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 梅

(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北京100089)

有关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爱情的话题在阿拉伯文学中是比较常见的题材，埃及小说家法特希·厄尼姆()的长篇小说《舒卜拉来的姑娘》()则从人性救赎的角度着手，对不同宗教如何对话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舒卜拉来的姑娘》由两个故事交织组成:开篇讲述女主人公——生于埃及长于埃及的意大利人玛丽娅·桑德鲁，她的孙子凯利姆因加入伊斯兰教极端组织被捕入狱，他因祖母信仰天主教而对她心生隔阂。玛丽娅将自己以前的日记拿给他看，希望通过自己与丈夫(也叫凯利姆)的故事让孙子明白道理。于是引出第二个故事——玛丽娅对青年时代的回忆:20世纪30、40年代，桑德鲁先生作为埃及王公贵族女眷的理发师，向往荣华富贵，不惜利用天生丽质的女儿玛丽娅达成目的。玛丽娅在纸醉金迷的上层社会应酬交际，内心逐渐感到迷茫孤独、无所寄托。她拒绝和意大利纨绔子弟托尼结婚，导致父亲气绝身亡，从此家道衰落。与穆斯林青年凯利姆的相遇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随着两人的接触加深，她在凯利姆面前毫无保留地对自己堕落的过去作了忏悔，凯利姆的宽容和接纳改变了她的消极心态。两人突破阻隔，最终结合。小说最后又回到第一个故事，玛丽娅病危弥留之际，孙子凯利姆去探望她，祖孙之间的亲情溶解了所有隔阂。

玛丽娅在大起大落的生活中经历了酸甜苦辣，她对信仰的思考逐渐加深，从凯利姆那里了解伊斯兰教后，她内心又发生激烈斗争。在凯利姆的帮助下，她最终解开困惑，对自己和家族所信奉的天主教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信仰的理解也更加成熟。

小说的叙述者“我”(孙子凯利姆的大学同学)在讲述玛丽娅与凯利姆的故事之前，表示“玛丽娅的故事没什么稀奇的，我要讲的故事在任何一个女孩身上都有可能发生”［1］15。作者认为玛丽娅的经历具有普遍性，所有女孩都有可能面临她所遭遇的信仰上和情感上的困惑。小说讲述的不仅是玛丽娅的个人心路历程，也是人面对人生困境时艰难求脱的过程。小说从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角度思考了信仰问题。

一

玛丽娅虽有亲人、爱人和朋友，但她并不快乐。桑德鲁先生渴望荣耀，将唯一的儿子马里奥(玛丽娅的哥哥)送至罗马参军，结果爱子战死他乡，他痛惜不已，但强烈的虚荣心竟让他在人前将巨大的悲痛化为虚伪的自豪。他继续攀附荣华富贵，不惜以女儿为诱饵来达到目的。玛丽娅的母亲玛蒂尔达鄙视丈夫不择手段，但除了口头泄愤之外别无他法。玛丽娅在成长中，得不到父母的关心和重视，活在对父母争吵的恐惧之中。父亲设计的新颖发型让玛丽娅在舞会上成功地吸引了埃及国王的注意，从此她跻身上流社会，在埃及纸醉金迷的意大利社交圈中交际应酬，先与意大利贵族青年托尼交往，后又被迫和好友的丈夫科斯塔秘密约会。在这两段关系中，玛丽娅丝毫感受不到真正的爱情。男方明显处于强势地位，处处掌握主动权，而她在物质上依附于他们，只是他们的附属品。更让她难过的是:他们从不了解也不关心她的所思所想，她经常感到压抑恐慌，极度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她拒绝和托尼结婚，导致父亲气绝身亡，从此家道衰落。出于经济利益她与埃及纨绔子弟交际，虽然他们大多是科普特的基督徒，但她仍感觉与他们格格不入，认为他们与托尼一样浅薄乏味。玛丽娅的女伴们嫉妒她的美貌，不满她吸引了很多男性的目光，不怀好意地调侃她。在这世上，玛丽娅竟然找不到一个人对之倾诉，她感到“一种愤怒、叛逆的情绪缠绕着她”，感到“生活就是一场骗局，没有什么东西有意义……一切都如浮云般虚幻”［1］79。以上不是玛丽娅一个人特殊的悲惨经历，周围的环境都是如此。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相互憎恶反感，而相同社会阶层的人们却又相互攀比防范。桑德鲁夫妇和比德鲁是相识多年的好友，但双方一直心怀戒备、彼此猜忌、相互利用。桑德鲁先生在王宫中春风得意之日，手下、邻里和顾客对他低声下气、阿谀奉承，而当桑德鲁先生病入膏肓之时，这些人却都弃他而去，躲之唯恐不及。“人们不再重视理解，没有利益驱使他们相互认识彼此接近，他们只关心维持动物般存在的需求，除此之外，他们毫不犹豫地把一切践踏于脚下，丝毫不考虑它们的价值。”［1］13

人之间的表面关系已如此脆弱无情，更不用说信仰层面的交流与理解，不少人对宗教的认识一知半解，甚至极其肤浅。玛丽娅和凯利姆相识不久后，两人交谈时凯利姆问玛丽娅是否对伊斯兰教有所了解，玛丽娅回答说:“你们能娶四个，能休妻。一句话，女人就像仆人。”［1］102显然，在基督徒玛丽娅眼里，伊斯兰教仅仅等同于多妻制，成了妇女地位低下的代名词。对伊斯兰教的这种肤浅理解，既反映出一种无知，也体现了一种偏见。玛丽娅父亲去世后家境衰败，生活上的艰难让她越发觉得无所依靠，这时她不自觉地生发出一个念头:要是嫁给凯利姆该怎样呢?但她随即迅速打消了这一念头:“我怎么能把自己交给那种人呢?!伪信徒!他的信仰来自未开化的贝都因人生活的沙漠，非法、恶毒、贪婪的宗教!”［1］113何况她周围的人都说:“穆斯林一眨眼的工夫就能把妻子休掉，他能中断主所缔结的(关系)，他感觉自己就像在反映主的意志，还没等女人反应过来，就把她从生活中逐出，一休了事。”［1］117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视婚姻为神圣的制度，认为男女的结合是上帝的创造和恩赐。因此，在坚守着有效婚姻不可拆散信条的基督徒看来，穆斯林当着证人口述三次“休妻”即可奏效的离婚方式是不负责任和不可接受的。玛丽娅的女伴尼娜在丈夫移情别恋之后常跟富有的埃及穆斯林青年出去享乐，并图谋他们的钱财;而在背地里，她还向玛丽娅恶评他们“根本不懂感情，是一群淫荡的动物，朝三暮四，虚伪粗俗”［1］132。其实，尼娜交往的穆斯林青年是埃及的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可她把对他们的厌恶扩及所有穆斯林男性，这显然体现了以偏概全的偏见。

在这样一个缺乏关爱的环境里，玛丽娅内心逐渐感到迷茫孤独、无所寄托。她多次在无助时前往教堂祈祷，祈求主让她免受苦难。然而她的愿望没有实现，似乎主正是要让她经受磨难，在救赎的道路上不断自省、艰难求索。当她对人性有了更多理解时，也就丰富和深刻了人类的精神存在。

二

在贪婪中焦虑、在欲望中堕落、在游戏中迷失的人，只有爱能够救赎自己。厄尼姆在小说中表达了一种爱的理想，这种爱的理想来源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化中的博爱精神，体现为人性交流的渴望。

爱情是人类至高至纯至美的情感体验，是男女之间相互吸引的最强烈形式。外表、年龄、种族、阶层甚至信仰等因素都不足以阻碍真挚爱情的萌发和结果。与穆斯林青年凯利姆的相遇成为玛丽娅人生的转折点，她觉得凯利姆对待她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更关心她的内心世界。因此，她爱上了凯利姆，但考虑到两人信仰不同，且对世俗的成见有所顾忌，她试图将爱情藏匿心头，不愿或者不敢承认自己的情感。随着两人的接触加深，她在凯利姆面前突破了心理障碍，毫无保留地对自己颓废消沉的过去作了忏悔;而此前她几经挣扎，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在教堂里向神父忏悔。凯利姆的宽容和接纳改变了她的消极心态，同时凯利姆也从玛丽娅对他的爱中感受到了被人需要的幸福，“仿佛自己获得重生”，因为自他出生时给母亲带来欢乐后，再没有人对他的存在如此重视［1］127。心灵上彼此需要的两个人决定突破教堂和世俗的阻隔，为了爱情而结合。玛丽娅老年时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

我读过《古兰经》，请相信我，直到了解了伊斯兰教，我才理解了自己的基督教。基督教是我的一部分，当我在教堂之外结婚时，我独自一人在主面前面对自己的命运。然而这种面对单靠我一人是不行的。虽然我们孤立无援，但我们对得住自己的良心。我的心被一个关心我的人的声音抚慰，他真诚地想帮助我，我能感觉到他对我情真意切，他倾听我向他倾诉自己的窘境和懦弱。这个人就是凯利姆……［1］14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提到先知穆罕默德娶埃及科普特女子玛丽娅()为妻这个伊斯兰教传说。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也叫玛丽娅，虽非科普特人，但也是基督徒，并与穆斯林结合，得到丈夫对她作为基督徒的接纳。这也许是对上述伊斯兰教传说的隐喻性戏仿。

亲情是亲人之间存在的互相关爱、彼此牵挂、相互付出的美好感情，血脉相连的亲缘关系也许是世上最牢固的情感，信仰的分歧也不足以使之动摇。小说中另一条主线讲述玛丽娅与孙子凯利姆关系的变化。虽然凯利姆祖孙姓名相同，但这个十五岁的少年与祖父的思想大相径庭:凯利姆的父亲在1973年“十月战争”中丧生，凯利姆认为是以色列犹太人的子弹杀死了父亲，为了替父亲报仇，作为阿拉伯穆斯林的他立志与一切穆斯林及伊斯兰教的敌人斗争，最终因加入伊斯兰极端组织而被捕入狱。他听别人说祖母是意大利人，是天主教徒，遂与祖母断绝关系。玛丽娅认为孙子的信仰不是她从丈夫那里了解的伊斯兰教，因而始终不放弃感化孙子的努力。她托人将自己以前的日记带到监狱给孙子看，希望通过自己与丈夫的故事让他明白道理，然而孤僻倔强的孙子凯利姆拒绝阅读祖母的日记。年迈的玛丽娅想起丈夫生命垂危时的情景，她用基督教的方式、也用伊斯兰教的方式为他祈祷。在她看来，“当我们为了心爱的人、为了即将离开肉体的灵魂向上天迫切地祈求帮助的时候，对上天的渴求超越了一切宗教仪式，也比所有宗教教义更强大”［1］153。玛丽娅弥留之际请求见孙子最后一面，凯利姆见到病危的祖母时不禁潸然泪下，祖孙之间的血脉亲情终于溶解了一切宗教隔阂。“凯利姆爱他的祖母，这种爱战胜了曾让他纠缠不已的一切政治思想和宗教观念。祖母和孙子之间的爱与正确的宗教感受绝不冲突。”［1］159玛丽娅看到与她丈夫容貌酷似的孙子，感觉丈夫仿佛再一次回到她身边。她对孙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真正的美在我们心里，你祖父曾对我说‘听从你的心，玛丽娅’。这才是伊斯兰教。我不会教导你，但我要对你说‘听从你的心’。”［1］157-158这里的“心”指的就是人性之善，祖母是在告诫孙子运用心智独立思考，不要受他人极端思想的蛊惑，不要迷失人生方向。

孙子凯利姆对祖母深深的爱也触动了“我”内心被世态炎凉所压抑的情感，并“暂时忘却这座城市的疯狂”，沉浸在找到“宝藏”的喜悦和兴奋当中。玛丽娅去世后，到教堂为她守灵祈祷的穆斯林比基督徒还多，他们不认识玛丽娅，但“重要的是祈祷，生者为死者祈祷，死者为生者祈祷”①。玛丽娅的遗体被运到夫家的墓地——穆斯林墓地，按照伊斯兰教礼仪下葬，并由教长诵读《古兰经》。作者写道:“那是通往一神的路。在死去的那一刻，在离开尘世的那一刻，人与造物主的联系穿越了所有宗教仪式和宗教制度。”［1］159玛丽娅在生命结束时，也走完了人性救赎的道路。凯利姆的爱情让玛丽娅在恐慌无助时得到救赎，玛丽娅的亲情让孙子在自闭憎恨中得到救赎，人们在爱的启示下逐渐获得人性的救赎，这是一条光明而又艰难的道路。

三

小说的另一个重点是思考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小说开篇叙事者“我”在杂乱无章的街道上走着，“行进十分困难，每一步都陷进坑里或踩到乱扔的垃圾和石子。人们愁眉不展，摩肩接踵。公共汽车停在路中间，上下车的乘客像在战场上一样，没有理智，没有理解。一群没有理智的人与另一群没有理智的人互不相让，谁也不愿对别人谦让一下挪个身子，没人愿意等待，也没人愿意相信他人。等待有什么用?凭什么去相信别人?”正是这样一群人，“高喊着宣传伊斯兰教的口号，就像他们挤向拥挤的公共汽车一样;对他们来说，那只不过是挤出困境或者希望挤出去，但却进入了另一个困境，而他们却以为脱离了困境。”［1］12作者这段话表明，宣扬激进宗教观的人们，以为单凭宗教信仰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走出生存的困境。但这种做法不仅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而且会导致另一个困境的产生，即不同宗教间冲突的困境。因为每一个宗教都宣称自己是真宗教，只有自己的宗教才是拯救之道。小说最后，总检察长对“我”说:“这个世界是混乱的:天主教祖母有个极端的穆斯林孙子;报纸上的新闻里，穆斯林杀穆斯林，基督徒杀基督徒，穆斯林打基督徒，基督徒打穆斯林，犹太人打所有人。这个世界丧失理智了，这无疑是世界末日的信号。”［1］154“我”也在主人公玛丽娅去世后感慨道:“《金字塔报》首页的讣告栏中，埃及人和意大利人的名字写在一起，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名字写在一起。头版刊载了犹太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相互斗争的消息和图片。我自问:人为什么要先于上天做裁决，人为什么要用爱上天为幌子为自己尘世的作为辩解?为什么人类要以其宣称信奉的一神、一主的名义打得头破血流?”［1］158

同为一神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排他性，在各自宗教传统的经典和教义中也有印证。例如:伊斯兰教教义中五个基本信条之首是“信安拉，相信安拉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恩养者和唯一主宰”;基督教排他论者最重视的两段经文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使徒行传》，4:12)和“基督和彼列有什么相和呢?”(《哥林多后书》，6:15)［1］272-2811962—1965年的梵二会议②十分重视世界诸宗教难题，其声明更加开放，但仍旧是对托勒密式神学的陈述，只在旧理论上增加辅助理论，依然毫无疑问地假定只有在基督里并通过教会才能获得拯救。排他论唯我独尊、拒绝对话、闭关自守的信仰态度是各大宗教的传统立场或正统观念，这种立场属于宗教信仰的本质特征，假如某种宗教不宣称拥有终极的、唯一的真理，那它可能会丧失其教徒的笃信。印度当代杰出神学家、哲学家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指出，排他论者注定对他人的信仰持傲慢、轻蔑和不宽容的态度，同时这种态度又是建立在“朴素认识论”和“简单的形式逻辑”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朴素的虔诚的傲慢”让不同信仰的人之间难以理解、互不妥协，从而在实际生活中产生一些棘手的世俗问题。此外，还有一些神职人员对宗教教义和信条理解错误，或故意断章取义，以此维护自身利益。作为宗教教义传播者和宗教戒律维护者，神职人员在信徒中的地位和影响不言而喻，如果他们对信徒进行了误导或蛊惑，其后果令人担忧。

宗教保守势力不仅在宗教理论层面坚定地维护排他论的正统立场，对于实际生活中不同宗教间的分歧也十分敏感，在处理相关世俗问题时固守自己的宗教信条，认为不同宗教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无法解决的。小说中神父鲁兰祖和玛丽娅的爱人凯利姆有这样一段对话:

鲁:凯利姆先生，我们认为婚姻是缔结在天上的盟约，主让男女结合是为了生命的延续，这种延续以孩子的形式体现。男女结合并不是为了尘世的情感或身体的欲望。孩子和婚姻是一回事，婚姻就是责任、义务和不断的付出。我问你，你结婚后不想要孩子吗?

凯(笑):正相反，要没有至少一打孩子，我母亲是不会满意的。

鲁:那你就会面临一打问题和责任，问题会非常复杂。孩子们在成长中为母亲和父亲的宗教感到困惑。你会说孩子们是穆斯林，因为他们继承父亲的信仰，没有一个选择母亲的信仰，穆斯林不会背离伊斯兰教。而我们也不会背离基督教。玛丽娅是天主教基督徒，我们不承认她背离基督教。她的孩子将在母亲和父亲的信仰中彷徨，你为什么要让孩子们遭受如此困苦?是什么让你为了尘世欲望的结合造成这样的危机?如果一个孩子选择了母亲的宗教怎么办?你不能因为你不愿意或你的教法不接受就忽视这种可能。法律不允许这样。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孩子选择了母亲信仰的基督教，移民到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然后改了名字，甚至放弃了埃及国籍和阿拉伯属性。如果他们的双亲都是基督徒或都是穆斯林，他们便不会经历这样残酷的境遇，就会留在祖国，保留国籍，不会顾此失彼。相信我，凯利姆先生，建立在不同信仰上的婚姻，无助于拉近宗教间关系，而可能适得其反……［1］142

毋庸置疑，鲁兰祖神父指出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结合后面临的问题确实存在，不同信仰的信徒之间结合往往会产生类似问题。像三大天启宗教这样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宗教信仰，是构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和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并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支配着民众的精神、心理、文化、伦理、习俗、礼仪等各个方面的生活。从当前社会发展状况来看，传统宗教遇到双重难题，既有宗教自身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产生的问题，又有来自外部影响形成的问题。信仰不同宗教的民族都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在内外挑战和冲击下，如何既保持自身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同时又进行必要的自我调节、自我变革，以适应社会生活中的现代化、世俗化和全球化，并与异己信仰或异己文化和谐相处。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宗教人士，也与信教的普通民众百姓息息相关。

人在社会中生活，不可能孤立独处，必须要面对他者。在埃及，穆斯林和基督徒互为他者。不同宗教的对话归结起来就是一个“爱”字，真诚、纯洁的爱，包含了爱情、亲情、友情等一切人间真情的博爱。也许这看似平凡普通，然而我们的生活不正是由这许许多多平常的部分组成吗?正如小说开篇所强调的:“主将最深刻的道理寓于人的平常生活中，有时候还表现得很浅显。”［1］15正是源自人性深处的爱，让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之间的对话与共处成为可能，小说即从人性交流的角度探讨了宗教对话的问题。

一个国家，多种宗教，这是一个既定的事实。宗教之间应该如何相处，是摆在每个生活在多元社会的信徒面前的重要问题。玛丽娅和凯利姆决定结婚，面对来自教堂的压力，凯利姆亲自登门拜访神父鲁兰祖，希望和他交流并寻求理解。神父向他列举了不同宗教信仰的人结婚后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凯利姆平静地听着，知道神父用心良苦，“是为了保护玛丽娅，试图把她留在教堂，避免因与穆斯林结婚而受苦”。但他不赞同神父逃避问题的态度，他认为“人相互需要，人应该和他人在一起，在他人中间生活，这是我们面对事情的起点。人之相处，并不必然导致难题和危机。正确的起点是人与人之间真诚的相处。宗教的产生，就是为了让人们真诚相处”，“人类应该关注的是彼此需要，彼此了解，彼此为邻，不同民族互助友爱”［1］144-145。凯利姆认为首先应该认清现实、正视问题，只有真诚地面对面交流，才可能解决问题。埃及社会不乏开明人士，他们既认识到不同宗教间存在的隔阂，更认识到与他者友好共处的重要性，并明确反对因为各自信仰上的分歧争得头破血流，并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

的确，由于绝对化的真理观发自宗教信仰的本性，宗教多元论是世界各大传统宗教曾不愿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对本宗教是唯一的真宗教这个传统假设发起挑战。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已变成相互沟通的统一体，人类不同宗教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英国当代杰出的宗教哲学家、宗教多元论代表人物约翰·希克(John Hick)就此指出:“当今社会，这个问题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许多大城市都有数以百计的清真寺、寺庙、谒师所、犹太会堂和禅定中心，去那里的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犹太教徒、佛教徒、巴哈伊教徒、儒教徒和道教徒构成了宗教实践群体的重要成员。让基督徒和其他宗教信仰的人都接受宗教多元性，这种接受不仅成为社会事实而且成为宗教事实，这样的时刻已经到来，甚至早就到来了。”［2］这样，如何解释、应对不同宗教在真理问题上存在的诸多矛盾或冲突的主张，便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人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的存在，而不是抱着消极心态逃避问题。

清楚地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之后，就要分析问题的症结并思考解决的办法。世界各大传统宗教的主要分歧之一是所信奉的神灵各不相同。但也有教徒提出这样的假设:神性实在是同一的。小说在开篇点明主人公玛丽娅虽是普通人，生活在自己既平凡又特殊的小世界，然而在内心深处她和所有人都一样，都对至高无上的造物主怀有敬畏。她在经历过内心长时间的痛苦挣扎与思考之后，对宗教有了更深的理解:“嫁给凯利姆并没有使我改变对天主教的感情，现在我不想在教堂的忏悔椅上忏悔，而要对人类忏悔。所有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让我们面对自己。宗教不是我们的避难所，不是让我们沉默不语，也不是宣传工具。”［1］14可以说，玛丽娅能有这样深刻的领悟得益于凯利姆，当她为神父和母亲有关信仰的说教伤神苦恼时，凯利姆告诉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主与穆斯林的主是一样的，主是唯一的。而且凯利姆建议结婚后玛丽娅保留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在他看来，教堂和清真寺是敬同主的两个不同场所。凯利姆的这种观念容易让人联想起约翰·希克的比喻:“彩虹是由地球大气折射成的壮丽彩带的太阳光，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隐喻，把人类不同的宗教文化解释为对神性之光(divine light)的折射。”［3］263其实，早在公元13世纪，伊斯兰教苏菲派就产生了丰富的多元论思想，这一思想的杰出代表首推鲁米(Jalal al-Din Rumi)，他曾说:“印度教徒做印度教徒的事，印度达罗毗荼的穆斯林做他们自己的事。这些都是可赞可行。崇拜中所荣耀的不是我而是崇拜者!不同的灯，相同的光。”［3］292这永恒的神性之光，就是爱。

宗教对话的前提之一是找到信仰共识，对神性实在同一的共识无疑有助于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进行宗教对话。此外，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基督教在宗教典故与渊源方面也存在不少相似之处。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同发源于古代近东，二者中出现近缘现象不难理解。“《古兰经》汇集了相邻民族和地区的许多文化遗产，特别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圣经》新、旧约中许多传说、神话、语言等。从亚当夏娃到诺亚方舟的故事，从亚伯拉罕父子到摩西、大卫、所罗门以及耶稣与玛利亚的故事，在《古兰经》中都以一种简洁明快的风格被叙述、被加工。因此，《古兰经》是对近东一带文化成果、宗教遗产的认可、总结与融汇。”［4］同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某些宗教礼仪也比较相似。除此之外，《古兰经》中有三章强调了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紧密关系，分别是第三章“仪姆兰的家属”、第五章“筵席”、第十九章“麦尔彦”。《古兰经》中还有主张不同宗教和平共处的经文，例如:“对于宗教，绝无强迫。”(《黄牛章》，第256节)“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使你们互相认识。”(《寝室章》，第13节)“信道者、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星教徒，凡信真主和末日，并且行善的，将来在主那里必得享受自己的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黄牛章》，第62节)无疑，宗教层面的这种同源性、相似性，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开展对话提供了神学上的支撑。

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世界亚洲研究信息中心对本文的资助。

注释:

①此处的“生”与“死”是从通俗意义上而言。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中，人结束现世生活，还有来世。

②1962年10月—1965年12月，罗马天主教会在梵蒂冈召开的第二届大公会议(Second Vatican Council)，简称“梵二会议”。

［1］法特希·厄尼姆，舒卜拉来的姑娘［M］.开罗:新月出版社，1986.

［2］约翰·希克.上帝与信仰的世界［M］.王志成，朱彩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张志刚.宗教学是什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薛庆国.阿拉伯文学大花园［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