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琳

(扬州大学 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受西方女性主义诗学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国文坛许多女性作家的创作都表现出鲜明强烈的女性意识，尤其以90年代陈染、林白为代表，这批女性作家在“身体写作”、“双性同体”等理论影响下呈现出个人化、私语化的写作特点，甚至这一时期的文坛局面被命名为“女性狂欢节”和“女性性高潮体验”。而在女性意识激越张扬的过程中，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界在面对相继出现的问题时也开始反思性别究竟如何在女性写作中充当正确角色的问题，从而提出了“超性别写作”这一设想。在中国也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批女作家，她们注目于社会和人生，一边营造着自己同样带着女性色彩的世界时，一边不断拓展着作品世界的深度和广度，迟子建就是这样的一位作家。关于迟子建的创作，评论者多是以温情、人性等词语加以描述，但是仔细阅读其文本，我们会发现她创作风貌的广博大气、作品内容的丰富深厚，在当今文坛独树一帜，而在女性主义诗学的视野下分析其作品，其创作表现出的正是一种“超性别写作”特征。迟子建的创作比之于其他当代的女作家更多关注自然与人、社会与人，视野宽广，取材丰富，而不再是束缚于女性对自我的写作困境中。但是她的这种写作模式是不是就不存在问题，是不是就是理想的女性写作?女性作家创作中究竟如何处理性别身份?本文将一一探讨和分析这些问题。

一、迟子建“超性别写作”的理论和创作背景

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思潮中的一个极富特色和影响的流脉，女性主义诗学传入我国，对我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迅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它引入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范畴，这对中国女性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性别不再只是政治运动的热点话题，同时也成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矫正了传统文学研究中的性别盲视，文学不再只是男人的舞台。最主要的是女性主义诗学自觉采用女性性别为叙述视角，“对父权制的社会结构、文化符号、大众心理、价值观念等进行深入的挖掘，揭露、批判其性别歧视的潜藏信息”。［1］5

在性别与社会性别成为女性主义诗学的立足点和首要特色后，一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开始关注性别在女性写作中充当什么角色的问题，并各自提出了相关见解。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大师埃莱娜·肖瓦尔特将女性写作类比为文化系统中的亚文化，同时指出女性写作从“模仿”到“反抗”再到“自我发现和内省”的三个发展阶段，强调女性意识在女性写作中的重要地位。法国派以埃莱娜·西苏为代表，她颠覆男权文化的二元对立及等级制，强调身体写作的女性写作模式。而英国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拒绝“女性主义意识”的说法，要求自己处于女性无意识状态，以便自己有可能从与女性主义或男性主义的对抗中逃脱出来。她反对那种颠倒了大男子沙文主义的女性主义，拆解本质主义的性别观。美国著名的女性主义者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曾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时，提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的观点，并认为20世纪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已趋向盲目，与其他理论发展脱节，而只强调社会性别的差异严重削弱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因此应选择更宽广的评论途径。

受女性主义诗学关于女性写作理论研究的影响，中国女性文学创作也开始出现各种不同表现的女性写作模式。如早期的“无性别”写作，它主张在创作中抹杀创作主体的性别差异，是女性对既有男性文本的模仿。稍后文坛出现了女性意识张扬的“个人化”、“私语化”的身体写作，则强调女性意识在创作中的首要地位，主张最个人的才是最人类的。还有就是一种介于前两者之间的“超性别写作”，迟子建的创作就表现出这种写作特征。而除迟子建外，中国文坛还有其他一部分女性作家和批评家对于“超性别写作”有自己的见解，如王安忆在《女作家的自我》中谈到女作家如若过分强调“自我”，就容易掉进“自我”的陷阱，自赏自恋。所以王安忆理解的“超性别写作”，并不是“无性别”或“男性化”，她超越的不是自己的性别，而是性别的局限。铁凝在谈到自己的长篇小说《玫瑰门》时也表示她本人力求摆脱纯粹女性的目光，以“第三性”视角来把握女性真实的生存境况。张抗抗也曾说过，“女作家完全可以有一个广阔的天地，妇女文学这个游泳池对我们来说实在太小了”。［2］30主张女性创作要先考虑人的问题，然后才是女人的问题。还有其他学者认为“在80年代的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女权主义无法见容于一个精英艺术家的人文主义、启蒙主义文化立场。在后者看来，女权主义是一种偏狭，又是一种奢侈——它会将女性置于‘人类’之上，至少是其外:它会因之忽略了众多的、远为急迫的社会问题，它会使艺术家囿于性别的、一己的立场而无法‘超越’”。［3］65即使是以“个人化”、“私语化”写作为代表的陈染在其《超性别意识与我的创作》中也提出了“超性别意识”的观念，但她更多地强调了在性别自觉基础上的超越和兼容，认为一个作家只有把男性和女性两股力量在精神上结合在一起，才能毫无隔膜地把感情与思想完整地呈现出来。

所以根据女性主义诗学关于女性写作的探讨和中国女性作家的探索与实践，可以将“超性别写作”概括为一种超越性别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不同于“无性别写作”抹杀创作主体的性别差异，也不同于鲜明表现女性意识的写作，而是主张采用一种既不同于男性也不同于女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理解生活，关注人性。不再是只写女性自己或通过女性身体表达情感思想，以达到突破男性话语封锁、动摇正统价值观念的目的，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女性”这一单一的视角，而是将目光延伸到“人”，延伸到广袤的社会。但这并不是说“超性别写作”就意味着刻意回避女性，因为为超越而超越是虚假的，如果用别人的来代替自己的，用男性的来代替自己的，那么这种超越也不过是一种虚妄，所以要有自我的确信，即以性别意识为存在前提，同时又有忘我的境界，突破女性单一视野的困境，从而达到一种对性别的提升，对文本新价值的发现补充。

以这样的定义观照迟子建的创作，可以说是“超性别”的，因为迟子建的创作比之其他一些女性作家视野更为开阔，也较少女性隐秘心理的描绘，取材不拘于狭小的女性世界，而是将文本的触角向四面延伸，从而呈现出这种超性别写作的超越性。

二、迟子建“超性别写作”下的女性书写

在受到女性主义诗学深刻影响的当今文坛，在女性意识如此激越张扬的创作时代，描写女性命运是自然而不可逃避的，像陈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王安忆的《长恨歌》、迟子建的《树下》都是这一类作品。虽然本文讨论的是迟子建的“超性别写作”，但是并不意味着刻意回避女性刻画，完全舍弃女性视野，如同上文对“超性别写作”的定义，必要的女性描写是“超性别写作”所需要的，也是重要的一部分，关键在于表达什么样的女性观。迟子建的不同在于，她在表现女主人公时没有过多的女性隐秘心理或性感体验的描绘，没有絮叨的女性话语或场景描绘，不局限于过于私人化的女性个人感受，她的视角往往会触及周围的社会环境，所以迟子建不是简单以女性的眼光或男性的眼光来进行粗暴描述。正如崔卫平所说的“我是女性但不主义”一样，迟子建一直是以作家的身份来观照人物命运(女性或是男性)、探讨解决问题与困境的出路。

纵观迟子建的作品，很难发现那些不加节制的情感抒发，她从不夸张地渲染女性人物遭受的苦难或强烈宣泄不公的待遇，她坚持的是以平静的心态对处于传统性别观念之外的女性给予人性化的观照，使她们获得美好的心灵家园，并试图通过女性人物来反映周围的社会环境、历史环境，探究“人”的出路。《世上所有的夜晚》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文中女主人公为逃避丧夫之痛闯入了一个名叫乌塘的小镇，在那里她目睹了人世间的种种悲苦，尤其是蒋百嫂深藏多年的“秘密”对女主人公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她发现自己所经历的悲痛与他们相比是那么微不足道，从而将个人悲苦转化为对小镇居民的怜悯同情。她走出了自我，伤民众之所伤，痛民众之所痛，表现出一种近乎普度众生似的大爱。

迟子建另外一个不同点是努力营造男女两性和谐共生的局面，用她的话来讲就是:“上帝造人只有两种:男人和女人。这决定了他们必须相依相偎才能维系这个世界。宇宙间的太阳与月亮的转换可以看作是人世间男女之间所应有的关系，他们紧相衔接，不可替代，谁也别指望打倒谁。只有获得和谐，这个世界才不致于倾斜，才能维系平衡状态。”［4］85所以迟子建构建的男女两性关系是共生的，他们各司其职，虽存在矛盾、摩擦，但最终多是达成和解，并从中感受到人间至爱深情。迟子建虽然很少描写婚前恋爱的情感体验，但她却善于用疏淡的笔墨描写普通百姓间的夫妻之情，这些故事里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惊天动地，但却似春水绵远悠长，滋润人们的心田。像《清水洗尘》中因为父亲为蛇寡妇修理澡盆而与母亲有了冲突，母亲对父亲的责怪与其说是醋意倒不如说是爱意的表现，而父亲则以一种嬉皮笑脸的方式化解了矛盾。“天灶先是听见母亲的一阵埋怨声，接着便是由冷转暖的嗔怪，最后则是低低的软语了。后来软语也消失，只有清脆的撩水声传来，这种声音非常动听，使天灶的内心有一种发痒的感觉。”［5］133这样简单而舒缓的笔调立即勾勒出一幅温情的家庭画卷。除去对完整家庭的描写，迟子建还着力刻画了夫妻间一方死亡之后仍然弥漫着的情感世界:爱人离去，那么就将爱深深珍藏在心里，带着爱顽强生活下去，《亲亲土豆》就是这样一篇典型作品。小说中得了绝症的秦山，在自己即将面对死神时，不舍得徒劳花钱治病却给妻子买了一件天蓝色的软缎旗袍，让她明年夏天穿上。而妻子李爱杰在守灵时“穿着那件宝石蓝色的软缎旗袍，守着温暖的炉火和丈夫，由晨至昏，由夜半至黎明。直到了出殡的那一天，她才换下了那件旗袍”［5］117。这是怎样朴素而至真的情感，让人感动而心酸，尤其是最后从坟头滚落的土豆在一瞬间点亮了温情，实在是出彩的一笔。

所以说迟子建是不以摒弃男性话语的强势姿态来构建文本的，即使她作品中最具女性独立人格的吉喜(《逝川》)也没有因为情人胡会的抛弃而自暴自弃，她超越了自己的失落和痛苦，把小爱化成了大爱，而乡民们对她同样是怀有敬重之情的，她虽然没有成为胡会的吉喜，但她成为了大家的吉喜。可以发现，在吉喜身上，迟子建倾注的是一种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女性生存的审视和探寻，这些女性由思考人生命运而产生的感悟使她们的精神层次得到提升。还有迟子建通过《逆行精灵》中的老哑巴这个男性人物形象，强调不仅仅女性需要尊重，男人也需要尊重，在性别观念上，不应该有弱势群体。这是迟子建小说的穿透之笔，打破时间、空间的因素，对生活经验充满了审慎的思考，抛开对立思维，将普通世情覆盖下的观念呈现出来，写下了两性共同的坐标。在这里没有谁推翻谁，他们同处于一个共生的关系中。

三、迟子建“超性别写作”的自然和社会视野

上文论述了迟子建在对女性世界描写上的超性别表现，展示了她与众不同的创作视角，但是除此之外，迟子建的创作中还表现出独特的自然和社会视角，具有除了女性自我的世界外开阔的自然和社会视野。尤其是她的自然视角，可以说这是大部分女性作家很少涉及的领域，因而也是迟子建创作中最独特的一部分。

迟子建的童年是在冰天雪地的北极村度过的，那里是大自然的世界，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都是人们常常接触到的伙伴，这样的世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名利的追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村民村情也都朴实而真诚。所以在迟子建的眼中，自然是灵性的存在，万物皆有生命，人与自然是相生相依的。同时这种经历也影响了她的早期创作，她最早开始描写的对象就是大自然，喜欢描绘美丽而具有诗意的风景画卷，这种诗意的散文笔法在之后的创作中也是随处可见。正是这样的成长经历使得迟子建突破了单一的女性世界，较多的关注自然，关注人情，而广袤的北国大地又赋予迟子建自由、开朗、热情的品质，这种品质直接影响了她的文本创造力和独特的写作视角，比如迟子建小说中就有很多充满哲理的神奇动物意象。伍尔夫在谈到创造力问题时曾认为，只有自由、开放、健康的心理状态才有助于创造力的开发与成长，迟子建正是如此。

自然这一领域是她“超性别写作”的最大个人特色，也是其他女性作家很少涉及的领域。在描写自然的过程中，她善于将自然拟人化，赋予万物以生命，唱歌的青草，有思想的牛与狗，甚至还有流泪的鱼儿。她通过对人与动物关系的细腻剖析和艺术再创，来达到一种物我相融的境界。《北极村童话》中的“我”从一开始惧怕傻子狗，到后来与傻子狗成为亲密伙伴并不是偶然，而是“我”以孩子纯净的心灵感受到傻子狗对自己的情谊。在见不到“我”时，它狂躁不安，当“我”离去时，它拖着锁链“殉情”入江流。它只是曾经咬过一个人而落得终生被缚的命运，但是它依然保有对人类最忠贞的情感，让读者在酸涩的感动中体会到人与自然的融合美好。《酒鬼的鱼鹰》中能辨别人性善恶的鱼鹰，《一匹马两个人》中隐忍、忠诚的老马，它们与人类之间不论有怎样的矛盾与摩擦，却始终对人类不离不弃，从而表现出自然世界与人类情感的共鸣。她之所以如此倾心于自然，是因为她在自然中找到了人类失却了的某种东西，即人性本有的宽容与温馨，以及温存与体贴。同时她通过对田园生活与自然的美好描写，表现出对人类社会演进代价的焦虑和对现代文明的质疑，并试图从中寻找工业时代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出路。

迟子建对自然的理解不只是自然景物或动物这些物质存在，她眼中的自然“应该还包括着内涵和外延都相当神秘的‘大自然’——包括故土淳朴的风物习俗，家人和乡邻‘平庸和灿烂’的朴素生活”。［6］141所以在她多部小说中都可以看到那片白山黑水的土地文明，像腊月忙年、元宵赏灯、看秧歌、鱼汛时节捕鱼等场景，都是极具地方特色的风俗民情。

当然迟子建的“超性别写作”并不是停留于自然而止步不前，她曾这样评价过自然对她创作的真正影响，“其实在我的作品中对大自然并不是‘纵情的讴歌赞美’，相反，我往往把它处理成一种挽歌，因为大自然带给人的伤感，同它带给人的力量一样多”。［7］所以迟子建通过对自然的理解，进一步接触更为复杂而残酷的社会，以自然温情的精神来创造和反映社会的温情一面，给予人们人性关怀，给予人们生活的勇气与希望。比如她有一部分作品以写实的手法描写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其中《踏着月光的行板》通过一对来城市打工的农村小夫妻的经历，表现了社会底层结构中廉价体力的出卖者在城市夹缝中的艰难生存;《酒鬼的鱼鹰》中因为心存善念却一再受伤害的刘年，在儿子家依然处境尴尬，最终在缺失人情味的城市中无处安身回到农村，而唯一作为安慰的鱼鹰也成为了别人的盘中餐，他迷失在荒谬的生活秩序中。在描写这些苦难的底层民众时，她没有用血腥和暴力极力渲染，她曾在一次访谈中这样说过:“我觉得生活肯定是寒冷的，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来讲，从宗教意义来讲，人就是偶然抛到大地上的一粒尘埃，他注定要消失。人在宇宙是个瞬间，而宇宙是永恒的。所以人肯定会有与生俱来的苍凉感，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这个苍凉的世界上多给自己和他人一点温暖。在离去的时候，心里不至于后悔来到这个苍凉的世间一回，我相信这种力量是更强大的。”［8］

从迟子建的话语中可以体会到她心中人文关怀的真正意义在于对普通底层民众的描写上，以此体现出人道主义精神和情怀。这是在人类自身的觉醒和存在意识中体现出来的对个人生存环境、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的思考和关怀。而通过这类作品的创作，迟子建对现实的表现更为深刻、更有力度了，不再像前期作品那样的舒缓宁静，而是揭掉生活表面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现实的残酷与丑恶、凄苦与悲凉。这样迟子建的“超性别写作”特征也就更加明显化、清晰化，同时得到了更好的补充与完善。她的视角延伸到广大的民众中，无论是对矿工或其家属悲惨境遇的真实描写，还是对于底层普通百姓生活困境的描绘，都表达了作者对人性的深刻体察和有节制的悲悯情感，使她笔下的温情具有了道德批判的厚重力量和人性审视的尖锐锋芒。同时从这类作品中还可以看到迟子建对现代商品社会的盲目混乱的拒斥，对于现代都市文明的人心浮躁多变、环境喧嚣、权力的纷扰的揭露。只有超越自己的性别界限，上升到人类共同语言时，作家才能成为优秀和杰出的。而迟子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具有宽容和接纳的胸怀，表达的是人类的共同处境，容纳的是全体人类成员。

四、迟子建的“超性别写作”与理想女性写作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论述与剖析，迟子建的“超性别写作”特征跃然纸上，不管是对女性人物塑造上的独特价值关怀，还是对于朴实纯净的大自然的诗意描绘，或对于广袤复杂的社会图景的写实揭露，迟子建都坚持站在“人”的视角以有节制的情感进行创作。

而这种超性别视角也为迟子建带来了不同的创作风貌，相比同时期的女性作家，她的作品所涉及的内容更丰富，所表现的价值取向更多元化，不同于她们的精致与琐碎，迟子建既没有刻意隐藏女性作家描述中特有的细腻与温情，同时还呈现出一种广博大气的文风。在中后期创作中，迟子建开始创作史诗性的长篇小说。褪去了早期《树下》稍显稚嫩的笔法后，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一部关于游牧民族的宏大史诗的创作中，迟子建已经能够娴熟地掌握叙述节奏，将读者引入女长者的沧桑叙述与神秘的萨满文化中，表现出人类在自然与城市文明中的挣扎与矛盾。而《伪满洲国》中迟子建更是以真实历史为模板，尝试通过普通民众生活的描绘来表现不一样的“真实历史”。在这部气势恢弘的长篇历史小说里，迟子建塑造了一百多个人物形象，勾勒出宏大的历史场景，展现了普通老百姓在苦难面前的隐忍与顽强。在她剩下的几部长篇小说中《越过云层的晴朗》是一部具有独特叙述视角的作品，迟子建直接以狗的视角描绘人世百态，以狗道观照人道，以狗的忠贞善良隐忍反衬人类本有的美好人性的缺失，表现出她独特的创作灵感和创造力。如此多角度多层次的描写是当代其他女作家所没有达到的。她自己也说过，她从来不属于任何流派，她总是游离在主流之外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以温情为武器、以自然为媒介来观照人物命运对抗社会的残酷现实。

但是也应该注意到，迟子建文本中宣扬的“用温情抵御暴力”从某种角度直接削弱了文本的尖锐性与深入性，以至于有人认为她“太过深情的笔触遮蔽了人生某些残酷世相，阻碍了对人性中恶的一面更深一层的探究和揭露”。［7］虽然迟子建拒不承认自己的创作属于女性主义文学，但当我们把女性主义话语由解构、颠覆移至“两性和谐”和包容人间万物的母性文化上时，她小说中的女性色彩还是存在的。

正如本文之前对“超性别写作”进行的概括，超越性别从来不是要去否认性别，相反性别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构成了“超性别”这一视角。“超性别写作”中有种主张是女性创作要先考虑人的问题，然后才是女人的问题，这种思想隐含着精英知识分子话语，即女作家以辩证的眼光(中性的眼光)观照社会生活，同时尝试把握女性自我世界之外的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世界。但是这种主张设定了一个不分性别的新文化的理想，很少从男权的社会文化结构层面来谈论性别关系，也就是说其中暗含了某种男性前提，忽视了既有的因性别不同而存在的社会和文化差异，这样的“超性别写作”会遮蔽和抹杀女性所承受的性别困境。所以在本文看来“超性别写作”可以作为女性写作的一种新途径、新方向，但不能代替所有其他形式的写作。而且“超性别写作”也在不断的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纯然由女性眼光所观照的社会生活、强调“女性性”的写作，是女性作家对妇女自我世界的开拓，这种开拓和“超性别写作”对于女性写作的发展完善是有重要意义的。本文强调“超性别写作”是基于它可以开阔女性作家的创作空间，改变重复的作品风格以求得文本突破，同时在另一种领域、视角来对女性个体进行探究会有不一样的价值发现等方面而言。女性的主体意识并不意味着颠覆男性，而是要走出第二性的自我认同所导致的封闭、自哀自怜的女性狭小的生活空间，确立女性作为人的存在的主体地位，同时用女性自身特有的温情善良去关怀人世，做一个大写的人，来超越女性的悲剧命运。当然强烈表现女性意识的写作也是需要的，它和“超性别写作”以及其他写作模式都是女性写作的组成部分，只有当女性写作模式更多样，角度更新颖，表现更多元时，女性写作才能真正到达成熟而理想的阶段。

［1］ 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G］//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张抗抗.女人说话［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3］ 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 迟子建.听时光飞舞——迟子建随笔自选［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

［5］ 迟子建.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

［6］ 方守金.北国的精灵——迟子建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7］ 文能，迟子建.畅饮天国之水——迟子建访谈录［J］.花城，1998(1).

［8］ 迟子建.现代文明的伤怀者［J］.南方文坛，2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