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富有

扈从诗作为中国古代应制文学的一种样式,大多反映帝王巡幸征驾等方面的内容。元上都扈从诗人大多是来自内地的汉族知识分子和其他地区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他们对蒙古族人民生活与精神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体现出了多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多元文化上的接受、认同与融合。这些扈从官员和文人学士往来于大都和上都之间及驻跸上都期间创作的诗歌，多为亲身所见所感，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和史料性，为我们提供了那个时代蒙古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和生存环境的第一手资料,表现了蒙古民族热爱生活、崇尚自然、勤劳坚韧、乐观豪迈的民族性格和积极进取、英雄崇拜的民族精神及心理，成为后世研究元上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珍贵的文献资料。

元上都的多元经济选择。元上都地区传统的经济形态是畜牧业，大多数扈从诗人从内地来到这里，对迥然不同于内地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给予了热切关注，用诗歌的形式保留了其生产生活情状：“行人烟际来，牛羊雨中牧”；“土风不解重鱼鸟”；“东邻西舍唯烹羊”，都是当地人民生活情态、饮食习惯、民间习俗的具体写照。还有许多诗记录了元上都地区的繁盛商业活动。而“层薨复阁接青冥，金色浮图七宝楹”，则描述了元上都建筑业的辉煌成就；“织翠辔长撵孔雀，镂金鞍重嵌文犀”，形容了装饰华丽的生活用品。这说明，元代上都地区呈现着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事实。其重大意义还在于：贯穿于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在元代，至少在上都地区得到矫正。

元上都地区的气候与地理条件不很适合农业生产，但随着城市发展和内地人口大量到来产生的食物需要，迫使农业逐渐进入这一地区。许有壬《上都十咏》中提到的农作物有芦菔、白菜、荞麦等，其他诗人作品中也涉及到黍、粟等作物。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元上都地区农业生产的基本状况：规模有限、作物种类少，产量受到限制。但农业作为一种经济形态，丰富了上都地区的多元经济活动，此后农业在这一地区产生的生态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此外，狩猎经济作为游牧民族传统经济的补偿，在王恽的《飞豹行》、柳贯的《还次桓州》、萨都剌的《上京杂咏》等诗中都有描绘。

元上都的多元宗教。通过扈从诗能形象具体地反映出当时真实的宗教生态：上都地区的本土宗教是萨满教，吴莱的《北方巫者降神歌》展示了萨满教降神活动的场景，突出了这一宗教多神信仰的特点。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地位崇高，袁桷描写的“御榻惟经帙，宫炉独篆香”，体现了佛教对元代最高统治者的影响；杨允孚的“百戏游城又及时，西方佛子阅宏规”，描绘的则是佛教在上都城市生活中的广泛存在。当时，还有众多道士扈从皇帝来到上都，马祖常的《崇真宫西梨花》、许有壬的《代祀寿宁宫二首》等，延续了中国古代文人与宗教人士往来唱和的传统，反映出当时道教影响之广。其他如伊斯兰教、景教当时在上都活动也很活跃，儒学地位逐渐恢复并受到重视，这在扈从诗中也有反映，并可从中看出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基本持公允、公正的态度，给各种宗教生存、发展提供了相对公平的环境，也使多元宗教在碰撞中相互影响、交流，为多元宗教文化奠定了基础。

元上都的多元文化生活。姑且不论上都扈从诗人群体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多样性，仅其创作态度而言，各族扈从诗人在作品中将蒙古语称为“国语”，是对蒙古族文化作为元代官方文化认可的印证，体现了这些诗人对元政权、对蒙古族为主体统治者所建立国家的文化认同。

一个都城中的宫廷宴饮、百姓生活，往往最能体现一个地区的文化风尚和传统。诗人杨允孚、袁桷等的诗歌都记录过元上都的宫廷宴饮，特别是对蒙古族传统宴饮“诈马宴”相关细节的描述。从其他诗中还可看出，元上都的贵族们并不排斥来自于其他地区、民族的美好事物，“宫衣新尚高丽样，方领过腰半臂裁”，就反映出高丽服饰在当时上都宫廷中颇受追捧。而从诗人们对元上都多样建筑风格的宫殿、来自各地的交通工具以及人们衣食住行的描述中，都能看到多元文化并存的特点。

上都流行的艺术种类丰富、活动频繁。歌舞主要有白翎雀歌、敕勒歌、十六天魔舞等。其中的十六天魔舞，具有浓郁的西域文化和宗教文化相融合的特点，而杨允孚在诗注中记载的“千官至御天门，俱下马徒行；独至尊骑马直入，前有教坊舞女引导，且歌且舞，舞出‘天下太平’字样，至玉阶乃止”，又不难发现汉文化的烙印。上都地区流行的音乐白翎雀歌，则源自内地的竹枝词。

上都的文化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这些文化产生的地域上看，有源自于上都地区的本土文化，也有源自中原、西域的外来文化；从活动参与者的角度上看，有以普通百姓为主体的，有以宫廷贵族为主体的，还有贵族培养的专业演艺人员，杨允孚诗歌注释就有对政府管理的演艺人员参与表演的具体记述；从活动的功能上，娱乐、教化、政治庆典或宗教活动等各擅其长；从活动内容类别上看，宗教文化、世俗文化交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