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宋：列国体制下的存在

从本质上看，宋代只不过是残唐五代的延续。之所以没有短命而亡，只是因为宋太祖断绝了武人专政的传统，才建立了一个国祚长久的宋代。

宋代的文化和社会经济的确和唐代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又有许多可见的延续性。因此，中国近古的历史究竟是延续还是断裂，就成为历史学家辩论的课题了。我们有时候拿宋代当做近代中国的开始，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第一个正面提出宋代的现代性这个问题，到今天还在许多学术讨论会上辩论不休。

在宋代中国的外围，有辽金元，有吐蕃、南诏、西夏、高丽，还有南方许多小国家和海外的日本，这许多政治共同体并不归属于一个大的天下系统，宋代皇帝并不是天子，也不是“天可汗”。

在列国环伺之中生活，宋代中国必须尊重一定的国际关系以及规律。当然，中国人自己以为是天下的共主，那也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幻想而已。反而，中国必须不断地向辽人、金人进贡，甚至于也必须向疆域很小的西夏年年送上丝帛。

宋代的经济却是十分的发达。东方和南方的海外贸易为宋人赚取无数的财富，甚至于中国和北方的西夏、辽国之间，也有转口贸易的利润——将南方海外的香料转运给北方，让它们再进一步转运到欧洲。海外贸易的兴盛刺激了中国的内部生产，宋代的冶铁数量在当时整个世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其他如制造瓷器、丝绸、茶叶、酒类以及各种工艺品，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也是惊人的。也因为这些缘故，宋代面对强大的北方敌国可以用金钱和丝帛换取和平。而在完全失去北方以后，偏安在南边的南宋，地方小了，人口少了，生活条件居然比过去还好。

宋代的中央政府管理体系多头分权，效率并不很高。但是，宋代没有贵族，皇室和后族基本上都不参与政治，政府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组成的。文官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但是，宋代整体讲起来，并不是效率很好的政府。整个宋代有那么多著名的文人和思想家，可是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政治家。政府内部党争不断，许多贤达之士就在党争之中冲销了彼此的贡献，甚至于因此而牺牲了。宋代并没有管制思想，也没有官方钦定的理论，可是那么多思想家的自由竞争，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像西方启蒙时代一样的风气。

宋代的士大夫都出自民间，可是，政府的决策却不一定反映民间的实际情形。因此，如前讲过的政治体制的神经中枢和回馈系统的问题，在宋代一样存在。只是问题的所在，不是回馈和交流的断裂，而是在多种回馈之间神经中枢找不到有效的应对措施。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上，这样的现象是相当奇特的。相对而言，宋代的地方层次，包括州县甚至于乡里和家族，都有比较大的自主权，这一权力往往是掌握在一些士大夫或地方豪强手里。毋宁说，宋代是一个复合体，包括许多较小的自主单位。

相对于汉唐两个朝代，宋代不是弱，也不是贫，而是无效率。小民百姓在他们所属的单位之中不见得有真正的自由和权利，可是他们可能享有小群体对个人的照顾。比如说，家族有族规，小区有社约，其中最主要的条件，就是给小区或社群的成员一定的约束，也有一定的保护。

这些条件放在一起，也许就使得宋代的散漫，居然变成了它的另一种优势。

明：皇权独尊

朱元璋击败群雄后兴师北伐，从蒙古人手里取回了中国的本部，又建立了汉人王朝。明太祖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起家取得天下，他自己觉得像汉高祖，因此，明代的体制有不少是仿照汉制，可是也有它自己的特色。比如，像锦衣卫这种以太监组成的特务机构就是汉代没有的。

明代重新建立一个文官系统，仿照汉代的察举制在各处罗致国子监监生，担任中央和地方的职务。明代恢复了科举制度，从秀才一直到进士，三个阶段连续考试，晋用考生中成绩最好的考生。可明代科举制和汉唐甚至宋代的制度都不太一样，它有明文规定各地的配额，尤其是划分南榜、北榜的政策，使得南方考生不会超过北方太多。各个州县也有一定的配额，即使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县，也会有人才被录取。这个安排，显然是为了取得各地的代表在政府之中担任职务。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一个政府的效率高低，既取决于神经中枢的效率，也取决于地方回馈给中央的讯息周全和准确与否。明代设计的这种科举制度，相当于今天民主制度选民意代表，普遍地能在全国各处都有替当地发言的人物。

明代的中央政府，本来也是有内阁和各部，上面一个宰相，皇帝只是委任宰相办事而已。可是朱元璋不太信任人，同时并起的伙伴，不管文臣武将，到了晚年几乎被诛杀一空。当然，朱元璋也废除了宰相，自己直接管辖六部。这种制度，神经中枢必定相当空虚，因为一个人不可能顾全所有的国事。

到了明成祖时代，用了一批官职不高的读书人担任他的内阁学士，用今天的话讲是组建了一套秘书班子。这些人有起草诏书、替他先阅读奏章以及做摘要的任务，但决定权在皇帝自己。于是，内阁首辅慢慢成了真正的宰相。

此外，从明成祖开始，皇帝信任宦官，任命他们担任内外的特使职务，在外监军的都是宦官，他们也管理各种属于皇室的财政单位。对内，慢慢地皇帝不太信任已经成为宰相的内阁学士，在宫内就设立了任用宦官的内廷秘书处，也就是所谓的司礼监，由司礼监的太监在内廷替皇帝读奏章、写诏书。

这两批人基本上都没有制度上的权力，但是他们代表了皇权。明代皇权独尊，超越过去的汉唐和宋代。明廷的臣子，皇帝要杀就杀，要打就打，全无尊严可言。这样的一个中央神经系统，其实是不健全的。即使有相当周延的讯息回馈系统，两大系统之间配不上套也不行。皇帝自己就设了以宦官为主的情报网——锦衣卫和东厂，直接刺探民情、监督官员。

明代科举以考核举子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为主，但是朱元璋最讨厌孟子，认为孟子“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观念不利于君主专制。因此，明代科举所用的四书五经是挑选过的简本，删除了许多不利于皇权的章节。经典的解释，也以朱子的注疏为主，以保证纲常不变。这样子选取的举子，对皇帝只有效忠，不敢怀疑。

儒家思想的僵化，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以至于王阳明想要重新解释儒家，却不能与官学的系统对抗。

因此，不论是文官制度、考试制度还是兵制，明代的设计都是为了巩固皇权，不容许其他的力量来挑战政府的权力。在中国历史上，明代和继承明制的清代，都可说是几千年专制政权演化到最强大、最集中的时期。皇帝牢牢地掌握住了国家机器，不管文臣武将，都没人可以从皇帝手上夺下权力，可是皇帝权力却沦落到宦官手中。

明代儒生的风气，各位可以从《儒林外史》看到一些讽刺的故事，一个本来有崇高理想的儒家系统，在明代变成了伺候专制皇帝的工具。宋明理学强调君臣伦理，也强调内在道德修养，但是士子对于真正的经世济民的方法，却没有学习的机会，更没有发展的可能。于是，“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他们读书读得迂腐，对于百姓的生活、国家的安危，反而使不上气力。

明代亡于流寇，这个大规模的叛乱也是因为民不聊生，其特性和过去王莽时代的铜马、赤眉，东汉的黄巾、唐代的黄巢其实是一样的。

中国王朝的覆灭，不是经过内乱就是经过外患。王朝掌握的资源和管理的方式，在治世和乱世其实并无太大差别，治世可以抵抗得了外患，也不发生内乱，乱世却是外患内乱相寻而至。其情形都是因为百姓日子过不下去，而官方不知如何改进，往往又因为外患而加赋、加税，使得百姓日子更难过。政府不知道在乱事刚刚萌芽时就采取适当措施，当然是因为信息反馈的系统出了问题，也可能因为神经系统不知道怎么应付反馈的信息。明代的例子最为清楚。蒙古的威胁始终没有消除，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变”就是一个不该发生的外患，明帝国几乎因此覆亡。