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玉庆，宋 儒

(1.太原大学 旅游系，山西 太原 030032;2.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位于太原市迎泽区的柳巷，东起五一路，西至解放路，南至开化寺街，北到府西街，为太原市目前最繁华的商业街区。该商业区不仅在太原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旅游观光价值。研究柳巷商业街区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促进太原市经济、社会建设，加强太原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开发，不无裨益。

一、宋代太原城市建设及其商贸活动

北宋初年，为平定北汉政权，完成全国统一，太祖、太宗两朝数次讨伐晋阳，历时十余年之久。攻灭北汉后，宋太宗赵光义焚毁晋阳，“诏壅汾河、晋祠水灌太原，堕其故城”。［1］其后，宋朝政府将并州治所迁到榆次，废晋阳、太原二县，改为平晋县。但是，对于当时的北宋政权来说，北部辽国的边患尚未解除，而太原位置险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宋太宗“虑其恃险”，尽管一时激愤毁掉了晋阳城，但也不得不认识到太原“犹为重镇”，要“屯精兵以控边部”。［2］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命潘美在汾河以东的唐明镇附近(今羊市街)修筑城墙，建设新城，从而奠定了明清乃至今天太原城的基础。

新的太原城址选在汾河以东，有着战略上的考虑。太原是抵御辽国的军事重镇，而晋阳旧城远离北部山口，又跨越汾河，交通不便，不利于御敌，因而只能选择将城址向东、向北迁移，使其处于抵御边患的第一线。自此，太原城的中心由汾河以西转向汾河之东。应该看到，太原城址的变化，虽然有统治者个人好恶在起作用，但在客观上并没有降低太原在王朝政治版图中的战略地位，反而由于城址迁移后有了更为优越的区位条件。［3］

太原在城址迁移之后迅速发展，商贸活动也繁荣起来。这一时期太原城商贸活动的繁荣，首先得益于北宋统治者实行的鼓励商业贸易政策。宋太祖即位后，就下诏减宽商税，发展商业，宋代城市中商业活动因而十分繁荣。太原作为宋朝北部边境的重要城市，自然得风气之先，商业获得了进步和发展。

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促进了太原商贸的发展。太原是煤铁之乡，加上朝廷对辽和西夏用兵的需要，冶铁业迅速发展起来。今天太原市内诸如大铁匠巷、后铁匠巷等地名就鲜活地反映出宋代太原城冶铁业的盛况。此外，太原的冶铜、纺织、制陶、酿造等手工工业素有盛名，在宋代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宋一代，太原地区生产的“大铜鉴”一度成为向朝廷贡献的供品。太原不独政治军事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地理位置亦十分优越，素以“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之利”而为人称道，在商业发达的宋代，其商贸发展自然如鱼得水。

太原商贸中心的形成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太原商贸集中在城市的南门(开远门)地区，也就是今天大南门一带。太原城的商业之所以会在这一区域率先繁荣，原因在于通往河北、山东、河南的交通要道，都在城的南面辐辏，自然大南门一带也就成了商贸活动和经济交流的枢纽。［4］从现在还留存的诸如柴市巷、米市街、菜市街、麻市街等地名来看，宋代经营米、菜、麻等日用品的“市”，在当时太原城中已经出现，而前面提到的大铁匠巷、后铁匠巷等带有手工作坊色彩的地名也都集中在这一区域。商贸中心的形成，展现出当时太原城南门一带手工业、商业、居民生活的发展状况，足见当时城市职能的增强和商贸活动的繁荣。

宋代太原城市商贸活动在开远门一带的率先繁荣，是柳巷商业区形成的起步阶段。柳巷此刻还处于太原城东门——朝曦门的附近，“乃是当时并州东门‘朝曦门’内北侧的一条南、北向的小巷，因为种植有不少柳树，取其名为‘柳巷’”。［5］柳巷附近的钟楼、鼓楼也只是城市中用于报时的建筑。这一时期太原城商贸活动是以唐明镇为中心主要向南部区域进行扩展，东部、西部、北部地区的商贸活动相对还比较滞后。个中原因，主要是宋代太原城毕竟只是在唐明镇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尚处在草创阶段，因而商业贸易的发展也只能在区位条件最好的地区得到优先的发展。而开远门一带，如前所述，是沟通太原与当时北宋政治经济中心——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地的交通枢纽，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发展速度自然也更快。就其他区域而言，太原城北部即是带有军事防御性质的三交城，地处城市防御之前沿，自然不便发展大规模的商业;东部距唐明镇较远，对其辐射作用有限;西部邻近汾河，拓展空间本就有限，因而这些区域发展商业的条件在当时都无法与太原城南部区域相提并论。北宋以后的金、元两代，太原城市商贸基本保持这一布局。

二、明代太原商业的发展和商业区域的东扩

明代将太原作为九边重镇之一，所谓“京师之安危，常视山西之治乱”，明代统治者十分重视作为山西首府的太原城的建设。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第三子朱棡受封晋王，驻守太原，统治山西。此举进一步加强了太原的战略地位，太原城的城市建设获得了迅速发展。鉴于宋代太原城规制较小，在朱棡的授意下，永成侯谢成在洪武九年(1376年)对太原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扩建，在宋代太原城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东、南、北三面进行扩展，原来的四个城门也被扩展为八个。扩建后的太原城周围24 里，高3.5 丈，比宋代太原城增大了五六倍。［6］同时，明代山西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太原府治所阳曲县衙等行政机构也相继设立在拓建后的太原城中心位置。当时的太原城，“崇墉雉堞，壮丽甲天下。昔人有锦绣太原之称”，所谓“闾巷绣错，号为雄都”。［7］在太原城整修扩展的过程中，太原商业中心也开始从宋代的大南门一带向东、北扩展，柳巷、钟楼街一带渐次成为商业区的中心，商贸活动开始活跃。

柳巷地位的提高与晋王府的选址密切相关。由于太原城西紧靠汾河，为了避免水患对王府造成的危害，晋王府选择在远离汾河且地势较高的太原城东位置，紧靠宋代太原城东城墙兴建。今天太原市区的上肖墙、下肖墙、北肖墙、南肖墙等地，即是当时晋王府的城墙所在地;今天的南华门、东华门等地，则是晋王府宫城城门的位置。在晋王府的附近，晋王的宗室子弟纷纷开府，亲兵护卫密集驻扎，今天太原市区的宁化府、方山府、大濮府、小濮府即是当年晋王宗室子孙的住地，而今天太原市的辑虎营、校尉营等地则是晋王亲兵卫队的驻扎地。由于明初藩王口含天宪、手握重兵，晋王无疑是山西的最高长官，晋王府也自然成为太原乃至山西的政治中心和枢纽，从而带动了商业中心的转移。靠近晋王府和诸行政衙署的柳巷、钟楼街一带近水楼台先得月，迅速成为都市商区。这主要表现在为了满足晋王府及周边宗室府邸、行政机构和达官显贵的日用开销，必然要求王府周边有大的商品集散和贸易场所，而当时的商贸中心在晋王府西南部的大南门一带，与王府相距较远。为此，晋王府在王府与大南门商业中心之间设置了一处专为达官贵人服务的商店，即晋府店(今钟楼街和羊市街的交界处)。此举将大南门一带与柳巷一带连为一体，将柳巷纳入到大南门一带商业活动的范围中，商业的触角开始向柳巷一带延伸和扩展。晋王府及周边府邸中的达官显贵的消费需求不仅巨大，而且多样，加之政治特权的影响，更加刺激了商贸的繁荣，许多日后享有盛名的商铺、字号，都是在满足王府消费需求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比如后来著名的“宁化府”醋，最初就是为满足宁化王府的食醋需要而产生的。晋王府的兴建和晋府店的设立，成为柳巷商业区东扩过程中的关键一步。

另外，在柳巷、钟楼街一带，集中了当时太原城内几处比较大的寺庙，如大钟寺、开化寺、古关帝庙(位于校尉营)等，这些寺庙都在明代以前就已兴修，随着晋王府的兴建和太原城市规模的扩展处在了城市的中心位置。在中国古代，寺庙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和娱乐场所，因此每逢重大节日，庙会、唱戏等娱神活动蓬勃开展，吸引了大量的居民参加，这些活动自然而然成为城市居民购置商品、互通有无的平台，“寺”的发展带动了“市”的繁荣。后来，开化寺、大钟寺这些寺庙名称逐渐演变成了开化市、大中市这样的市场名称，商业中心也就从城市的南部逐渐向柳巷、开化寺一带进行转移。

太原商贸中心向柳巷、开化寺一带转移的同时，大南门(迎泽门)一带的商贸活动并未就此终结，其仍然是重要的商业区，当时位于迎泽门一带的府城南关颇为繁盛，清道光年间《阳曲县志》记载:“旧志，南关在故明时□□殷阜，人文蔚起，大坊绰楔充斥街衢，有‘蔽天光，发地脉’之谣”。大南门一带的继续繁荣表明，这一时期柳巷一带商业的繁荣是在宋代南部商业区域基础上的扩展，柳巷凭借其接近政治中心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南部的商业，南部自宋代以来就十分繁荣的商贸活动则成为柳巷商业区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二者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关系。

三、清代太原城市布局的变化和柳巷商业区的形成

清代太原城的总体布局基本维持了明代的格局。所不同的是，顺治六年(1649年)，清政府在城西南营建了南北长60 丈、东西长161 丈7 尺的所谓满洲城。满洲城，顾名思义，是专门供满洲人生活的区域，不允许汉族居民在其区域内活动。另外，由于王朝更迭，昔日晋王府的风光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顺治三年(1646年)四月十二日夜，晋王府失火，王府内所有宫殿和建筑化为灰烬。清雍正、乾隆年间，清政府在晋王府废墟上修建拥有4000 余间营房的军营，驻扎绿营兵，时称“精骑营”。满洲城的兴建和精骑营的驻扎是清代太原城市布局中的重大变化，而这两次变化促成了柳巷商业区的雏形。

由于满洲城的建立，原来迎泽门一带的居民和商业、手工业经营也需要向东北方向迁移。精骑营驻扎军队，于是原晋王府周边多被征为军事用地，促使行政衙署、居民建筑和商业、手工业活动向军事用地的西南方，也就是柳巷一带迁移。这样太原城市的商业布局更加集中，从而加速了迎泽门一带的商业区域与明代形成的柳巷、钟楼街一带的商业区域连为一体，东到当时的桥头街，西到在宋代就已比较繁荣的柴市、麻市、羊市一带，南到大南门、米市街一带，北到当时县前街，形成了以柳巷为中心的商业街区雏形。

清代中期是柳巷商业区最终形成时期。道光《阳曲县志》卷二《舆地图下》载，“省垣民居比栉，铺业麟排，需用繁多，百工之事，终岁无休息时”，又描述“(大钟)寺内及东西街货列五都，商贾云集，踞街巷之胜”。当时的柳巷、钟楼街一带，商贾云集，形成了活牛市、羊市、米市、靴巷、帽儿巷等有专门商行分布的街巷。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经营有道的巨商，如乾隆年间阳曲县的巨商王绳中，因经商迅速致富，曾将100 万两白银献给皇帝，被称为“百万绳中”。［8］

四、晚清社会变革与柳巷商业区的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太原商业在遭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冲击的同时，也迎来了洋火、洋灯等舶来商品，当时太原的商业中，以“洋货业为最发达的行业”。这些变化使柳巷商业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逐渐走向了近代化，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获得提高。当然，作为地处内陆的城市，太原不可能在社会巨变的第一时间就受到欧风美雨的洗礼，因而这种变化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

这一时期柳巷商业区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外地商贾大量涌入。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整体发展，区域经济联系也日益密切，作为太原城的商业区，柳巷迎来了大量外地商贾。这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天津商人黄厚甫开办的华泰厚服装店，天津乐仁堂药店的太原分店，河北贾氏兄弟创办的双合成糕点店等。特别是1907年正太铁路通车之后，太原交通条件获得巨大改善，外地商贾纷至沓来。今天，在柳巷地区，依然能够看到华泰厚、双合成、稻香村等历史悠久的店铺。

第二，经营商品种类繁多。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商品生产的繁荣。这一时期的柳巷商业区一改当年“所为皆日用寻常，无新奇精巧之技”的状况，商业区内经营的商品种类十分丰富。区域内分布有宏顺德、大隆祥、庆记等绸缎庄，大兴茂、志成、福利生、庆华源、履华新、亨升久等鞋店，中华、中德、顺天立等药店，老香村、双合成、六味斋等副食品店，福泰诚等珠宝店。这些商店经营的商品，品种齐全，质量上乘。其中，亨升久鞋店位于靴巷，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由寿阳人梁晋亨创办，相传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太后逃至太原时曾大量购买该店生产的“武备鞋”，并赐名“回京鞋”，亨升久由此生意大振。

第三，商业区功能日益齐备。这一时期，柳巷商业区的功能得到丰富，不再仅是单纯从事商品交换和贸易的场所，增添了货币信贷、休闲娱乐等多方面的功能，餐饮服务业也大量出现。柳巷饭店、饭铺较多，著名的如清和园、永寿亨、认一力、景胜园等，这些饭店以经营山西面食为主，成为太原市民休闲、会客的重要场所。由于山西票号的发展，近代金融业滥觞于此。柳巷商品经济的繁荣刺激了以货币信贷、资金融通为主要业务的金融业的发展，各类当铺、钱庄大量出现。1902年，经岑春煊奏准，清政府在活牛市街设立晋泰官钱局，除办理藩库收支外，还办理银钱兑现，也办理一些官商存贷业务。

晚清之际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带动了商品经济的繁荣，使柳巷商业区在清代前中期格局基本确立的基础上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商业区内的商品经营活动日益活跃，对外联系日益密切，商业区的功能也得到了开拓，餐饮服务和金融汇兑等具有时代特征的经济活动开始出现并获得发展。柳巷商业区的发展带动了太原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据民国初年统计，太原城内有银行、钱庄、金银首饰、绸布、茶叶、药店、粮食、干鲜果品、糕点、杂货、煤油、纺织、电气、机器面粉、烟酒等商家店铺460 多家，经济贸易十分繁荣，从而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的重要商业城市。［9］

柳巷商业区的形成与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宋代以来太原城市发展的缩影。现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太原城市布局又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南移西进，北展东扩的城市发展格局，对柳巷商业区形成了日益强烈的冲击和挑战。尽管如此，作为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太原城市的商业中心，柳巷商业区历经千年的发展变迁、兴衰起落，必将长久地留存在太原城市发展的历史记忆中。

［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3.

［3］张慧芝.宋代太原城址的迁移及其地理意义［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18(3).

［4］臧筱珊.宋明清代太原城的形成和布局［J］.城市规划，1983(6).

［5］孟繁仁.宋元时期的锦绣太原城［J］.晋阳学刊，2001(6).

［6］石凌虚，康玉庆，崔锁龙.太原史略［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

［7］李培谦.阳曲县志［O］.清道光23年刻本.

［8］张会林.青龙古镇［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

［9］王社教.明清时期太原城市的发展［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3(5).

［10］康玉庆.太原历史文化［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