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烂，刘玉平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 南充 637000)

一直以来，小说与历史就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作家常常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等作为小说题材或实或虚地进行创作。“然而文学的书写总是一个历史时代中的行为。这种特定时期的文本与该时期所特有的制约因素发生着必然的联系，如官方文化权力机构、团体、主流意识形态、民间消解方式、传播方式、文化市场、大众审美取向以及作者个人因素等等。”［1］6历史小说在当代的不同阶段便由于一些特有的制约因素的不同而明显地表现为“十七年”的政治意识形态叙述和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性叙述两种叙事倾向。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与控制以及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配合，从整体上呈现出别异于当代文学史上其他阶段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一方面，十七年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迫切需要使其政权在大众意识形态中合法化，并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控制，逐渐树立新政权的权威，革命时期要求“文学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工农大众服务”的文艺方针路线仍然影响着这一阶段的文学。与此同时，毛泽东1958年又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创作方法，“目的在于为中国作家如何以文学为政治服务提出具体途径”［2］。可见这一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参与和控制是主动、频繁而严格的。在创作上，长篇小说的创作充分地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介入对作家小说风格的影响。“阶级斗争”成为了作家组织小说情节的重要线索，展现党的光辉形象更是成为小说的基调。《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是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的代表作。另一方面，“十七年”的作家大都是伴随着革命走过来的，本身便从小接受着马克思主义与党在革命时期文艺路线的影响和熏陶，新中国的成立，更是使许多作家对未来充满希望和理想，对党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赞扬、歌颂在小说创作中有意或无意地流露，可以说，这是一个歌颂的时代。柳青是这众多作家中的一个典型，正如他所说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我的很多文艺思想上的问题，而他的出色的阶级观点分明而又热情充沛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在我自我改造的思想斗争最痛苦的时候教育了我，鼓舞了我，使我有了足够的理智和意志坚决地改造自己。这个伟大文献还生动具体地给我解决了一个基本的问题，这就是阶级观点(立场)问题和表现在作品里的思想感情问题”［3］11。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小说的文化性叙述，应该说是新历史主义小说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与“十七年”的时代环境不同的是，改革开放后，农业合作社解体，新的经济体制确立，政治对文艺的介入不再如“十七年”那样直接、细致、严格，而是以间接的方式、宽容的态度寻求文艺多元化的发展。新的文艺路线的修订也促成了历史小说创作倾向的转变，例如，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便指出“文学艺术不是直接地为政治服务，作家有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的感情、激情和表达自己思想的充分理由。”［4］这一时期的历史小说不再承载厚重的政治意识形态责任，而更多的是对商品市场经济及西方文化影响与冲击下，民族自身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的思考，《红高粱》、《活着》、《尘埃落定》等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时期历史小说的叙事倾向。例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便“没有将历史建立在几乎明文规定并被一代作家驾轻就熟的历史观念上，而对历史作了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宗法的而不是阶级的解读……在白鹿原，文化大于政治，宗法大于阶级。”［5］

其实，意识形态在文艺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那种声称自己的书写或研究是脱离了意识形态的个人行为的说法，本身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显现。”［1］8如巴赫金所说的:“哪里有符号，哪里就有意识形态。符号的意义属于整个意识形态。”［6］350八九十年代历史小说的文化性倾向并不否认其内在的意识形态性，只是相对于“十七年”的政治意识形态来说，其文化性的折射更多。下面将分别以柳青的《创业史》及陈忠实的《白鹿原》为例来探析不同时期作家是如何体现这两种不同倾向的。

一、理想人物的塑造

无论是柳青还是陈忠实，他们都分别在自己的作品《创业史》、《白鹿原》中塑造了自己的理想人物——梁生宝、朱先生和白嘉轩。所不同的是梁生宝更多的是以政治身份出现在小说中，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理想人物，而朱先生和白嘉轩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身份，是儒家文化与宗法文化的理想人物。梁生宝是社会主义合作化农村中新式农民形象，有着较高的阶级觉悟，其在小说中的党员身份，使其一言一行所表达的意义超出了个体范围，而隐含着一个更大的群体形象。无论是他为互助组买稻种，还是组织人们进山割竹子;无论是他办农业合作社，还是处理姚世杰、郭世富的阶级关系，都离不开党的领导和对党的路线方针的学习、贯彻与坚决拥护。“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不是因为有了梁生宝，村里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浪潮……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党。”［7］498梁生宝作为一个符号，正是因为代表着这个隐含的群体形象和声音，并在对这个群体形象和声音的支持与信赖下，表现出了义无反顾的决断。这个理想形象所传达的政治意识形态是鲜明的，即使在面对爱情时，也表现出了少有的理性，政治觉悟成为选择与衡量爱情的砝码。改霞进工厂被认为是“思想变咧”，而经历过苦难生活并对合作社工作积极热情向上的刘淑良，则让梁生宝觉得连同她的手和脚都是美的。梁生宝在《创业史》中被塑造成了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典型形象和理想人物。当然完全政治化的诠释《创业史》及作品中的理想人物的价值是不完整的，因为在《创业史》和梁生宝身上都饱含着柳青切实的生活体验与生命体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的深入体验是这部小说与人物形成的基础。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陈忠实塑造的两个文化形象——朱先生和白嘉轩。朱先生的关中大儒身份凝聚着浓厚的儒家文化，“今年成豆”、“牛在南面”的故事，以及禁烟苗、一人劝退二十万清军、参与赈济灾民、抢舍饭、联名请缨赴前线等等，众多的偶然性事件建构起了一个与世俗凡人不同的神话般完美的圣人形象。在白鹿原上，朱先生被人们像神一样敬仰着，以致后来他以推毁神像的举动破除人们对他的神化，告诉人们“我不是神，我是人”［8］22。他坚持过着朴素的自耕自足的小农生活，布衣粗食，修身养性。白鹿书院更是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为这位关中大儒增添了几分超脱的圣人风骨。他把自己的思想提纯到全无邪念，时刻警醒自己使思想与行为举止纯然一体，认为“君子慎独，此乃学人修身之基本”［8］19。他虽然淡泊名利，但却有济世救民、胸怀天下之心。这是一个具有完美的文化人格的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儒家文化如“白鹿”一样的美好和谐与理想。作者以逝世后幻化为白鹿的魔幻色彩结束了这个关中最后一位大儒的生命，既向我们宣示了这一完美的大儒形象的理想化与美好，以及这种理想最终的幻灭与消逝，同时也折射出儒家文化最终衰落的结局。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宗族文化，族长、族规和祠堂是宗法文化的存在形式。白嘉轩特殊的族长身份外化于言行中是他严肃、谨慎、庄重的处事风格，是他对族规的身体力行，对祠堂和祠堂事务的热诚。这是一个有着复杂的文化人格心理的人物，无论是“交农”事件、修复乡约，还是对待黑娃与长工鹿三，他都表现出了刚强、坚毅、执著与仁义;然而对小娥的成见，对白孝文饥荒时的无动于衷，对仙草临终要见百灵与孝文时的欺骗等等，却又表现了他古旧、残酷与虚伪的一面。这不是一个像朱先生一样有着完美文化人格的形象，但却是传统宗族文化理想化的代表。

二、语言及言语方式的转变

文学是一种诉诸语言表达的活动，是作家通过个人意志以不同言语方式对存在于集体中的同质的语言符号系统的组织。在文学作品中，作家的思想通过语言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进行传达，语言也因此常表现出复义与张力的特征。与此同时，从历时的角度看，不同的历史时期，语言及言语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样的意义，古代用文言表达，而今人则是以白话叙说。历史小说在十七年时期以阶级性、政治性话语来塑造形象和表达思想，通过语言与意识形态发生关系。例如:“这是积蓄着力量，准备推翻私有财产制度哩嘛!整党学习中所说的许多话，现在一步一步地实行。只有伟大的共产党才搞这个事，庄稼人自己绝不会这样搞法!”［9］213“把纸烟末装进烟口袋后，他开始从头到尾回忆今天所听到的‘马列主义’。……他要在一生中慢慢享用这些话。”［9］213“自解放到如今，咱党宣传的事情，样样都办到了。群众信服咱党!”［10］35像这样的人物心理独白和对话在小说中随处可见。而类似于王佐明与杨书记关于“互助合作与小农经济的关系”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大段大段的讨论与思辩语言及言语方式同样很多。

新时期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私人话语代替了阶级话语，语言的能指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而是对个体与文化的关注。《白鹿原》中族长、族规、祠堂的语言，建构起了宗族文化存在的文本意义;关中大儒、族长的身份语言表达了迥异于政治身份、阶级身份语言的意义而蕴含着人物深层的文化心理与人格。“耕读传家”是对传统农业文明下小农经济生活与文化的坚守，是对读书乃修身养性的非功利性的文化解读，而“文化”的最初含义正是指自然耕作，因此，文化蕴含着农业文明。“仁义”、“学为好人”、“君子慎独”等，这是对儒家文化与精神的申述;《乡约》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是用语言文字对人们言行及思想道德的规劝，也是宗法文化下对理想大同世界的语言建构，更是传统社会精神与文化心理的结合。

三、作家视野下的主题选择与情节结构

作家的创作是对现实生活材料选择与处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对作家创作观念与视野的折射，同样地，作家不同的观念与视野也在处理生活材料和作品结构性因素中折射出来。早期的陈忠实在文学观念和视野上深受柳青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几乎是潜意识的”，因此，这样的视野建构下的作品也有了许多柳青的风格。生活在社会主义农业合作社的集体化时期的柳青，其创作视野主要集中在当下的政治运动及这些运动引起的社会面貌的变化，特别是农村社会面貌与阶级关系的变化。他关注和支持农村的变革，同时也重视在作品创作中灌输新的价值观与政治意识形态。在集体化与政治化的大时代背景以及柳青个人的创作观念与视野下，《创业史》选择了合作化与社会主义农村合作社运动在农村引发的变革为主题，关注现实斗争，以阶级斗争组建情节，从而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而这个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为、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这个主题和这个题材范围的统一，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11］《创业史》的这种主题选择与情节结构也正是对柳青“意识形态视野”的折射。

陈忠实虽然在早期也曾模仿柳青进行创作，然而，在进入八九十年代，面对合作社的阶梯，面对新的经济形势与时代思潮的冲击，“他作为一个决心以文学为此后立身和视野的作家，不期然而然和必然而然地发生了‘精神和心理剥离’”［12］。从他20世纪80年代中期创作中篇小说《南袍先生》开始，他“一直紧紧盯着乡村现实生活变化的眼睛转移到了1949年以前的原上乡村，神经也由紧绷绷的状态松弛下来，由对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开始转移到对人的心理和人的命运的思考”［13］33。同样是描写农村的变革与农民在变革中的心理变化，陈忠实别异于柳青，在经过自我的剥离后，寻找到了建国前的中国乡村，以时代变革下农村宗法制度受到的冲击以及农民的文化心理的探寻为主题，通过两个家族的“明争暗斗”和不同的传家之道，来折射一个民族历史的变迁，以及历史变迁下民族文化与文化心理的思考。

［1］ 王晓路.文化批评关键词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高波.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现实主义”流变［J］.厦门大学学报，1992(2).

［3］ 柳青.毛泽东思想教导着我［G］//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4］ 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N］.人民日报，1984-12-30.

［5］ 曹文轩.重说历史——在真实与虚构之间［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1).

［6］ 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G］//巴赫金全集(中文版第二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7］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C］//牛运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长篇小说研究专集(中).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8］ 陈忠实.白鹿原［C］//陈忠实小说自选集.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

［9］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柳青.创业史(第二部)［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 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J］.延河，1963(3).

［12］邢小丽.陈忠实的“剥离”与“寻找”——读《寻找自己的句子—— ＜白鹿原 ＞ 创作手记》［J］.南方文坛，2012(2).

［13］ 陈忠实.寻找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