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文学异类婚型故事中的女性研究

2013-08-15马丽君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4期

马丽君

(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 030006)

人与异类﹙动、植物精灵﹚之间的婚恋，是世界各地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幻想故事之一。天上飞禽、林中走兽、水里游鱼等都可以幻化为美丽善良的女子，她们与贫穷的普通小伙子结婚生子，组成幸福的家庭。中国民间文学中的异类婚型故事的数量极为丰富，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1］130－139一书将这类故事列在 400—465 型，包括“丈夫寻妻”、“女郎变花”、“仙侣失踪”、“画中女”、“田螺姑娘”、“其他动物变的妻子”、“三个橘仙”、“国王和女妖”、“妻子惠美，丈夫遭殃”、“鸟丈夫”、“蛇郎”、“神蛙丈夫”，其中“三公主遇难”属301型，这些丰富的资料，对研究女性民俗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运用民间故事的文本资料从民俗角度上对女性民俗进行研究，试图发掘其民俗内涵。

一、异类婚型故事中的女性形象

﹙一﹚异类婚型中异类多为女性的原因

在异类婚型故事中，异类大多数是女性，而且往往是年轻貌美的女性，这一文学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封建男权中心社会对两性关系潜意识的反映。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的基本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因此，可以说异类婚型故事更多体现的是从生理需要出发的男性主义。文人同其他社会人一样，既有物质需要，也有心理需要。应该说，那些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民间故事作品，往往是作家超越低层次的需要，进入高层次需要直至达到超越自我境界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文人包括民间文学创作者处于落拓之境，内心的渴望受到压抑。另外，民间故事的创作是集体性的，反映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意愿。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为了得到心灵上的宣泄和满足，只能把希望幻化成一段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并将此升华为优美高尚的情感。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渗透了文人整体的人生境遇和内心理想，这些与底层民众的心理相似。文人眼中的女性，有贤淑能干的螺女、美丽温柔的蛇妻、大胆热情的龙女、坚贞执著的鬼妻等，这些都符合现实中作者的心理定位。

民俗的宣泄和补偿功能与上述心理学家的观念不谋而合，恩格斯在谈到德国的民间故事时曾经说过:民间故事“是一个农民做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2］401民间故事给人们单调而贫乏的生活以补偿。封建社会中男女之间并不是两情相悦就可自由恋爱的。男女婚恋受到众多的束缚:三媒六聘的婚俗制度、门当户对的门阀制度使大多数青年男女被婚姻边缘化，贫穷的小伙子或者落泊的书生想讨个媳妇就更是难上加难。现实中的不如意，让这些边缘化的人们开始在幻想世界里吐露自己的心迹，从而使自己的内心憧憬得到满足。于是，身边的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甚至虚构的神灵鬼怪都成了幻化的妻子形象。由于这些形象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异类婚型故事便得以流传和推广，为广大劳动人民接受和认可。

就女性本身的特性来说，女性天生具有多变的性情，因此“最毒妇人心”和“柔情似水”都成为女性的合理代名词。《白蛇传》是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创造了蛇妖幻化成美貌女子嫁给凡人许仙的传世佳话。AT分类法将蛇妻故事列为411型，根据蛇妻形象的善恶和性格特点，刘守华将蛇妻故事分为“蛇妖妻型”与“蛇贤妻型”［3］375。从蛇妻型故事看，也只有女性可以产生如此多样化的视觉感触，让人觉得亦真亦幻，却又无虚假捏造之意，试想一下，如果以男性的角色介入主题必定显得滑稽，叫人啼笑皆非。

﹙二﹚异类婚型中女性形象的类型

异类婚型故事中的女性形象类型多样，具有能动性和奇异性，内涵深刻。这类故事中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按照文化含义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1.善良淳朴的女性形象。善良是女性的美德。丁乃通将“田螺姑娘”型故事列为400C型，并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收录30多例古今异文。早在晋代，这一故事已成熟定型，《搜神后记》卷五《白水素女》中有如下记载:

后以鸡鸣出去，平早潜归，于篱外窃窥其家中，见一少女，从瓮中出，至灶下燃火。端便入门，径至瓮所视螺，但见壳，乃至灶下问之曰:“新妇从何所来，而相为炊?”女大惶惑，欲还瓮中，不能得去，答曰:“我天汉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少孤，恭谨自守，故使我权为守舍炊烹。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自当还去。而卿无故窃其窥掩。吾形已现，不宜复留，当委相去。虽然，尔后自当少差，勤于田作，鱼采治生。留此壳去，以贮米谷，常可不乏。”端请留，终不肯。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4］30

田螺姑娘为孤儿谢端执炊做饭，大胆的想象充满浓厚的农家生活情趣。值得注意的是，从谢端和邻妇的误会中得知田螺姑娘的神奇化身，又从谢端和田螺姑娘的言谈中看到美丽善良的田螺姑娘为孤儿所做的一切，不图回报，一心为孤儿谢端谋生存的便利，这样的女子，是现实生活中典型的贤妻良母的形象。唐末《原化记》中，因男主人公姓名变易，篇名改为《吴堪》，同样是白螺化身执炊的情节，不同的是白螺姑娘被窥视后与吴堪相亲相爱地生活下去了，这是作者自身美好愿望的体现。另外，中国田螺姑娘型故事的口述文本已经有百篇以上，代表性文本有福建的《田螺姑娘》和《田螺娘子》［5］、江苏的《蚌壳精》［6］、浙江的《田螺姑娘》和《蚌姑娘》［7］、四川的《螺蛳姑娘》［8］、高山族的《螺蛳变人》［9］、苗族的《孤儿和龙女》［10］等。

这些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田螺姑娘故事的流传，在体现女性善良本性的同时，更是对中华民族美德的传承，是人们追求真善美的秉性之体现。对善良的执著追求，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神话。

2.追求爱情自由的女性形象。佤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这类民间故事较多，基本讲述的是生活在龙宫中的宫女或龙女，龙王不允许她们谈恋爱，企图让她们永远与外界隔绝。一次偶然的遭遇使其逃到人间，看到凡间贫苦的小伙子生活艰难，便爱上了对方。经过重重的困难，他们最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无独有偶，仙女救夫型的民间故事也表现了女性追求爱情自由的形象。这类故事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中列为313A型，它由三个情节单元串联而成:

(1)小伙子爱上法师之女，遭到阻挠。

(2)法师出难题考验男主人公，在女主人公暗中帮助下，这些难题均被一一化解。

(3)男女主角最终逃离魔窟，回到小伙子家乡，建立起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

该类型故事流传的地域十分广泛，包括了中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大部分省份，如山东的《春旺和九仙姑》［11］和《奇怪林》［12］、河北的《变戏法的人》［13］、江苏的《蒋瓦片》［6］、湖北的《蛇女》［14］等等。从仙女救夫型的近代口头文本可以看出，它是一个着重表现女性以勇敢叛逆精神追求爱情幸福的故事。故事中的难题考验、设障逃亡等情节，具有惊险奇幻的特点，在扣人心弦的惊奇情节中洋溢着日常生活的气息，更接近现实生活，体现了年轻女子率真狂热的性情。

3.坚贞不渝的女性形象。这类故事在人鬼恋型故事中表现较为突出，故事情节大体是一个三部曲模式。

(1)男女之间有婚约在先或已成伉俪。

(2)婚姻受阻，往往是女方家长专横造成，或恩爱夫妻因社会恶势力侵入遭逢变故，女方被强权所掠而亡逝。

(3)男方掘墓开棺，女子因情复活，终成眷属;或女子鬼魂与男子相聚，借尸还魂后终成眷属。

“人鬼夫妻”型故事是把爱情放在特殊环境中经受考验。《搜神记》中的《紫玉》讲述吴王夫差之女紫玉与书生韩重的爱情故事。紫玉因韩重求婚不成郁郁而死，三年后鬼魂回归争取爱情。故事中虽然没有紫玉因情复活的情节，但她对爱情的执著，以至于以死抗争的精神，是坚贞不渝的女性形象的代表。明代传奇《牡丹亭》即是人鬼恋爱的经典。《中国古代文学中死而复生故事的主题学分析》［15］一文将此故事归结为“死而复生”文学母题类型，以“生—死—死而复生重获幸福”这一结构来诠释女性坚贞不渝追求爱情的真谛。

作为女鬼，不同于其他的异类，其出现和延续婚姻要受到一定的禁忌束缚，要付出超乎常人的代价。在浙江宁海流传的《鬼跟》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时间一长，他们有了两个儿子，一天夏夜，两个儿子在院子里乘凉。这时，望山人和女鬼抬着一桶水经过院子，月光煌亮，大儿子突然叫了起来:“哎!奇怪，阿爸有影子，姆妈怎么没有影子呢?”小儿子一看，也叫了起来:“哈哈，姆妈没影子，姆妈没影子!”儿子的话刺痛了女鬼的心，“砰”的一声，女鬼跌落在地，望山人忙去扶。哪里还扶得起?唯见女鬼跌落的地方，留下一趟清清的水。［7］665

故事的情节暗含着对女鬼命运的惋惜。女鬼毕竟不同于正常的人类，她们即便得到了美满的婚姻生活，却抵御不了受压迫、被歧视的现实境遇，她们的命运注定是多舛的，追求幸福的道路更是多灾多难的。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的故事有更大的震撼力量，更能表达她们坚贞不渝、顽强执著的品性。

二、异类婚型故事中的女性地位变迁

人类社会早期，原始先民过着群居的生活，以采集野果和狩猎为生，整个人类处于母系主导时代。上古神话中，女娲和西王母神话是先民原始宗教的反映，女神和女祖崇拜显示了女性在人类社会中做出的巨大贡献，这反映了女性地位的崇高。

然而，封建社会的女性处于极其低微的地位，《说文解字》解释“妇”字，意为“服”也，说明妇女是作为男子的附属品而存在的。而且中国古代圣人对妇女的要求不仅仅是简单的服从，还有伦理道德的修养，其核心是:妇德、妇容、妇言、妇功，要求女子不苟言笑，幽闲贞静，温良和谨，端庄贤淑。这些虽不乏合理因素，但主导精神却是对女子心灵的钳制。让我们从牛郎织女传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解读历史潮流下的女性地位。

先秦时期，牛郎织女故事是以神话的形态出现的，他们之间没有爱情情节，在《诗经·小雅·大东》中有这样的描述:

维天有汉，监亦有光。

跂彼织女，终日七襄。

虽则七襄，不成报章。

皖彼牵牛，不以服箱。

“织女”这个名字最初出现于此。西汉时候，牛郎织女已经人格化，同时他们的爱情故事已经成型，只是西汉时期存留的相关资料不是很充分。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中很完整地描述了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该诗中明显加入了男女青年爱慕思念的成分。至此，以织女为代表的传统女性形象全面显现出来，这是由“神”转向“人”的过渡。封建社会里，“男耕女织”、“锅头灶尾”、“针头线脑”、“园头地边”等说法是女性的代名词。男权社会以“女佣人”称呼来对待女性，这样，织女在先秦的女神形象也一下子就变成了普通家庭妇女的模样。这时的织女虽然还拥有女神的名分，却已经人格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尽着相夫教子的责任。

魏晋时牛郎织女的故事中加上了织女弃牛郎而去的情节，《搜神记》对牛郎织女的记载便有如此的情节描述。在那个注重门第的时代，士族阶级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差异很大，不论是文化教养还是生活习惯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等级制森严，出身寒门的人无缘高攀世家大族，这样，织女被遣返回天庭，这与魏晋时不论是世家大族还是平民百姓在联姻问题上要求门当户对、听从父母之命的大背景有直接的联系，迫于封建家长制的高压，牛郎织女被迫两分银河东西。人与仙，在那个时代，注定是天上地下的差距。

这一故事在此后一直流传于民间。现存唐代敦煌本《董永变文》在情节上复杂了许多，牛郎织女有了孩子、董永在仙人指点下找到母亲等情节都是在前代文本基础上衍生出的新的情节。明代《清平山堂话本》［16］中的《董永遇仙传》在情节安排上又有了新的变化:

1.董永出身:董永“惟务农工”，但是“少习诗文”，是个有知识的农民。

2.生活时代:“时直荒旱，井内生烟，树头生火，米粮高贵。”无奈之下，董永只能出门借钱来和父亲度日。

3.织女容貌:“月里嫦娥无比，九天仙女难描。玉容好似太真娇，万种风流绝妙。行动柳腰袅娜，秋波似水遥遥。金莲小笋生十指，羞花闭月清标。”这里的织女美貌动人，彬彬有礼，活脱脱一个大家闺秀的样子，人情味十足。

4.相见由来:董永孝心感动天帝，遂差遣织女下凡，与董永结为夫妻，并织绢以辅助其还债。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董永遇仙传》中织女神性减弱，人性骤增。她不像是来自天庭的仙女，而像普通妇女一样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故事中织女遇见董永后便向董永说“欲嫁一个好心之人，甘当伏事”。这种“甘当伏事”态度对于高高在上的女神来说是难能可贵的，这是普通妇女在家庭中所处地位的折射。这里织女的形象更加丰满和生动，完全是一个贤妻的样子。唐朝相对宽松的世风，使居家的女子有了一定的地位，可以拥有自己的思想，吐露自己的心声，并能外出交往。这是一代风气给她们的特权。

封建社会以男性的视角对女性进行定位与观照。女性是围绕着男性的各种需要而定位的，女子要遵从三从四德，按三纲五常办事，为避免与外界接触要从小裹足，丈夫死后要立牌坊死守，不生孩子会因触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教条而被休。相反，当女子盲目而执著地专一于男子时，男人反而可以明目张胆地娶回三妻四妾。封建社会塑造了畸形的女性观，压制了女性的自由。

三、异类婚型故事的文化阐释

(一)异类婚型故事的母题探究

异类婚型故事属于幻想故事之列，至于这一类型故事的母题产生的根源，可以这样来阐释:长期的生活斗争给予人们丰富的生活经验。阶级的压迫和原始民俗及信仰的遗留使得现实中的苦难民众开始追寻美好的理想。现实的残酷使得人们产生了强烈的爱憎观念，随后，幻想把现实和理想连接了起来。苦难中的人们在神灵的帮助下寻找到了幸福。这些美好的理想用民间语言艺术的形式来反映便是幻想故事。

可见，幻想故事中的幻想成分并不是凭空臆断的想象，而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又跟民间传承久远的某些古老习俗、原始信仰有关，随着时代的发展，又逐渐加入了宗教的色彩，使幻想故事不断地丰富，更添亦真亦幻的成分。

异类婚型故事系列中，有以男性为异类的，如“蛇郎”、“神蛙丈夫”，更多的则是以女性为异类，如“天鹅处女”、“田螺姑娘”、“龙女”、“蛇妻”、“虎妻”、“狐狸媳妇”、“鱼姑娘”等。在异类为女性角色的故事中，女方主动以身相许，她们温柔体贴，大度善良，贤惠能干，她们与凡人男子婚恋的原因是为了报答勤劳勇敢的小伙子，或者追慕人间的生活。这些都是劳动人民心目中贤妻良母的形象在民间故事中的再现。由于现实生活的束缚，人们不可能毫无顾忌地把美好的幻想全注入故事中，所以大多数故事又遵照现实展现出男女婚姻生活的复杂情态。如天鹅和孔雀仙女因受天戒约束不得不离开人间，蛇妻因丑陋原形被人窥视而难以在凡间立足，这都是创作受到现实的影响而不得不做出的让步。

(二)异类婚型故事内容受到道教的影响

中国本土的道教信仰也影响了异类婚型故事的母题及其类型。刘守华在《道教信仰与中国民间故事口头文学叙事》一文中指出，道教构建的这个神秘幻想世界，既是中国旧时代现实社会的投影，也是一些道教哲理的形象体现。中国民间口头传承的许多神奇幻想故事尽管故事情节变化多端，却常常受到来自道教的结构模式的支配，从而和他国故事显出巨大差异。［17］

民间故事中得道成仙的形象很多，这都是受到道教影响而使得民间故事在口传过程中母题发生变化。动植物变异幻化成女子的形象是道教影响的直接结果。民间白蛇传故事的代表《白娘子》里“修炼成仙”、“雄黄现形”、“灵芝回生”、“因果报应”等情节均受到道教思想影响。蛇妻故事的异文还有很多，大都有“修炼变人”和“采灵芝救许仙”的情节。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修炼得道可由动物精灵幻化成仙女，炼成的丹药可以使死人复活。“仙丹”和“咒符”在道教信仰中都是必不可少的神奇符号，使用这些符号的人都可具有超出凡人的能力。这些宗教信仰中的形式在民间故事中也有鲜明的反映。《白娘子》中从“现形”到“复生”再到“画符捉妖”等都是在道教活动的影响之下而添加的，增加了故事的神秘程度和虚幻性。“得道成人”是“异类成人”的根源和动力。

［1］丁乃通.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M］.北京:中华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2］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G］//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4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刘守华.从蛇妖而蛇仙——“蛇妻”故事解析［G］//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陶潜.搜神后记(第五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福建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福建卷［G］.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8.

［6］江苏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江苏卷［G］.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8.

［7］浙江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浙江卷［G］.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7.

［8］四川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四川卷［G］.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8.

［9］中华民族故事大系编委会.中华民族故事大系(第8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10］中华民族故事大系编委会.中华民族故事大系(第2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

［11］贾芝，孙剑冰.中国民间故事选［G］.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

［12］董均伦，江源.聊斋汊子［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