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翀

尽管“五四”已经变成了20世纪历史的一部分而回归历史，但它对于20世纪的中国是有巨大意义的。由于它曾有过的辉煌，今天仍吸引我们再度循着它的轨迹行进探究。中国古老的文化在注入了基督教文化特质、在接受西方文化带来的信息之同时，面临着一次变革其传统文化结构或扩大其内在涵盖的机遇和选择，反映了中国百年屈辱的昨天的奋斗和挣扎。“五四现代性”启蒙和救亡的二元结构提供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前提。平等博爱思想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这种思想得到“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的普遍认同和创造性改造。在他们的笔下，基督伟大的博爱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表现出了丰富的内涵。恩格斯说“基督教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1］基督教把人们在普遍堕落中“罪在自己”这一普遍流行的感觉，明白地表现为每人的罪孽意识。同时，基督教又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大家渴求摆脱堕落世界，获取内心得救，获取思想安慰，提供了人人易解的形式，从而营构一个充满博爱的温馨世界。他山之石，可以燃薪。林徽因的特殊性就在于敢于正视人与生存境遇的“缺陷”，这种正视和省悟，为她创作注入了“人”的特质——尽管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艰辛，但仍然愿意背对着黑暗，面向着光明，让阴影留在身后。她探索前行的脚步没有仅停留在“启蒙”上，而是“走向超越世俗，企及灵魂的深处，进而迈向超验世界层面，展示了超前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