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兰明，史 吏

(1.太原师范学院 外语系， 山西 太原 030012;2.上海外国语大学 法学院， 上海 201620)

托马斯·沃尔夫(1900—1938)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美国文坛的著名现实主义小说家。其作品选材切近生活，风格朴实奔放、抒情色彩浓郁，以暗示和象征的手法感染读者。1951年，威廉·福克纳出人意料地把沃尔夫列为当代美国作家的前茅，他自己居其次，帕索斯第三，海明威第四。福克纳对他这样的排列作了如下解释:“我把沃尔夫列为第一，因为我们都失败了，可是沃尔夫最能尽力而为，想讲的最多，因此他的失败最为杰出……我敬佩沃尔夫，因为他全力以赴，想把话都说了，甚至情愿把文体、连贯性以及所有精确的原则加以扬弃，而希望把人类心灵的所有经验，原原本本地放在一个针头上。”［1］影响颇大的《纽约时报》说:“沃尔夫才华横溢，能在看似普通的事情和平凡的人物中发掘出人类生存的价值和诗意。”［2］沃尔夫自己在创作伊始就明确表示，要像惠特曼一样书写“美国的史诗”。美国评论家则强调，沃尔夫“在处理素材的方式上是位现实主义者”［3］256。

短篇小说《虎种》就是沃尔夫现实主义风格的真实展现。

一、“纯真与邪恶”的现实背景

W.D.豪厄尔斯认为:“……现实主义只是在艺术中真实地再现生活素材，既不更多，也不更少。”即现实主义的艺术描写要客观真实，作家应该“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反映生活”，作品的文本内容与现实内容具有同构性，从而使文学具有科学真理的精确性。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沃尔夫敢于在小说中直面美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并进行深刻的思考。就像所有现实主义作家一样，文学成为分析和研究社会的手段，为人们提供特定时代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画面。现实主义作家在分析与研究社会的过程中，既会看到金钱社会中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卑劣，也会看到下层人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因此，他们对现存制度的合理性有所怀疑。他们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理想，要求维护人的尊严与价值，对由金钱孳生出的社会的恶德败行作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有的还涉及上层建筑和国家机器，触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病根。与此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情下层人民，并希望统治阶级以仁爱为怀，改善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表现出社会改良的愿望。此外，现实主义普遍关心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的生存处境问题，表现出作家对人的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怀。《虎种》就是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典范，它以深沉的笔调揭示出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问题，以主人公迪克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纯真与邪恶的巨大反差为镜子，照出了美国社会内部的深层矛盾。

在创作手法上，现实主义文学重视人与社会环境关系的描写，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现实主义作家接受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认为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主张从人物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刻画人物性格，真实地揭示人物和事件的内在联系与本质特征及发展趋势，通过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形成过程的描写，真实地展示现实生活及其本质特征，反映整个时代的风貌。《虎种》在展示美国社会种族歧视这一现实问题上，就纯粹履行了这一原则。主人公迪克性格的发展也是遵循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在种族歧视这一大背景下，自然而真实地让迪克集纯真与邪恶两种极端品性于一身，完全是现实的发展，丝毫没有夸大与做作。

《虎种》中的迪克是个勤劳俭朴、干净整洁、温文守礼的黑人，却在圣诞节那天做出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在城市的广场上枪杀了若干个人，然后来到小溪边，静待警察的到来，直至被警察枪击而亡。这样一个温文守礼的人为什么仇恨社会、报复社会呢?根本问题是美国的种族歧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黑人不仅像其他公民一样经历了社会转型的种种痛苦，而且由于肤色的缘故面临诸多困难。对进步运动时期的美国黑人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选举权不断地被剥夺、私刑空前泛滥、种族骚乱不时发生，种族隔离在南部不断加强并扩展到北部。这使得黑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陷入痛苦的境地，“经历着内战以来最恶劣的时期”。［4］188此时，进步运动并没有将黑人包括在社会改进计划之中。联邦政府不仅不给黑人“公平施政”和“新自由”，而且把种族隔离制度引入政府部门。南部各州相继制定法律，剥夺黑人的选举权，确保白人优于黑人。1890年，密西西比州率先召开了剥夺黑人选举权的制宪会议。1895年，南卡罗来纳州紧随其后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1898年，路易斯安那州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此后，各州纷纷效法，修改州宪法，剥夺黑人选举权。到1910年，北卡罗来纳、亚拉巴马、弗吉尼亚、佐治亚和俄克拉荷马州都以法律条款的方式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南部各州剥夺黑人选举权的主要措施是人头税、文化与品质测验、财产规定、祖父条款以及白人初选制。除此之外，南部各州还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使南部成为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并且也逐渐在北部得以推广。面对进步运动只照顾白人种族的利益，而黑人种族的利益日趋恶化，黑人领导层内部的斗争策略发生了变化。一批年轻的黑人知识分子、新闻媒体人士变得激进，从适应南部的种族生存环境转向政治斗争。在他们的带领之下，黑人在进步运动时期开展了争取“公平施政”和“新自由”的斗争。以杜波依斯为代表的新一代黑人决定采取新的办法来争取种族平等。他们不再妥协，而是开始战斗。他们批评在美国这片国土上仇视、毒打黑人盛行，美国公民权利的保卫者节节后退，偷窃黑人选票的工作取得了进展……美国新信条的赤裸裸的卑鄙本质就是:担心黑人，哪怕是试图站起来，怕他们这样就会变得同白人平起平坐。1905年，他们在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召开会议，制定了一个采取积极行动的纲领，要求“言论和批评自由，男公民的选举权，废除各种种族歧视的做法，承认人类皆兄弟的基本原则和尊重劳动者”［5］380。《虎种》就是在间接反映20世纪初美国的这段不寻常的历史。

二、“纯真与邪恶”的对立统一

小说开篇作者引用了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名篇《老虎》(“The Tyger”):

Tyger，tyger，burning bright

In the forests of the night，

What immortal hand or eye

Could frame thy fearful symmetry?

老虎!老虎!火一样辉煌，

烧穿了黑夜的森林和草莽，

什么样非凡的手和眼睛

能塑造你一身惊人的匀称?

《老虎》是布莱克诗集《经验之歌》中最著名的短诗。布莱克一生写了两本非常著名的诗集《天真之歌》与《经验之歌》，作者在这两本诗集中描写了人类的两种状态:一种是纯真、和谐的天真状态，一种是丑陋、邪恶的经验状态。这两种状态在诗人眼里有着丰富、深刻的内涵。“天真”诗歌是一个处于天真心境的产物，也是出于一种未被世俗所玷污的想象中的产物。“天真状态”是人类的理想状态，是欢快和纯真的象征，人人都享受着这和谐、美好的世界，在那里遍布着亲情、友情和爱情。然而，理性与道德却剥夺了人们的这种欢乐，继而坠入到邪恶的经验状态，人们变得茫然、困惑，社会变得丑陋、黑暗。布莱克认为，人本身是天真无邪的，只是资产阶级的道德伦理束缚了人的精神，使人们变得丑陋，被完全物化成世界的奴隶。他认为只有人类自己才能解放自己，人类凭借自己的创造力可以拯救自己重回到“天真状态”，而人类重回到“天真状态”的方式就是斗争。在《老虎》这首诗中，“老虎”就被诗人用来象征这种斗争性格。这种性格是从劳动、困难，特别是激烈的斗争中获得的。因此这种性格就和“经验”密切相连，不可分开。这种性格一旦形成，就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和反动势力相抗衡。这种反抗精神在他后来的诗歌中很容易找到:

The Sword sang on the barren heath，

The Sickle in the fruitful field:

The Sword he sang a song of death，

But could not make the Sickle yield.

(From“Couplets and Fragments”)

宝剑在荒凉的原野里引吭，镰刀在丰收的田地中高唱，

宝剑唱着死亡的赞歌，却无法使镰刀屈服随合!

很明显，诗中的宝剑是反动势力的象征，镰刀是反抗力量的象征，反动势力的威胁根本无法使反抗力量屈服。因此，把“老虎”解释为人的性格的凶猛、反抗的一面是合乎逻辑的，而把“老虎”解释为象征革命，则意义更加深刻。

沃尔夫借用布莱克的诗歌，在小说里隐晦地描写了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球从我身边滚走，一直滚到角落里。我正奔过去拾球，这时谢泼顿家新来的黑人男仆迪克·普罗泽刚好走过来，一把就利落地把球抓在他那大大的黑手掌里，随即扔给了我。他回过身沿着巷子走来，一面跟我们打招呼。他管我们个个都叫‘先生’，只有兰迪例外，兰迪永远是‘长官’——谢泼顿‘长官’。这种正正经经的称呼——克兰‘先生’，波特姆‘先生’，斯潘格勒‘先生’，谢泼顿‘长官’——给了我们一种大人的地位显赫、有权有势的感觉，我们听了非常高兴。”［6］332“一天，迪克开车送谢泼顿先生去城里，刚拐进广场，朗·艾弗雷特的车子杀气腾腾地在拐角上一打滑，朝迪克的车子侧面擦过来，把挡板也撞掉了。黑人像猫一样跳出车外，把东家扶了出来。谢泼顿没受伤。朗·艾弗雷特爬了出来，摇摇晃晃穿过大街，还只三点钟就喝得烂醉。他很不雅相地恶狠狠挥臂冲着黑人打去，猛击他的脸。血从黑人的扁鼻孔和厚厚的猪肝色嘴唇上滴滴答答滴下来。迪克一动没动。可是突然，他的眼白充了血，通红通红，淌着血的嘴唇翕动了一下，露出他那象牙白的牙齿。朗又揍了他。这一下正中黑人的脸;迪克的两只手稍稍抽搐了一下，但他没动。有人扭住醉鬼的衣领把他拉住，关了起来。迪克在那儿站了一阵;然后抹抹脸，转身去检查汽车损坏得怎样。现在事情过去了，但是在场的人后来都忘不了那双眼睛发红的样子。”［6］335

正是这种鲜明的等级、张狂的侮辱，激起了黑人兄弟心中潜藏的怒火，他们忍无可忍，开始用暴力的方式反抗。“这时候，内布拉斯加又在用手指尖声吹着刺耳的口哨。兰迪·谢泼顿奔过母亲身边下了台阶。她厉声喊他。他不理她，走了过来，我看到他那漂亮的瘦脸像纸一样白。他朝我看看，低声说，‘是迪克!’马上又说，‘人家说他杀了四个人’。”［6］338

面对黑人的反抗，白人用残酷的镇压来解决问题。“骑在马上的人最先赶到他那儿。他们骑上前去，包围了他，向他开枪。他朝前倒在雪地里，被子弹打得满是窟窿。他们下了马，把他翻过来，仰面朝天，其余的人全上来再把他打了不少窟窿。他们抬起尸体，在颈上绕了根绳子，挂在树上。然后，众人还用所有的子弹朝浑身窟窿的尸体上乱射一通，打得一颗也不剩。”［6］345

三、“纯真与邪恶”的创作手法

小说在表现种族歧视时，还善于用对比的手法，通过设置矛盾点来润色作品。这是沃尔夫小说的特点，也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矛盾存在于万物之中，世界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不仅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联系，而且提示事物的发展机制。矛盾显示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沃尔夫对于矛盾一词理解得相当透彻。他曾经说:“我所感觉到的生命和艺术元素似乎是一堆的矛盾，在没有找到一个事物的反面之前，我是无法明白它的。”他这种善于捕捉事物两方面的特点在他的作品中得到深刻的贯彻。比如地理上的对立:南与北，乡下与城市，美国与欧洲;人物的对立:父亲与母亲，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穷人与富人，乃至沃尔夫心目中的自己。再如书名的设置:长篇小说《天使，望故乡》暗示未来和过去，《蛛网和岩石》象征细弱和坚硬;短篇小说《火车与城市》象征动与静，《虎种》象征纯真与邪恶——作者把矛盾点放到一个黑人身上，迪克简洁淳朴，待人温文尔雅，却在圣诞节前夜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情——在广场上枪杀他人。这样的举动固然有社会种族歧视的压力，但邪恶与纯真如此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也体现出作者对世界辩证性的思考。作者在小说结尾总结道:“他来自黑暗。他是从黑暗的中心走出来的，是从未经发现而神妙莫测的南方的黑暗中心来的。他夜间来，夜间去。他是黑夜的儿子，也是黑夜的伙伴，是人类奥妙心灵的另一方面的表征，是代表夜间发生而继续存在的一切东西的一种象征，是人类邪恶无知的一种象征，是人类神秘的一种象征，是人类莫测高深的品质的一种折射，一个朋友，一个弟兄，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一个无名的恶魔，是两个世界——老虎和儿童的结合。”［6］348作者在表现一个人本身所具有的对立面的同时，也反映出作者本人的思考:本能与理性、纯真与世故、想象与现实等一系列矛盾体无一例外地统一于人自身。英国诗人布莱克曾经说，这种矛盾“表现人的灵魂的两种相反状态”，矛盾不是坏事。

在种族冲突中，白人对黑人无端地侮辱，残酷地镇压，黑人则奋起反抗。黑白冲突中，社会危机时时存在。沃尔夫用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对黑人兄弟的同情，描写了他们真挚淳朴的人性闪光点，“他刚才在念《圣经》。有时候，他跟我们讲话呜呜咽咽，几乎成了哼唧，是一种唱赞美诗的吟诵，发自深不可测的、使他心旷神怡的精神陶醉”。［6］334而正是这样淳朴的人最后铤而走险，枪击众人，只能说明是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对人的高压，使人异化。这种纯真让人陶醉，而由纯真演变的所谓“邪恶”确实令人万分痛心。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沃尔夫以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敏锐视角观察到了美国社会繁荣外表之下潜藏的社会危机，并用小说的形式把它艺术地表现出来，在揭露现实的同时，也渗透着作者对世界、人类本身的辩证思考。用“老虎和儿童”来象征纯真和邪恶，并使其完美地统一于黑人迪克的身上，这样的思考使得这篇小说不再是一篇简单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是赋予了小说更多理性、深邃的哲学意味，使小说有了更广阔的回味余地。

［1］ 孙英杰.谈托马斯·沃尔夫作品的语言风格［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2］ Margaret Wallace.Book Review ［N］.The New York Times，Oct.27，1929.

［3］ 美国小说评论集［M］.香港: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85.

［4］ 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5］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史［M］.张冰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6］ Thomas Wolfe.The Complete Short Stories of Thomas Wolfe［Z］.Edited by Francis E.Skipp.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