，她称“那不过是几件衣服，几块棉布和纱布就是了，根本没有性别的关系”［3］148。穿上男性衣服的她在房东那里成了裘德的一位男性朋友。

此时，衣服在淑眼中只是作为一种对性别界定的标签罢了，并不能把女性完全禁锢在女性身份名下应严守的社会道德规范之内。其实，她这种有意识地弱化自己女性身份的思想和行为是对男权社会里女性被赋予的社会学意义存在所进行的一种反抗，她不想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就被视为男人欲望的对象，而更愿意成为平等的伙伴。在当时，如果一个女人试图成为男人精神的对话者与伙伴，她便在某种程度上僭越了既定的性别秩序。

二、挑战不平等“契约”

哈代在小说中多次用“契约”一词来形容婚姻，反对婚姻这种形式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契约”英文为contract，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个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广泛使用的概念。英国著名法学家梅因强调契约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他把社会进步过程看作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过程。而这个在经济政治等多个领域被视为“进步”的词汇在哈代小说中则成了妇女长期的卖身契。

按照“契约”本身的含义，契约关系是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关系，签约双方要平等互利，按照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行事。但是婚姻契约却远不是所描述的这样平等互利，签约的妇女也并非被视为独立个体，与当时婚外女性作为妓女被非法买卖的性质相同，婚内的女性是作为妻子的性角色被合法买卖的。在这种契约下，女性被视为“物”被合法买卖，处于被压迫的不公平地位，不仅几乎丧失了所有人权，完全沦为丈夫的附属物，而且还要以“第二性”的角色履行契约条款内的性义务。

淑在婚前给裘德的信中就明确反对宗教上把女人视为买卖物品的态度，“按照公祷书上所载的礼文，我是新郎自动并且自主选择的，而新郎却不是我选择的，得另外有一个人替我做主，把我给他，好像我是一头草驴，或者一只母羊，或者任何别的畜类似的。哦，教会的圣徒啊，你对于女人的看法太高了。”［3］177她最后用讽刺的反语抨击宗教对女性的不平等对待。

新婚两周的淑已经开始体验契约内女人的不幸，尤其是要履行性义务，不管自己是否愿意。她开始质疑婚姻：“如果婚姻仪式真是一种神圣的事情，说这种话，可能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这种仪式只是一种肮脏龌龊的契约，只是为了管理家务、纳捐纳税的实际方便，只是为了子女继承土地财产，得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如果是这样，那我认为，一个人受了这种制度的损害，遭了这种制度的摧残，很可以把这种损害摧残说出来，甚至于还可以在房顶上大声喊出来。是不是？”［3］218

将对婚内性角色的质疑和痛苦向裘德倾诉后，淑决定要解除这种“婚内卖淫”的关系，她告诉费劳孙，他们的“这种同居就等于通奸”，当费劳孙用“不合常情”拒绝时，她坚决反击：“可是我还是非这样要求不可！家庭的法律应该照着人的脾气规定，而人的脾气应该分成多少类。如果有些人，脾气特别，那么在同样的法律之下，别人觉得舒服，他们就要觉得痛苦。”［3］231她大胆抨击不合人性的婚姻法，为保护自己的贞洁，她进而提出在道德上取消契约以获得自由。在她看来，婚姻是个人的事情，任何人、任何制度都没有权利干涉。作为一个思想解放的女性，淑成为一个男权社会的质问者和挑战者。她在完成一个反叛姿态的同时，她也选择做一个自我放逐者。

为了寻求精神上的爱，她离开了丈夫，在实质上摆脱了性角色的身份。当面对裘德时，她就明确告知对方自己虽然与他同居，但是不要发生性关系，而追求一种柏拉图式或雪莱式的爱情。然而，在公众的眼中，他们是另类，裘德不断地失去工作机会，一家人不停地搬家，颠沛流离，日渐贫困，他们被社会放逐了。虽然为了裘德的孩子小时光老人，他们有几次试图结婚，但是当时这种强调例行公事措词的誓约只是一方对另一方实施特权的法律保障，对淑而言，不会给自己带来幸福，或许还会因为其中的强制关系破坏二人的爱情，而她在教堂所见的几个婚姻场景更是击溃了她本不坚定的结婚念头，她一直抗拒这种契约。哈代在一封信中曾指出：“她害怕婚姻仪式的一个原因是她担心这将破坏她和裘德之间的信任，而这个信任会让她愉悦，而没有契约的她感到能自由地选择尽量少地让自己向对方让步。”［2］144

在小说中，淑对二人的这种试验性婚姻给予了大胆预测，“再过五十年，再过一百年”“人人都慢慢地跟咱们有同样的感觉了，咱们不过比他们稍微先进一点儿就是了”［3］298。淑深知自己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先锋者，男女之间的爱情并不一定要冠以婚姻之名的时代就在历史的不远处。正如哈代研究专家聂珍钊先生所说的，单一以对待传统婚姻观念的态度上考察，“淑是哈代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最现代最敏锐和反抗最强烈的人。”［7］

三、探求自我解放之路

一些评论家认为淑是“性冷淡”者，没有男女在一起本应有的欲望，但是笔者认为淑不是天生的缺乏欲望，而是维多利亚时代对女性严格的道德束缚以及她自身为谋求独立自由对性刻意压抑的双重作用下导致她在灵肉之间徘徊。作为生活在时代层层束缚下的“新女性”，她把性压制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来追求自身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自由解放。哈代写给埃德蒙特·古斯（Edmund Goose）的一封信中也谈到，“这部小说本身也暗示她试图通过压制自己的性需求来控制她的性。”［2］144

淑的姓“布莱德赫”（Bridehead）含有“新娘”（bride）之意，它容易使人联想到“处女期”的童贞。她的教名“淑珊纳”，意思为百合花，又指纯洁的人。正如姓名所暗示的，她的纯洁在于精神上的超脱，“智力像钻石一样放出光彩”，裘德称她为“幻影”“精灵”，正如雪莱在他的诗《心心相印》中所写的“暂凭明艳照眼的女体，托形寄迹”。她读雪莱、穆勒等人的作品，放弃对基督教的信仰，她对婚姻和传统道德有着超出常人思想的见解，并有藐视清规戒律的勇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实玛利的精神”，即反对社会习俗的精神。她在基督寺这个全国基督教气氛最浓郁的城市里买下两尊异教的雕像维纳斯和阿波罗，她敢于把《新约》撕了，并按自己的喜好做重新编排，她痛骂教会，用宗教的抽象话把《雅歌》中表现“人对人的欢乐之爱、自然之爱”的部分掩饰起来，说它是故意压抑人们追求美好情感的“骗局”。如此大胆地抨击教会，连裘德也说她的“思想真现代化”。

在爱情婚姻上，淑不顾世俗非议，与裘德自由恋爱而不结婚，希望与对方缔结一份纯净的精神盟约。她尽力在自己的生活中剔除性爱、身体，追求一种柏拉图或雪莱式的爱情，建立一个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她认为这样才能为自己的性和自由保留一块净地。在同居生活中，当裘德说她是“虚幻空灵、没有肉体的人”“几乎丝毫没有兽类的情欲”时，她表示了否认，“我这个人，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特殊”，这就暗示淑并非是完全超越肉体本能的精灵，她后来对艾拉白拉的嫉妒就泄露了她的真实内心。她只是通过压制性来寻求自我解放，因为一旦与男人有了性，就成为了男人的“第二性”，会沦为男人泄欲和繁衍后代的工具，而这与她追求自由的理想是相矛盾的。在维多利亚社会，男女关系总是被理解为性关系，同时，性被控制成公认的唯一合法关系，淑深知如果自己妥协，那么两性关系中的权力关系模式就会强加到自己身上，所以淑对性关系的拒绝体现出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她的抗拒不仅是对权力机制的反叛，也可看作是女性对这种进退两难处境的一种理性回应，淑希望通过这种举措来宣称自己对无性之爱的权利，也就是对一种即使没有婚姻也有两性关系的权利。正如约翰·古德（John Goode）所说：“这不是对自然本能的一种抵御，而是反抗被贬低为女性的一种必要的姿态。”［2］143米利特也曾表示：“贞操、冷漠、或者对性关系的某种形式的抵制，就其性质而言，就无异于是对性政治的一种‘政治的’反应……它们也可能转化为对女性的保护性的‘策略’，用来抵制男权制人身的、经济的或社会的强权。”［5］176压制自己的性是淑在当时探求自我解放的一种途径，她希望在精神伴侣的想象中确认一种平等的心灵伙伴关系。

然而，作为一个性意识并没完全消失的女性，她还是会嫉妒，这种嫉妒也导致她最终答应与裘德发生性关系。裘德虽然声称他爱这个人体化的精灵，但是当他看到机会，他就通过抱怨她“可怜的回报”来表明他无法真正做到完全排除性的本能来满足淑的爱的理想。当那个拖着孩子、怀着孕还在庙会上卖姜饼的淑再出现时，她之前那种星星般锋芒闪耀的智力已经不再，她如同当时大多数妇女一样，在为男人提供家务和性服务后从天上坠落了，淑这种屈服也预示着她探询之路的失败和两性理想的破灭。

从文本中，我们会发现淑身上蕴藏着一种大胆勇敢、试图超越传统道德、尽力追求个人解放的精神，她走过了一条逃离感情（与裘德之间）－逃离婚姻（与费劳孙之间）－寻求精神自我（通过与裘德的无性同居）的挑战之路。然而她一方面希望保持与裘德的爱情，另一方面又希望坚守自我独立的信念，她在反叛与顺从中挣扎，在短暂的愉悦与长久的自责中纠结，她不断进行自我放逐的努力还是失败了。她的不幸也在某种意义上暗示着：在当时，如果妇女想获得真正的自由解放，首先就要打破性关系才是两性之间唯一合法关系的枷锁，女性只有通过停止成为男人的性对象这种方法，才能在一定意义上获得自由，得到男人的广阔世界。

两性问题是一个穿越时空的永久话题，当今我国妇女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妇女权益也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两性关系中的一些隐形危机，不能忽视《婚姻法》执行中的一些盲点，不能忽视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女性认识误区，不能忽视父系文化建构下的女性期待对女性独立意识的消解。通过分析19世纪末期新女性淑的抗争之路，我们也能在女性生存尊严、人格独立、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权利等方面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1］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9.

［2］Boumelha Penny.Thomas hardy and women：sexual ideology and narrative form［M］.Madison Wis.：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

［3］［英］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M］.张谷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4］Blake Kathleen.Love and the women question in victorian literature［M］.Brighton：The Harvester Press Limited，1983：146.

［5］［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6］张中载，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500.

［7］聂珍钊.悲凄而刚毅的艺术家——托马斯·哈代小说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