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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主体身份与话语权的建构:论詹姆斯·凯尔曼的《多么晚啊,多么晚》

2013-08-15石梅芳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3年3期
关键词:语言英语

石梅芳

(河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300401)

自1994年小说《多么晚啊,多么晚》获得布克奖以来,苏格兰小说家詹姆斯·凯尔曼(James Kelman,1946-)一直是英国最有争议性的作家之一。这种争议主要集中在这部获奖作品“充斥着难懂的格拉斯哥方言和粗话”[1],“情节压抑沉闷,完全缺乏吸引力”[1],挑战了中产阶级审美趣味,引起了保守的作家、评论家的不满,而被称为可读性差的文体试验。朱莉娅·纽伯格(Julia Neuberger)、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等人是凯尔曼的主要批判者。艾米斯批评他“滥用口语中的粗话”损害了文学艺术的严肃审美目的,詹金斯甚至给凯尔曼扣上了“没文化的野蛮人”的帽子,将他的创作斥为“文学汪达尔主义”①。但后者的话恰恰证实了凯尔曼一贯批判的“精英”审美观对教育、文学等领域审美标准的控制。正如凯尔曼的维护者罗伯特·温德(Robert Winder)所言,“凯尔曼举起大锤击碎了文明的文学语言的膝盖骨”,必然会遭遇持中产阶级立场的评论家的抨击,但其创作的意义堪比“圣经被翻译成本土方言”[2]。

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工人阶级小说的一部分,凯尔曼的作品关注后工业时代城市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着重表现下层民众与中产阶级主流价值观的冲突。学者伊恩·布朗(Ian Brown)、玛丽·麦格林(Mary McGlynn)等人敏锐地察觉了凯尔曼的作品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性。他拒绝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上诗意地俯视城市下层群体的生活,决心重新发掘工人阶级的话语权,打破中产阶级审美趣味对文学艺术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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